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学家周汝昌逝世:享年95岁 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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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首先都是创新家
——周汝昌与刘正成关于书法的对话（四）

刘正成：我想问的第四个问题是，您在《永字八法》中讲到平生最佩服的中国文化上的“四圣”，就是“书圣”王羲之，“诗圣”老杜，“文圣”刘勰，还有“情圣”曹雪芹，这个"四圣"说深获我心，因为我也崇拜这四个人。刘勰的《文心雕龙》我能背很多，老杜的更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对此我想得更多的是王羲之与曹雪芹，或者说是王羲之与杜工部与刘勰与曹雪芹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现在书法作为一个后起的学科，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何在?现在我们谈书法所讲的话在书法界可能很容易理解，但在其他学科的学者中知音可能就少了。相互间怎样更好地融通呢?

周汝昌：我想这四个人最大的共同点，正适合今天的思潮与学风，就是他们首先都是“创新家”。这怎么讲呢?以王羲之为例，孙过庭在《书谱》的前面几句话就说明白了，就是“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下面就记载王羲之自己与钟、张所作的比较：“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王羲之学卫夫人，连卫夫人也不提，卫夫人不在话下。他所继承的两大家，只是钟、张，但即使是钟、张，他也能过之，可见王羲之的自信，真是一代大师的气魄和风度。具体的讲卫夫人的字在阁帖中有几行，四四方方的很一般，真假姑且不论；张芝的草书则尚处于启蒙的阶段，难称成熟；而所传钟繇的字，形体还没有脱离前人，用笔也不是中锋，是这样的(做倾斜手势)，因为不这样出不了那样的笔道。再有钟繇书法中的方尖还不太分明，这个方尖到了初唐才开始分明了。这一点我们从魏晋残纸的墨迹中可以寻看当时的人对"方尖"远远还不会运用，还是用弧线圆折(做画弧的手势)。因此，钟繇书法，包括敦煌文献中魏晋的墨迹，还是中锋与侧锋并用的过渡时期。但是，到了王羲一笔雷同。由此可见，王羲之的书法无论是细节如转折，还是在结构等方面，都是一个大的创新家，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称他为“书圣”是名符其实的。老杜的诗也是这样，他佩服六朝的鲍、谢，但他的诗又那里像六朝!曹雪芹就更不用我重复了。

至于刘勰那个讲中国文体的传统并到那个境界，真正是了不起。胡适的新文学主张不用典，不能用对仗，大错特错!如果这样，三千字可能没有人家四个字来得明白，中国的文化就真的变成了洋八股文，文采没有了!总之，中国的文化有了这“四圣”，真正是光耀万古，他们的共同点，首先是创新。当然，人家那个创新是建立在多么雄厚的积累与造诣之上的。他们四人把前人的东西都读透了!从中国文化这个大母体里产生的子女，这是新，奇形怪状不是新，是误区，是岐途，更不是艺术的出路，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比较玄虚，就是他们之所以为圣，是他的天赋、气质、灵性以及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是他的独特的精神与人格构成所决定的。举个例子：就是崇拜老杜的人把他当作圣人，往往光讲他的好处，看到《新旧唐书》中的杜甫传 ，说他性情有毛病，急躁、好议论等等，很不满意，认为是在贬他，而实际上这些恰恰也正是曹雪芹的性情。有这样性格与行为的人大多不被当时的社会所理解、所接受，甚至不为当时社会所容。李白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李、杜二人的性格是如此不同，但他们之间内在的气质是一致的，杜甫欣赏李白，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在这方面，王羲之也是如此。他袒腹东床的传说，他在《兰亭序》中所始终贯穿的是反对当时参与聚会的那些人的论调(当时那些人都是老庄思想，认为活的长寿、短寿是没有分别的，其中支道林甚至是强调“一生死”的)。可见王羲之的胆量，如果没有这种胆量也就不是王羲之了；至于刘勰，生平资料不多，他后来出家，但出家后的东西仍然是儒家思想的。

我这么粗略地即兴回答您这个问题，不知可不可以。简单地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是创新；第二是最雄厚的积累；第三是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天赋。这不是唯心，这正是唯物，因为现代科学证明人的灵智是他体质的高层次的表现，并不神秘。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同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非我区区一个小学者所能回答清楚、满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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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不能有字无笔
——周汝昌与刘正成关于书法的对话（五）

刘正成：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周先生，现在我们的书法艺术的存在形式，较之古人的文字相传、把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古人所没有的展览、出版等新的存在的形式，书法的审美有了社会的功能，而在展厅里，与绘画一样，书法作品的视觉效果越来越得到强化。不久前我曾写过一篇论述当代书法的美术化倾向的论文，现在美术院校对书法的重视已很普遍，连启功先生也讲过：书法的结构最重要。这些与现代艺术讲究构成的观念是一致的。但是，强调字的结构与作品整体的构成，显然是与赵孟 所讲的“用笔千古不易”，张怀 所讲的“夫书用笔第一”等传统主张相悖。我读了您的《永字八法》，觉得先生的观点是：在书法的用笔、间架、构成及风格等诸多因素中，用笔是最重要的，所以您一再强调“永字八法”，一再讲“一点一画”的美学含义。这些对我完善先前的思考有很大的启发与帮助。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您又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命题。一是特殊的工具——毛笔。没有它就没有书法。有了“特殊”就与一般的工具有了本质的区别；二是讲“永字八法”是书法的灵魂，并强调用硬毫写字要讲究“芒角”的运用。在这同时，您还批评了清代书法如刘墉、何绍基书法中一些圆乎乎的用笔方式与偏向，认为这样不能够完美地表达书法笔法中所蕴含的意境与深刻思想。这些我在八十年代初读您的《书法艺术答问》时没有这种体验，但现在重读以后，越发觉得您观点的精彩与深刻。强调笔法，对当代书法发展中由于重视整体效果与视觉冲击力，而忽视点画的精到与表现等倾向，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而这些先生在二十年前就一再强调了。我想您的预见性，是建立在对中国书法发展规律深入体察与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观古才能鉴今，不知道艺术的源流，就无法把握它的发展。因此，针对当前书法现状想请您再简单地谈几句。

周汝昌：对此没有作深入的思考，随便说两句，既没有针对性，也没有指导性。对当代书法的创作，只有一个泛泛的印象，自从眼睛不好以后，见闻是如此狭隘，对书坛更是无法一窥全貌。老实说，我现在所能见到的，都是一些朋友寄来的作品集，以及在报刊上零碎刊发的作品、文章等。对当代书法我没有丝毫的轻视，更不敢轻薄。老一辈的书家，他们已经定型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变化，但他们的经验要多对后学者讲讲，能不能讲、会不会讲是一个问题，不要怕讲错，可惜现在讲的人很少。中青年书法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创新，但有些人又不懂创新的实义，只是简单地强调外在的变化，这是不对的，也不是真的新。好像见到刘炳森同志说过一句话，是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文章我看不了了，他的大意是：追求光怪陆离不是真正的书法，也不是创新的新路。意思甚好。当然，对那些求新的同志也不必泼泠水，要了解这些同志到底对传统把握了多少、它的功力能否担当得起创新的重任，因为一方面创新必须有真功夫的支撑，另一方面又不是每个有真功夫的人都能做到与做好的。如果基础不好，不妨再临池三五年再去创新也不迟。以前一些著名的演员，演得精到极点，角色自然就能神化，那个高境界不是有意追求就可以得到的。熟能生巧，厚才能生心。这是第一；第二是目前的学风有些浮躁，不沉着。但书法是精神的活动，没有一个高的境界哪来好的作品?如果以浮躁之心去写字，结果只能是矫揉造作，或者只是一味地迎合低层次的审美；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相当多的书法作品是有字无笔，结构气息不错，但从头到尾直来直去都是一个笔法，没有丰富的换笔、折笔、转笔等变化。现在许多中青年书家底子、灵性都很好，如果在这方面不注意完善，就可惜了。例如写草书，决不只是缭绕，孙过庭讲：“望真如草。”写楷书如果不懂草书的连贯，就是死的，但他又讲“望草如真”，如果草书只是乱画而没有应有的起止、提按、顿挫、转折等交待变化，或者说如果用笔不到位的话，那么这个草书也不会是真正的草书。

现在书坛很热闹，学习书法的人那么多，是一个好现象，中国书法的传统不会断绝。但如果书法的发展到此为止，那不行!书法界要把不足与误区及时找出来，让大家注意改进，总之要讲道理，而不要只是批评、要引导，不要这也不好、那也不行地泼泠水，因为这样不是科学的态度。对青年人来说，年龄小，经验、经历不够，受的阻碍甚至走的弯路不够，都可能妨碍他艺术的发展。我的一生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想起来很感慨。

刘正成：今天的访谈就到此，今后方便时我会经常向您请教。(朱培尔整理)

王子庸

周伦玲：父亲精力耗干了 去世前还在看红楼梦


凤凰网文化讯 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凌晨1点59分于家中去世，终年95岁。周汝昌二女儿周伦玲在接受凤凰网独家对话时说，父亲的丧事将从简，会尽力整理父亲生前未完成著作。她透露，父亲去世前一天还在看红学方面的书，“我们做子女的觉得还应该帮到他更多，因为其他人更不可能帮到了。”以下为周伦玲对话实录：

最后的日子里 他的脑子很清醒

也不能说有什么病吧，我不知道这么讲合适不合适，我只能说，我爸爸不是衰老的死去。可以说，就在最后几天都还是清醒的，脑子啊清醒得不得了，只是身体方面由于年龄原因，精力不是很好，也没去医院，但我觉得也不能说，一个人到了90多岁就必须走上这条路，好像这两天很多人说的喜丧，我觉得如果经历能在更顺利一点儿，各种保障到位的话，我不敢说一定怎么怎么着，但是爸爸应该还能再活几年。

他最后脑子很清醒，躺在床上，让我给他读他自己早年写的红楼梦相关研究，对一些地方有了新的体会，和早年不一样了，还会跟我说，改改，不过后来我自己不忍心读了，爸爸耳朵不好，根本听不见，真的，你能想象那个多难。我觉得爸爸最后是被累死的，可以说精力耗干了。到最后也没什么治疗，就是我们自己买点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付着。

正在整理父亲遗作 过往书信非常珍贵

现在手头在整理一些遗作，马上有一个就弄完了，其实也弄了好些年，是我爸爸和张伯驹在解放前几年的一些书信交往，里面有很多对诗词唱和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我父亲当年学的就是唐宋诗词研究，所以很多人说红楼梦这块儿，但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也很高。不过说实话，这个工作量很大，很多地方无法辨认的话，你说问谁，张伯驹老先生早就不在了，我父亲视力又不行，所以很难。我没有其他外界的支持。我自己没念过什么书，我是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那一拨的，后来80年，是胡耀邦亲自给我父亲写信说，让女儿去辅助工作吧，我才接触到这些文化，因为当时爸爸的眼睛已经不行了。

5个子女都参与过父亲的工作

大概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中央出台新政策需要重新校对《红楼梦》，那个工作量可想而知。后来父亲视网膜脱落，当时去了协和医院，那会儿的医疗技术也不行，然后视力就完了。等于我是那会儿硬被从工厂拽过去的，那会儿我30来岁，都是从头学起。治学方面，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有些他是觉得可以原谅的。这个现在没法具体说，要是以后有机会写成一部书的话，我相信会非常好看，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那个压力。

不过一直耳濡目染吧，包括小时候，现在我对父亲的东西一望即知。很多地方让我去看，鉴定，包括诗词字画这块儿，造假的挺多，包括有些专业机构的，都打着这个旗子，不方便多说。不过在一起的日子现在想想都是很好的。父亲有5个子女，或多或少都参与过他的工作，因为除了我们从亲情的角度给他这种支持以外，他就没有其他了。可是我们还是觉得照顾不到，因为没法指责别人。

母亲10年前去世 是爸爸的贤内助

差不多母亲去世十年之后父亲走的。之前妈妈也是爸爸贤内助，父亲写了什么书法，我妈就会说这字好看，那字不好看什么的，反正妈妈有自己的看法，包括一些资料的收集啊，她也弄。爸爸平时喜欢唱戏啊京剧之类的，他年轻时候演过，而且对戏词方面特别懂，这里面学问挺大的。有时候他唱母亲就那么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