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学家周汝昌逝世:享年95岁 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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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红学家周汝昌逝世
不开追悼会

不设灵堂

安安静静地走

据周汝昌女儿周伦玲消息，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周汝昌先生于今天凌晨1点59分于家中去世，终年95岁。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周伦玲说，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周汝昌自幼喜文慕学，丝竹粉墨，无所不涉。学程至为坎坷，中经多种灾难。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并兼研红学。一生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这部著作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奇事见微怀。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又诗曰：“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周汝昌作的这两首诗，道出了他一生与《红楼梦》之缘。
    周汝昌简介

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周汝昌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曾就学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院。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曾历任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外文系讲师、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美国鲁斯(Luce)学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研究会荣誉会长。政府首批特殊津贴领受者。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曾评注校订过唐宋诗词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已出版著作40余部。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首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丰富详备的内容以及开创意义在红学史上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被评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其历经五十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

红学专著：

《红楼梦新证》（40万字），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三月内连销三版，后增订至80万言，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雪芹》（14万字），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增订至20万字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恭王府考》（12万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献芹集》（40万字），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头记鉴真》（20万字），与周祜昌合著，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8万字），1989年工人出版社与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分出；《红楼梦的历程》（11万字），198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恭王府与红楼梦》（20万字），199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曹雪芹新传》（23万字），1992年外文出版社出版。

《红楼艺术》（19万字），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的真故事》（27万字），1995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红楼真本》（12万字），199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周汝昌红学精品集》（184万字），1998年，华艺出版社出版；《风流文采第一人》（25万字），1999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红楼十二层》（28.6万字），2005年书海出版社出版。

学术专著：

《范成大诗选》（22万字），1959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居易诗选》（20万字），与他人合著，1962年作家出版社、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万里选集》（28万字），1962年中华书局、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法艺术问答》（8万字），1980年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出。

《诗词赏会》（20万字），198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28万字），199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54万字），1999年安格教育出版社出版。

高伟6461

观其书，听其言，先生诚为中国传统文士。
研西文，精国学，先生无愧世界眼光学人。
周先生一路走好！

九斤老太

沉痛哀悼！周老一路走好::gif46::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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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34::gif我的回帖为什么给删了呢

侯勇

又一国宝离我们而去！
沉痛哀悼！
周老一路走好！::gif50::gif::gif50::gif::gif50::gif

侯勇

又一国宝离我们而去！
沉痛哀悼！
周老一路走好！::gif50::gif::gif50::gif::gif50::gif

刘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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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
请版主把我与周老对话贴出如何？2002年第9期＜中国书法＞杂志因我下台此文被拆下，令周老焦急追问，后三年＜晨报＞发表时，不知周老看到否？＜晤对书艺＞收了此文，前几天还挂念着给周老送去，不想已作人仙之隔。哎••••••••!催人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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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无限版主已单独刊发此文并总置顶，现摘录于些以悼周公！


讲红学难 讲书学更难
周汝昌与刘正成关于书法的对话（一）

刘正成：作为后学，我一直仰慕周先生在学术与书法上的造诣。这几天我又认真阅读了您新近出版的《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在此之前，我还曾看过您在北大进行的两次有关《红楼梦》的讲演纪要。今天我提的问题都是您在书中及讲演中涉及到的。　

周汝昌：这要涉及到中华文化中高层次的东西。《永字八法》一书您已见到!今天谈书法就方便多了。　

刘正成：周先生在北大有关“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讲演中，着重阐述了两者关系的密切，认为一部《红楼梦》，几乎涵盖了中华文化中主要的精神，其中包括孔圣的“仁术”与中国文人才情的结合，而且您同意晚清学者把曹雪芹的书列入经、史、子、集中的子部，称之为“曹子”，归入哲人的著作，可见评价极高。早在二十年前，我还读过您的《红楼梦新证》，那本书可谓是继胡适新红学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红学著作，这方面周老已经是著作等身了。在《永字八法》的自序中，您说：我对书学下的功夫，比对红学多得多。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周先生讲书学比红学等学问都难，这个难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周汝昌：这个问题好，这么多年来文化界朋友还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您是第一位，真是大有意味。但是因为先前没有人提过，也就没有准备，回答也只能是即兴式的。我想第一，不管《红楼梦》的内涵涉及到中华文化多么高的层次，它毕竟是有内容、有字迹在，一切的精神活动都包含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可以有形迹去捉摸，而书法就大大的不同了。为什么呢?如果说书法是没有迹象的，但一幅字、一行字，哪怕是一个字的一点一画，怎么能说不是迹象呢!但这个迹象是什么，又的确很难界定它。书法与绘画最大的区别正在于此。绘画不管是写意还是工笔，都不能脱离外物的那个形，以形写神是绘画中一个人所皆知的常识。但书法中的那个形迹，又有谁能够说清呢?以“永”字来说，它的篆书写法为，有水流的迹象，因为水是长流的，引申就为“永”字。通常水的形态是平的或称之为是躺着的，但篆书的却是立着的，篆书中从水生发出来的字如泉、川、渊等字也都是立着的。现在“永”字演化成这样，如果不懂汉字渊源的，怎么能够看出它与水的关联?事实上，现在的这个“永”字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物象，也超脱了具体的物象，而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有相”。

刘正成：这个“相”是木字旁的那个“相”?

周汝昌：对，它已经不是那个形象的“象”，而是那个二木(目)不成林的“相”。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书法这个“相”是什么，又无以明知。它与形象的“象”之间已经不是两个字之差!佛经中“相”与“象”的区别极大。粗略地讲，在佛经中，“相”已经成为一种观念、一种认识，而不再是具体的形状。因此，我认为中国书法中的迹象，只能说是“相”而不再是那个较为具体的“象”。实际上，即便是“象”，在中国的文化中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么具体。中国文字的“六书”中有象形的提法，很多人就认为汉字是象形的文字，其实不然!汉字中只有很少的最原始的一部分是模拟形象的，如“人”字，就一个人的侧面，上面是头，中左面是胳膊，右下是弯曲的身躯，抽象到了极点，即使如此，这还是有象的，而其他绝大多数汉字连这样的“象”都没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指的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而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六书”，则除去转注与假借外，统统用一个象字——象形、象事、象声、象意!由此可见，所谓“象形”绝不是西方文化观念中的那种相似所能代表，也不是简单的“象”那“形”，而是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与历程，是一种复杂智力活动与智慧创造。

总之，研究汉字的起源、含义等的学问是太大了，目前的训诂学太衰弱了，这方面清代人的造诣很深。实际上讲中华文化如果离开了这个是无从谈起的。汉字并不只是“象形文字”，即便是形也已经被大大地抽象并脱离了那个具体的形状。汉字有取于形，但绝不死于形，假如列个式子，也许可以列成： 察象—取象—具象—表象(事)—离象—遗象—超象—非象。　　

我们的先民早就明白，文艺虽不能弃于外象，但若死拘于象，则必迷失其神明精彩，而神明精彩才是文艺追求与努力传达的终极目标，汉字、书道也是如此。而且是最高级的非象之象，即超象的超高级艺术造诣。对一个真正的书法家而言，譬如写这个“水”，我想他的思维中不会只是简单的生活——水龙头一拧这就是水；也不是到了乡村见到小河这就是水，或见到大海——噢，水!他绝对不会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形象!他可能会马上联想到中华文化中有关“水”的故事。想到《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然还有可能想到写水的诗句：“月光如水水如天……”无数美妙的联想都会集中在一个水上。　　

汉字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信息库，你的文化水平越高，联想越丰富，感受就越深刻。如果是一个文盲，可能什么也想不到，我这里没有丝毫轻视文盲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文化积累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头脑中的知识积累是贫乏还是丰富，相差千千万万，表面看好像与书法无关，不!这才是书法的根源。我们拿起笔来写一个字，怎样才叫好、叫好看?但每个人的眼光又不同；一件作品说它美，哪里的美?是那个形、还是那个意?当我们发出真好的感叹时，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噢，这是美学、审美感受的问题。对，不错，但如果我要问一句，要求把这些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很难展开了。所以，研究《红楼梦》，还有字句、典故、情节可供我们捉摸，但研究书法我们从哪里入手?显然要困难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书法在中华文化品格层次上要更高。因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如果研究书学下的功夫赶不上红学，就无所得、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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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转换
关于书法的对话(二）

刘正成：周先生的一席话使我想起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熊秉明教授曾经提出的命题——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而哲学中的核心则是书法。中国书法的含义包括了哲学但又不仅仅只是哲学。我想这与周先生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几十年的体会、涵泳、解惑和探索，是不可能产生这么深刻认识的。

周汝昌：没有一个人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名师，他真能够懂、又能够讲。我与当世一些第一流的书法名家都是好朋友，他们的书法成就无疑是一流的，但是不是能够问几个问题都能够回答或回答好。

刘正成：听了您刚才的话，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您的治学方法与精神——提倡体悟、涵泳、领会，而不只是简单的逻辑推理。我想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古典美学作为中国古典艺术所确定的美学范畴或美学观念，能不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学科?譬如说，我曾经二次读过周先生写的《论遒媚》，这篇文章是以两万字来阐明两个字。第一次读时，我因为未能完全领会您的意思，所以在编《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时，虽然引用了您的许多观点，但认为您对遒的解释较之对媚的解释更好。但现在再读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周先生涵泳的功力——把两个中国字解释得这么完美，并由此揭示出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特征。

中国的学问都是从认字识字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认字识字的训诂学方法和前清时代的考据学方法，加上现代美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我觉得正是中国当代学术的一种创新之路。我读过一位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所写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文，他所用的纯粹实证的方法，虽不无可取之处，但却缺少趣味与阅读的乐趣。用西方纯粹逻辑的、推理的洋八股文章来研究中国文化是行不通的。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向现代转型，对传统经典及传统的审美观念，我们能不能很好地解读并把它有机地进行现代化的转换。显然也涉及到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中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相结合的问题。

周汝昌：这个问题问得太有高度了。我今年八十五周岁了，五官都坏了，但就是这个(指脑子)不坏，我每天都在思考，学术思想和活动是活跃的。“遒媚”最早由唐人提出，现在一般的人会把这个遒与健、劲等混同。而古人则不然，没有这个把问题简单化。中国古代的审美中每一个字都有它特殊的含义。我年轻时，有好奇心，当然求知欲很强，当时对这个遒字、媚字就有一些想法，但研究“遒媚”则是我后来斗胆的试验，所谓研究的方法也完全是自己摸索的，况且我也没有见其他人讲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一家大型艺术刊物的主编向我约稿，我就写了出来，但结果是文章被退了回来，原因好像是太偏于考证了，不合刊物现代洋理论的体格。讲到这个遒字，它含有紧、密、高、向上的意思，就像杜子美所说的“字向纸上皆轩昂”那样，那个精、气、神，开阔、昂立，遒就是这个意思。看了我的文章也不说是否有收获，就说这太偏于考证了，您说咱们这个学问怎么才能做好呢？

刘正成：“考证”实际上是一种治学的方法。

周汝昌：当代治学适当地用西方的新术语、新的表现方式来阐释传统与经典，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就会是一个老古板。这方面我做得还不够，做学问必须现代化，但对我而言也只能像现在这样了。

对“遒媚”的研究，我只能说是做了一半。正如您说的那样，其中对遒的解释我自己也很得意。但对于解媚来讲，难度更大。韩愈说：“羲之俗书趁姿媚。”他就是抓住这个媚字来贬王羲之的。因此，肯定这个媚字就是要从这个字上给王羲之翻案，还得说到点子，说得有深度，这就要有大的本领和大的功夫。当时大概是因为被红学中的一个问题裹进去了，对“媚”字到底是怎么一说未能做得更深入，做得不细。您今天给我提出来，真是太好了。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希望您这样的中青年学者对这个媚字再理一理，因为我做得还不够；第二，是理完“媚”以后，再把整个“遒媚”这个美学概念，用较为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不是照搬西方的术语，更不能像某些人做的研究那样，把西方的观念、方法或潮流，说成这个就是那个，通通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我的意思是要使世界艺术界、学术界，通过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学术语言，来听听我们中国对“遒媚”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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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学术千万不要搭架子——
周汝昌与刘正成关于书法的对话（三）

刘正成：第三个问题是，周先生在《书法艺术答问》中提到石涛的“一画”说，并用它对书法的本质作了精辟的阐述，同时还提出了中国书画艺术精神之所在。

周汝昌：谢谢您把我的著作看得这么仔细，真是我的知音。

刘正成：在您这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著作中，您主要从中国的古典文献、中国书法绘画的来源中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或者说是从伏羲、八卦或仓颉造字等古典文献中去理解艺术发生学的问题的。可以这样说，这种方法与当代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考古学方法是相吻合的。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是建立在前期现代考古学基础上的，而现在考古学已经发展到类型学、地层学等等，新的科技手段和方法使我们的断代更准确了，这些无疑为我们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资料。甲骨文、简牍等也有大量新的发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的舞阳甲骨，经科学测定，距今达八、九千年的历史，属于新石器早期，这早于传说中伏羲的年代。可以这样说，舞阳甲骨的锲刻年代与您所讲到的“一画”发生是相当接近的。我对周先生用“一画”说来揭示中国艺术的本质非常钦佩，可以说是现代考古学方法与中国古代文献有机结合的典范，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么，这种境界是否可以为西方学术界所理解?

周先生是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对西方文化谙熟，据说您对《红楼梦》书名的英译一直不满意，从一开始的《多层的红色的楼》到《红色官邸的故事》等，都不能准确传达《红楼梦》所蕴含的内涵。因此，和《红楼梦》一样复杂的中国书法问题，是否也可以翻译成西方人所能理解的文字，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做，因为让西方人翻译就更不可能做好了。

周汝昌：他们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这是不可能做得好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加倍地努力。

刘正成：怎样更好地对中国古代学术作现代的阐释，同时又能让西方的学者了解我们中国古典的学术到底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对此请周先生谈谈想法。

周汝昌：这个问题是我经常思考而未能解决的，但能够谈到，我心里已经很高兴了，因为毕竟有人开始想到了，如果想不到，只是净谈中西结合，一万年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我有时说话不中听，但我最爱讲真理。当代中国的学者的确应该做些实在的事情。您刚刚提到《红楼梦》，给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讲固然有困难，但今年我两次给在京的外籍人，包括欧美、东南亚及日本人等讲《红楼梦》我还敢接受，用我的“老英语”还可以表达出一个意思来，因为《红楼梦》还有迹可寻，可以捉摸。但如果有人要我给老外讲书法，我可能就不敢接受了，因为现在尚没有好的办法用英语来说清书法的问题。怎么办?我觉得有必要理一下我们学术的现状，我们有成就，也还有不足与空白，可以就此做一些座谈，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搭个大的架子，那样反而会适得其反，即便写出文章也是八股文一样。总之要呼吁有识之士来关注这个问题，要让他们讲心里话，要讲到实处，这样出不了三年，就会有新成果、新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