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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5 11: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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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书法艺术的高峰期与颜真卿
三 盛唐气象:张旭与怀素狂草
所谓“盛唐气象”,导源于宋人严羽《沧浪诗话》称道李白、杜甫 “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12]。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书法与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而其实,唐代人论诗之“盛唐气象”多称李白,而较少称杜甫,与李白齐名的有王维、元稹、白居易等,这与唐以后对唐的当时状况应该是有差异的。就拿书法来说,盛唐时名气最大的是张旭与李白,前者有杜甫《饮中八仙歌》佐证,后者有“李白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佐证。稍晚则有颜真卿与怀素,这以李白《怀素上人草书歌》佐证。张旭、怀素这种与李白一样目空一切渺视成法充满强烈自信心的艺术创造,才真正是“盛唐气象”的表征。对这种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盛唐文学艺术高峰的认知,与具有理性倾向的宋以后的认知是有所不同的。
1、并为百代则的张旭
张旭(约675—759),吳郡昆山人,初仕常熟县尉,后至左率府长史,世称“张长史”。其母陆氏是初唐名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故其楷书《郎官石柱记》颇有虞氏家法。开元间,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称为“吳中四士”。贺知章不仅是诗人,也是草书名家,有代表作《孝经》传世。在长安,又与贺知章、李白、李琎等结为“酒中八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名句歌颂传奇人物张旭外,后来还有一首《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乃是回忆旧友张旭的诗。诗云: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杨公拂箧笥,舒卷忘寝食。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13]
杜甫诗中所谓“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是把张旭为与张芝、王羲之并称为百代典则式的人物的。李白、颜真卿、吳道子皆以张旭为师,唐文宗曾下诏把张旭的字、李白的诗、裴旻的剑合称为“世之三绝”。到了盛唐,书法家的身份和书法活动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张旭作为一个诗人和低级文化官员,其书法行为与国子监和弘文馆这种皇家馆阁公务毫无关系,他获得了文化艺术行为最大的自由度。可见,开元、天宝间张旭作为文人书法家其书名是朝野复盖的,他是引领一个新时代书坛的大师。
熊秉明曾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认为唐代书法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是追求客观规律的古典主义,一是表现个人的浪漫主义。他认为张旭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说:“张旭是中国书书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创造的狂草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若更自由,文字将不可辨读,书法也就成了抽象点泼的绘画了。”以儒家的、理性的的文艺价值观来治艺术史,是宋以后一千年来的主流。因之,对张旭狂草价值的评价,是与唐代的当时评价是有差异的,这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杜甫当年就告诫我们记载评价张旭书法时,要“不独观酒德”,要看到“百代则”、“东吳精”这样的重要意义。这个“百代则”到底是什么呢?中唐诗僧皎然《张伯高草书歌》一诗进一步阐发道:“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张旭存世墨迹《古诗四帖》虽有争议,但与西安碑林保存宋嘉祐三年(1058)摹刻上石的《肚痛帖》还是神肖的。由是观之,张旭草书与钟繇、王羲之以来所有草书最大的不同就是“先贤草律”,而张旭“草狂”。张旭在结字上最大限度的夸张变形,达到一个几乎不能辨识的极限,这与张芝在《淳化阁帖》上的《冠合“先贤草律”的地方,便是多用侧锋以取势,破了中锋用笔的古法。而这一切技术上的创变,这种迅疾如雷酒后颠狂的“须臾变态”,都是“皆自我”的表现。张旭草书引起了当时和后世的热烈讨论,其本身也证明了其艺术史价值。张旭的书法创作实践,和这种书法不是写字而是用艺术表现“皆自我”的归纳,包括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所总结的“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的缘情表现论,不仅是对隋和唐初书法技术论的否定,也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和美学足以自傲的高度。这种酒颠中当众挥毫满纸云烟颇有行为艺术特征的张旭狂草,被熊秉明称为“世界造型艺术史上是一奇迹”的说法,是比较艺术学的重要结论。
2、狂来轻世界的怀素
唐代狂草“颠张”之后便是“狂素”。朱关田考证,怀素(737—?)大约出于禅宗青原一脉,是喜欢大啖酒肉不守戒律的狂僧。怀素的书法不仅普及于湖南七郡百姓家,而且也是亚相徐浩、尚书颜真卿等名公大臣的座上客。传世《怀素自叙帖》即抄录了大历年间张渭、卢象、王邕、朱逵、李舟、许瑶、戴叔伦、窦臮、钱起诸名家赠怀素的诗,分形似、机格、疾速、愚劣等四项对其书法加以评述赞誉,如同当年杜甫、高适、李颀对张旭的称颂一样,从一个侧面证明怀素狂草是盛、中唐时代的又一个热点与高峰。
李白《草书歌行》赞颂“少年上人”怀素称:“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这不仅指明,怀素草书是与王羲之、张芝、张旭可以并称的,而且与张旭有所不同。而这个“不师古”的“此义”是什么呢?清人刘熙载《艺概》说得很精辟:
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遣。[14]
熊秉明认为:“在技法上,怀素受到张旭狂草的启发,但是在精神上可以说是相背驰的。张旭草书是热情澎湃的倾吐,怀素的草书是排除情感的、抽象的、玄意的挥扫。”[15]他进而在书法和禅宗的艺术哲学立场上分析“颠张”与“醉素”。他认为怀素在技法上的不同点是“笔触细瘦”,“在纸上少有顿压,反映出情感上没有高潮和低潮,又反映出和外在世界拒绝做密切接触,对生活现实维持一个距离,只在这距离上冷观世界。”我认为,这应该说的是宗教情感对世俗情感的超越,而並非“情感上没有高潮和低潮”。否则,《怀素自叙帖》长卷由平静渐入迭荡起伏,由舒缓转入疾速变幻,有时一行五、六字,有时一行一字,前后数处疏密聚散可谓高潮迭起,给人千奇百怪的视觉变化的现象,便无法解释了。较之张旭,怀素确实“笔触细瘦”,这是因为张旭多用侧锋铺毫行笔顿挫故点画肥,而怀素用硬笔裹毫中锋使转快掠而点画瘦。用“肥”、“瘦”评旭、素的看法是和黄庭坚在《山谷题跋》里看法是一致的。[16]
熊秉明再从技法的第二个特征“运笔迅速”来分析,认为“怀素似乎用了作字的迅速来表现书法的反书法特质的”,“只是纯速度,没有抑扬顿挫,笔锋似乎要从才写成的点画中逃开去,逃出文字的束缚、牵绊、沾染”。这种分析饶有趣味,是对宗教与艺术本质上相矛盾的调侃,这也许就是在出世与入世中纠结中“狂来轻世界”的常态。无论其艺术哲学的解释如何,《怀素自叙帖》给我们所呈现的“迅疾骇人”的时间与空间的变奏,足让我们惊诧莫名感会无方叹为观止!
某些论家对于怀素这种“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反书法”创作状态似乎无法圆满解释,往往标榜其小草《苦笋帖》、《论书帖》、《食鱼帖》为经典,力图寻找它与传统的锲合点。
其实,草书是一个与楷书形体差异很大的符号系统,它最初出现的动因是简便速记,然后在张芝“一笔书”和王献之的推动下,至张旭与怀素狂草的出现与繁衍,使书法最终脱离实用而成为纯艺术,它有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发展脉络,但为历代书法史的撰写所忽略。在盛、中唐与张旭、怀素同时代有两位草书大家,一个是贺知章(659—744),一个是孙过庭(646~691)。这二人皆写小草,前者传世有《孝经》,后者传世有《书谱》,虽是杰作,但均在东晋二王范围之内。盛、中唐以后,追随张旭、怀素以草书名世者甚夥,可惜传世作品阙如,但如高闲(唐宣宗时人),从仅存的大草《千文残卷》,则可见旭、素遗风面目一新。但到宋、明,以黄庭坚、祝允明、徐渭、王铎则掀起了新的高潮。
〖侯勇品读〗
这一节很有意思,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达到同样的效果,刘熙载“悲喜双用与悲喜双遣”之说,一个字道出不同个中的差距。
从技法上侧锋铺毫与裹毫中锋的强烈反差,从意境上的颠生与醉僧,同样作为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与二王与孙过庭小草一路拉开距离。狂草书风,宋、明以来,至今对书法的发展的影响依然巨大。
是否可以理出二王体系风格面貌三条线:
张旭 祝允明 徐渭 傅山
怀素 八大 弘一
孙过庭 米芾 赵孟頫 文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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