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学者发现“曹操墓志”

李丰原

                                                           郑州学者发现“曹操墓志”

    2012年7月1日，金石学者、书法家郑志刚称发现“曹操墓志”残石。在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的一大堆碎石之中，一片不规则形刻字青石，引起了郑志刚的高度重视。此石有隶书残字8个，其中“未、羊、国、牧、我”5字完整未损，可清晰辨识。字分上下两排工整照应，间以笔直界格。

    经仔细抚查，郑志刚指出，就字法、结势及点画形态看，该石残字皆为典型的汉末隶书。与先前公布的曹墓出土系列石牌书迹，有相近的时代特征。字为先书后刻，镌时卧刀削凿，获爽脆劲利之致。关于这些隶书的作者，郑志刚亦有专文探讨（见附文《曹操高陵刻石书迹作者卮议》）。
郑志刚进一步说，石上“未羊”二字，恰为曹操属相（曹操生于东汉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农历乙未年）。另外，曹操生前曾先后任兖州牧、冀州牧，则直指“牧”字。

    “曹操墓志”残石的发现，对佐证曹操高陵的真实性，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据了解，自曹墓发掘的消息被官方公布以来，郑志刚即开始了持续研究、关注，迄今已做了一系列学术论著及艺术创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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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曹操高陵刻石书迹作者卮议
                                                                                            郑志刚

    曹操高陵的这部分汉末刻石书迹，至少假自两人之手。那么，这些作者有无影踪可寻呢？

    “从历史记载来看，个人纯粹凭借书法而扬名，在社会上被广泛尊崇，成为书法名家，并通过师徒授受、世人仿学而形成书法群体和流派，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著名书法家有陈遵、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升、梁鹄等，但遗憾的是，尽管现在我们能看到数量丰富、艺术高超的汉代碑碣刻石、简牍墨迹，但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时书家没有署名的风气，这些史书所载、享有赫赫大名的书法家都没有可靠的书迹存世。因此，我们只能凭借史书的记载对他们的艺术努力和风格表现有一鳞半爪的了解。”[1]

      曹操父子（丕、植等）文名隆盛，所惜书名不彰。而在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笔下却是“魏武帝，姓曹氏，讳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年六十六薨。张华云：汉安平崔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书，而魏武亚焉。子植字子建，亦工书。”[2]看来，曹操天赋异禀，不单诗文傲世，并书法骄人，以其“雄逸绝伦”之章草，成为仅次于汉代著名书家崔寔、张芝、张昶的笔墨胜流。还有，写出《洛神赋》的曹植“亦工书”。由是推想，《典论•论文》的作者、魏文帝曹丕，对书法至少也是不陌生的。

    书法于曹操是当然的余事，却有不俗的成就。至南宋，仍有硕儒如朱熹者，直言：“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共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诮之，共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无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不端也。”[3]尽管曹操流布于后世市井间的“奸雄”形象，影响了对其书艺的评价，但一个不容遮蔽的事实是，曹操书迹本身的水准，还是令人信服的。

    曹氏父子既然于书法有超拔见识，那么，对曹墓石牌的书写者，理当有严苛的挑剔与遴选。一个前提是，为昭示典重起见，这批石牌的书手，必须精擅规范的“八分书”。对曹操而言，这样的书手并不难觅，因为汉末许多著名书家如梁鹄、毛弘、韦诞、邯郸淳、钟繇等都直接归附了他。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称：“今八分皆弘法也。”也就是说，魏晋时期作为铭石书体而流行的八分隶书，是师宜官、梁鹄、毛弘这一风格体系发展而来的。[4]而毛弘（汉献帝时为郎中，教秘书郎书法）是梁鹄的弟子。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唐前历代书法名家以神、妙、能三品分别置评。在“妙品”98人里，梁鹄居“八分”之一，“魏武帝”居“章草”之一。“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迁幽州刺史。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5] 梁鹄受曹操激赏，与王羲之被李世民极力推重，或颇仿佛。汉末以及曹魏时期的宫殿题署，遂多为梁氏所书。

    如此看来，梁鹄（或以梁鹄为核心的一个小型书法组合）理当成为高陵石牌书手的最佳人选。曹操临终前遗令，或者曹操谢世后曹丕、曹植自发指派，再或他人竭力举荐，都有可能促成梁氏担纲曹墓内外一应书写事务。这批尊谨恭敬的铭石“八分书”，如果出自梁鹄之手，与曹操的身份及曹墓规格，也是相匹称的。至于那一少部分隶楷间杂的率性书写，则可推定必非梁鹄（或梁鹄组合）所为，而极有可能是临葬前民间匠作“拾遗补缺”式的草草客串。依当时审美轨则，这类“蓬头鹑衣”般的挥洒，是根本不入时人眼、深为士林名流所鄙薄的。

参考文献：
[1]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9.
[2]张怀瓘.书断[A].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83.
[3]朱熹.晦庵论书[A].见：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147.
[4]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7.
[5]张怀瓘.书断[A].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