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成论坛】曹宝麟的学术成就可不是我“捧”出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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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信署名王治伦的微友称“你的名就是刘先生抬的”，对曹先生的学术水平表示怀疑。我想这样把问题集中在学术问题上，很好。不采取漫骂的方法，而是大家借机讨论一下曹先生在书法艺术史中的业绩，不管是褒是贬都有益于书坛。能够评价曹先生学术工作的王先生，想必读过曹先生的《抱瓮集》？别的没有读过的朋友，可以上网随便查查，就能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就能说明曹先生的学术成就是我“捧”出来的，还是本人的心血劳作所聚。

我向大家推荐去买一册曹宝麟先生的《抱瓮集》读其中哪怕一两篇也行，如果只想了解一下情况，我给大家转发推荐一篇评论，徐锦斌《求古寻论的证据—关于（抱瓮集）》。这篇文章是发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抱瓮集》之际。

我将陆续发表我和其他学术界人物对曹先生的研究，从曹先生的文本，讨论曹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报告我亲口听到的两位已故前辈对曹宝麟的赞赏，一位是历史学家李学勤，另一位是语言文化学家季羡林，都在我以前的文章中讲过。《抱瓮集》九十年代末在台湾出版的时候，也是受到学界一致好评，还得了一个奖。说这些话，意思是说我“捧”曹宝麟，可把我抬高了！曹先生在北宋书法史等领域下的功夫和其学术建树，不但是我望尘莫及的，也是当代中国艺术史学者均难以超越的。好了，王先生和大家先看一看这篇评论吧，或者找一本《抱瓮集》来看看以后，王先生对曹先生说话也许就会客气一点了。我偶尔谈到“敬畏”二字，如果连讨论曹先生的学术时如此轻篾的口吻，我认为只有无知无畏的“十年文革”红卫兵时代。如果今天也有这样的状况，只能为当今书法界学术认知水平之低下而哭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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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斌 | 求古寻论的证据 ——关于《抱瓮集》

文物出版社出版，繁体，直排，向右打开，与时尚的方向相反。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古”。而与此种第一印象完全一致的是它的内容：考证古帖，溯讨书史，追寻古代书家踪迹——这就是曹宝麟先生的著作《抱瓮集》。显然，《抱瓮集》的研究领域因其冷寂、偏僻，与世俗常流本已隔着沟壑，而集子的版式装帧也就干脆因古就古，毫不媚俗讨好于当下。此间消息，也正可见着曹先生对学术所坚守的态度。

《抱瓮集》是曹先生从1985年以来长达二十年对古代法帖考证和书史研究的成果汇集。二十年，时间本身就意味着重量，所谓学者也正是时间炼成的。较之1991年台北惠风堂出版的《抱瓮集》，此2006年底大陆版的容量显然更为丰赡厚实。《抱瓮集》中的篇什无一不带“考”，在我看来，平平实实地支撑其刊行立世的关键词，一言以蔽之就两个字——证据。

那么，“证据”由何而来？这无疑涉及治学原则和方法。曹先生的治学原则和方法，要言之，“例不十，法不立”，大略可以一语涵盖，其向上遥接的实际上是乾嘉朴学传统。前些年在网上看到曹先生讲学于北大的图片，其背后的板书就有“例不十，法不立”。曹先生为什么讲“例不十，法不立”？当时并未祥其奥。后来也还是在网上拜读了白谦慎先生《忆和曹宝麟兄在北大时的交往》一文，才知道“例不十，法不立”是王力先生对其高足的训诫。据白谦慎先生回忆，当时曹先生曾说及在考释甲骨文方面有一些不同于郭沫若先生的见解，并向王力先生报告，但受到王先生的严厉批评：证据不足，无以立论。此事在《抱瓮集》的自序中得到证实：“我在北京大学从先师王力先生学的是古代汉语，专业方向为汉语史。负笈三载，体会最深的，莫过于了一师‘例不十，法不立’的至理名言。这句话反映的治学精神，与乾嘉诸子是一脉相承的。我不讳言有过被先师斥为‘穿凿’的沉痛的教训。”呵诫既严，铭记也深，而践行尤力。“例不十，法不立”的师训，在那之后一直被曹先生奉为治学圭臬，并在实际考证中一以贯之。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曹先生的考证如此坚定不移地站在证据的一边，不管是充满自信，还是深怀谨慎地推理立论，他总是努力让尽量多的证据说话，独造精微，见人所未见。他所搜获的证据一再令人信服地动摇、颠覆已有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可能来自一时、一方的权威），甚至“一笔推倒千古定论”（引自华人德序）。在《抱瓮集》中，曹先生与徐邦达、杨仁恺、陈振濂诸先生均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碰撞，与徐邦达先生之间多回合的商榷、反商榷和再商榷，不是靠的特例、显例、更非孤例，而是靠的证据的系列，“反复论难而声气壮”（引自华人德序），尤为精彩。在这些驳难辩论的过程，论者自身的学术形象也随之渐渐浮现。

在此叩问“证据”何来，对于从更宽泛的背景下洞悉曹先生的治学理路显然有所助益。白谦慎先生的《乾嘉传统和曹宝麟的书学研究》（代序）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书学研究走上专门化的途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近些年学风浮躁、学术腐败日甚一日是勿庸置疑的事实。这与曹宝麟向往的乾嘉时期朴学兴盛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抱瓮集》在此际出版，意义不同寻常，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还是一种朴学学风和治学方法的示范。曹宝麟对当代书学的贡献，应作如是观。”这是很中肯的评价。的确，处身快速飞转一夜之间就变化万千的功利时代，曹先生舍却机心，拙拙然抱瓮而往的书学考证及其成果，无疑是若存若亡的乾嘉朴学传统在当代继起的个体承当，其意义放在学术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当可期许作更长远的打量。

考证毕竟面对的是时空两相茫茫的残楮断简、陈旧物事，有时的判断也总难能做到铢两悉称。我注意到《抱瓮集》中的一些细节，那就是曹先生既能够诚实地自检疏失，也能够虚心接受高明的指疵。他在《米芾〈乐兄帖〉考》中对翁方纲把米友仁题该帖书跋的“元祐之末”系年于“元祐8年癸酉”之下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同时，不期然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推断——认为米芾在出任雍丘令前是赋闲的——“这个说法现在应该予以更正”。对读者就“英友”一词释义的质疑，《抱瓮集》中《米芾〈竹前槐后诗帖〉考》后有一则专门的《附记》：“尽管我当时并未回应，但此事横亘心中，挥之难去。”“现在结集修订，这一问题自不容回避。感谢这位朋友的质疑，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的机会。然而我不想扫灭痕迹，文过饰非。当年思虑的有欠缜密甚至有些幼稚，正能反映一个比较真实的本人。于是保持原貌，不作改窜，而将当下的反思写在附记中。”惟其如此，正视自我，善纳异见，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曹先生的求实态度，体现出真正的学问之道。相较于那些基于“面子”的自矜自护，这是特别值得尊敬和推崇的。

在当今喧嚣的市声中，从事考证，无疑是走着寂寥的道途。就我个人而言，我首先认识的是作为书法家的曹宝麟，而后才认识作为考据学者的曹宝麟。曹先生有一段自述：“余自幼酷爱书法，及长剧嗜考据。每有临池之兴，则不专意于点画神韵之间，而于文字题记多涉观览。恒服前人精赏，然亦不无可议可商之处。”（引自《读帖考斠》）。从1985年《宋徽宗〈蔡行敕〉考》发轫，曹先生似乎以偶然的机缘开始了考据生涯，但祥察其人雅好，后来的选择实属必然。曹先生以考证的方式，对书法史具体问题作求实性的考究，虽然没有宏大的叙事，却梳理着被尘埋已久的文化细节，从那行将消逝的痕迹中重现历史的实相。对于考证对象，不论是古人还是古帖，曹先生都有着善意的理解、深切的悲悯和高度的人文关怀，其间纠结的情感心绪，是学者的，也是书法家的。《抱瓮集》的笔墨弥漫着一种温暖的气息，尤其是对米芾的一系列考证更显得设身处地，心交神会。

钻研故纸堆，冥搜潜索，执经问难，《抱瓮集》的考证话题层层深入，演绎饶有趣味。怪异的石开出语独特，说“曹宝麟著的《抱瓮集》可以当作推理小说来读”（引自《中国书法》2002年第二期）。此话戏而不谑，不失为精辟之论。既可当作“推理小说”看待，想必也暗合着对“证据”的推重。这样看来， “证据”一词不失为窥望《抱瓮集》的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