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我的学术自白——兼及我的批评观

侯勇

我的学术自白
——兼及我的批评观

朱中原

鲁迅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只要有谁稍稍出了点头，就会有人拿刀把你削平了。鲁迅不愧是批评家。但鲁迅说这个话，本身也是针对当时的批评时风而言的。因为搞批评的人，爱说不好听的话，只要这个时代出现了什么苗头，具有敏锐触觉的批评家，马上就可能把你给削平了。所以，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批评批评家的弊病，能针对批评本身进行批评。鲁迅是批评家中的思想家。

鲁迅的这个话，直到今天，也仍不过时。大到今天的中国，小到今天的书法界美术界学术界，此种现象愈演愈烈。大多庸人与小人当道，好人遭殃，有才之人往往被束之高阁。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权力的社会，权力才能诞生权利啊。而且，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小人与大师并行的社会。大师身边，往往潜伏着一群小人、庸人。大师在创造历史，小人、庸人在阻碍历史，为害大师。所以，当大师创造了历史之后，成果往往被小人窃取或享用，而大师却往往倒在了小人的冷箭之下。只要熟读古今历史就知道，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

很多时候，中国社会是一个难以容忍强人、好人的社会，这是由长久的国民心态造成的。毛主席曾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社会事实是，你即使不犯人，有些人也要犯你。你不惹人家，人家也要惹你。你说的话，做的事，如果不对人家胃口，或者不小心伤着人家哪个痛楚了，人家也要拿你是问。这个其实也能理解。不可理解的是，如果你太强大，或太有才干，太有能力，即使你不惹人家，人家也不会饶了你。强即招致他人嫉恨。因为，在有些人看来，你强大，就意味着别人比你弱小，你强大，就意味着你可能会占了别人的饭碗，所以能力比你弱小者，就会想方设法地来削弱你。当然，他们整你的手段肯定不是明着来的，而是通过暗的或阴的手段。这是自古以来所有正直的人都遭遇过的。

余秋雨曾说，大师牵着历史走，小人牵着大师走。我认为这句话太深刻了。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干坏事的人往往不会被认为是坏人，而干好事的人也不见得会被认为是好人。甚至，这个社会已经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行事逻辑：好人干坏事，坏人干好事。这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凡是贪污被抓的官员都是坏人，凡是没被抓的官员都是好人。好人干坏事容易理解。制度使然嘛。所谓坏人干好事，意思是，坏人也有可能做好事，但要看他是对谁做好事。而当坏人做好事的时候，反而很容易被当成好人；而好人一旦有些自己的缺陷，反而很容易被当成坏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心理造成的。其实在我看来，最主要还是社会的病态心理的缘故。而且，更可怕之处还在于，这个社会，你干了好事没人信你挺你，你老干坏事也没人会把你怎样。所以，好人不敢做好事，坏人狂妄做坏事。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历史的评说了。

说实话，人在这个世界上无欲无求绝对是假的。荒唐的是，我曾听过很多人都信誓旦旦地跟人表白过，说自己怎么怎么无欲无求，说自己怎么怎么没有私心，只是一心想为集体为书法做事，不计名利，不计得失。这话我听了就想呕吐。其实，越是说这种话的人，越是计较。而更奇怪的是，说这样话的人竟然也有人相信。我经常跟人说，一个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自己所有的缺点都隐藏起来；一个人有私心有瑕疵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自己所有的私心都伪装起来。其实，任何人都有伟岸磊落的一面，也有小人的一面。当然，所有的人都愿意让人看到自己伟岸磊落的一面，而有可能在背后做着小人的勾当。从这个角度来说，世上本无绝对的好人坏人之分，但绝对有人格高低之别。所以，我时常说，我从来不喜欢所谓的绝对完美的人，也从来不讨厌所谓的有缺点的人，但我讨厌虚假、虚伪的人。人真正的可贵不在于要把自己打扮得多么伟岸和高大，而是在于把最真实的自己呈现出来，做一个真实的人。

从这个角度说，我也是有欲有求的。我的欲求就是，也想给自己留一点好名声，也想让自己过得快乐舒服一点。在这一点上，我和别人没有区别。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会想给自己留一个好名声，没有一个人不会想让自己过得舒坦一点，除非他有精神病。但不同在于，我所说之欲求，主要是我在学术上的欲求，如果我在学术上的欲求满足了，那么我会过得舒坦一点。学术既是最私人的事，也是天下之公器。公与私在学术上是最能够做到完全统一的，只要你的心是诚挚的、坦荡的。说实话，我对权力真没有欲望和野心，如果我对权力有野心，那么，我早在几年以前也许就通过考公务员而走上从政之路了。对于这点，有很多好心人劝说过我，包括也有很多真心的朋友认为我是个具有战略谋划的人，可以做领导的高参，从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是，我知道我不能从政，一是我一直没有这个想法，二是我知道自己不适合从政，我只想在学术、艺术和文化上做一点点小事情。所以，我只有学术和艺术的野心，而没有从政的野心。那么，如果我在学术上的欲求达到了，我自然就会过得安乐和舒坦了。就是这么简单。问题是，就是这点欲求，也会有一些人要阻拦你啊。

为了达到这个所谓的欲求，我把我的学术方向定位在书法与艺术史研究上，但我的学术兴趣其实主要不在书法上，而是中上古史上。为此，我阅读了古今中外所有关于上古史的著作，尤其是关于上古神话的典籍，从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当代的饶宗颐、何新等等，我都读过几遍，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为此，我还反复请教了一位并不知名但却很有水平的民间学者与思想家，我与他成了学术上的挚友，我与他的交流没有任何领域的界限，在他的指导下，我渐渐领悟了如何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语言学甚至是天文学、几何学、数理学的学科方法来思考问题，当然，我只是搞懂了其中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尚待时间去消化。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主要的是，研究上古史，必须涉及对传统文献与典籍的训诂与考释，所以，必须过传统的训诂学这一关，而这一关，说实话我很难过得去，因为这需要读大量的古书，比如，这其中涉及到对很多古音古字的演变的梳理等。这些是需要花时间和工夫的，而不是光凭才气就能解决的。当然，具备了这些，最主要的还得有哲学的思维，尤其是要用上古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就是让自己的思维回复到上古人那种天真的思维状态上去。因为，严格来说，哲学不是具体的学科，而是所有学科思想的汇集，哲学是指导具体学科的学科。具体的学科只是工具理性，只是知识理性，但哲学不是工具理性，哲学是要让人的思维回复到那个时代，它需要的是人的超人的智慧，它不是靠科学论证出来的，而是靠人的智慧与想象得来的。哲学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玄学，但哲学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我看来，所有具体学科中，与哲学最接近的恰恰是我们很少注意到的天文学、几何学和数理学，而这几个学科，恰恰都不是人文学科。所以，哲学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文学科的问题，而是要打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通道，用自然科学来迂回曲折地进入哲学之门，这是一个不是捷径的捷径。

这里，我不妨说一说我近年来大致的学术理路。我本来是做艺术批评的，但我发现，如果不对艺术史有一个深入的研究，艺术批评很难深入下去，于是我由艺术批评上溯艺术史，尤其是早期艺术史，而由早期艺术史我又发现了西域艺术史之于早期艺术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于是引起了我对西域艺术史研究的高度兴趣，研究西域艺术史，又以实地考察和掌握第一手文物资料为要，但又不仅仅限于去几个废弃的古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做大量的书斋工作，尤其是对上古文献进行研究，因为先秦文献中，涉及大量对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比如《山海经》中就提到了新疆的地理，还提到了关于洪水等问题，那么梳理这些文献后我得出了一个隐约的观点：新疆的历史文明有可能早于中原文明，也就是说，在炎黄产生之前，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漠中，就有可能存在大量的古城文明，或者说，中原华夏文明有可能受到西域文明的影响。但这个需要现代考古发掘作为证据，问题的关键是，我不是考古专家，而且对塔克拉玛干大漠的考古发掘存在很大的难度，现有的探险与考古发掘仍然是极为有限的。我的这一设想目前难以得到实物的佐证，但是无独有偶，我在读梁启超关于华夏史的著作中，偶然读到了他关于中原文明与新疆文明的关系的论述，我发现，我的这一设想竟然与梁启超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如此，我仍然难以确信，于是我又把这一想法与我的这位学术朋友作了交流，他竟然也说，新疆大漠文明本来就高于中原文明的嘛！他的语气十分肯定。理由是，沙漠与绿洲从来是相关的，沙漠在形成沙漠以前是绿洲，绿洲就是要有水的，只有有水的时候，才可能形成文明。古埃及的尼罗河、古印度的恒河等莫不如此。而且他说，这个不需要得到实证（当然得到实证只要条件允许也是可以的），只有用哲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才能解决。做学术需要科学的严谨态度，但比科学更重要的是超人的思维与智慧。为了考证而考证，只会陷入考证癖的深渊，而成为一个迂腐的学究。

其实，细心的读者和艺术界人士会发现，2012年，我并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是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一年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编辑工作中去，二是这一年我并不想急忙地写出什么文章，也不想写那些简单的浮皮潦草的所谓口水批评，我主要把精力集中在阅读和考察上去了，尤其是我为了解决我在中国古史研究上的困惑，我特意从网上购买了为数不多的《梁启超全集》来进行系统地阅读。需要说明的是，我对梁启超的阅读，并非缘于我自己对梁启超的认知，而是缘于我的一位学术好友，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位民间学者——我以为是当代学术奇人的某某某先生，可以说，是他，将我领上了真正的艺术与学术之路。在艺术与学术之路上，在当代，我没有真正拜过任何人为师——尽管我接受过本科教育和所谓的研究生教育，但我只认一人为师，那就是他。他曾对我说，梁启超是中国旷古未有的学术奇才，是系统构建现代学术的第一人。若将梁启超与王国维相比，两人各有千秋。但世人皆知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却不知梁启超的学术造诣。王国维的学术是深度与厚度，梁启超的学术是宽度与高度。王国维是真正的学者，梁启超是真正的思想家兼学者。梁启超是一个学术领袖，王国维是具体一门学术的开山者。梁启超为后来的学者搭建起了很多学术的框架和体系，王国维是对于某一门具体的学问如金石学、民族学、考古学、西北地理学等有专门的论述。但总体而言，梁启超学术研究的领域还是远远超过了王国维，而且王国维是受梁启超直接影响的，虽然他拜罗振玉为师。当我的这位学术朋友告诉我要系统地读梁启超的时候，起初我并不信以为然，以为梁启超不过就是个思想者和维新派领袖而已，只是那个时代维新改良的政治吹鼓手而已，但当我真正读了《梁启超全集》之后，我才发现我真的错了。我光是翻《全集》的目录，即已发现，梁启超研究的领域，几乎囊括了所有人文学科、经济学科及社会科学，可以说他是一个学术超人。其实后来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徐志摩、陈寅恪等，都是受梁启超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可惜，他们只能做梁启超的学生，有些甚至连做梁启超学生的资格都还不够。但遗憾的是，梁启超只活了57岁，却写出了1500万字的著作量，而且篇篇都是极有分量与文采之作，而且，这还不算梁启超代那些大军阀、大总统拟写的慷慨激昂的电文！诸君若不信，且请看看梁启超为当时学校制定的国民教材，这个教材只有一个大概框架，但却囊括了中国从上古至民国的所有的历史、地理沿革、封建政制之沿革、经济财政之沿革、社会演进之梳理、制度典章之沿革、文化科教之沿革等，其中文化之沿革又囊括了几乎所有艺术门类，其构架之宏阔、体系之严密、思虑之精深非今日之教材所能及于万一也。可惜，梁启超死得早，没有把这个框架的详细内容一一扩充。

后来，我逢人就推崇梁启超，可惜，我感觉我变得像祥林嫂一样，我成了一个贩卖自己观点的人，却信者寥寥。很多人也许会说他们也读过梁启超，也读过其他人，但读过不等于真正读懂过。因为读梁启超，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去读，否则会误读。所以，什么是他的真实的学术观点，什么是他的应时之观点，需做仔细的分辨。

虽然我阅读和考察仍以艺术为切入口，但涉及范围却十分广泛，包括上古神话、原始宗教、史前艺术、上古民族演变、西域佛教艺术、道教艺术、西域书法、魏晋刻经刻石、非洲艺术、古埃及文明、古印度艺术等等，而且，我并不急于要从这些考察和阅读中得出什么重要的结论（虽然我心中已有数），而是想以此增加自己对材料的掌握与敏感度，增加自己对学术方法的了解与认知。其实，要全面地掌握这些材料和方法，绝不是一年两年之功，而可能花费几年乃至十数年，但以我对学术的敏感程度，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也许会比一般人少用几年时间。当然，这期间，我偶尔利用讲学的机会，把一些观点依稀表达出来，当然，讲学的形式仍然是很浮浅的，甚至是很应景化的。但即便是这样，我外出讲学，也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大做文章。对此，我不想做任何的回应，因为，圈子里的大部分人对我的能力和人品都很清楚，无复多言。

什么是自白？所谓自白，就是把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这就是自白，这才是自白。自白不是自我炫耀，自我吹嘘，自我粉饰，自我伪装，而是自我解剖，自我反思，自我定位。荒唐的是，这个社会，已然很难辨别真伪了。假的当成真的，真的当成假的。说真话的，往往可能会被认为是假话，说假话好听话的，却往往可能被认为是真话。好人被当成坏人，坏人被当成好人。老实人往往被欺负，狡诈之人往往得逞。这就是这个社会的可悲之处。这让我又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这么老实的一个祥林嫂，当她无数遍地诉说自己的苦难的时候，反倒没人相信她了。而当一个小人把一个谣言传上一千遍的时候，也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把这个谣言当成真话。因为这是人的普遍心理。所以，有时真理往往只掌握在少数人甚至是一两个人手里。

艺术之路多艰，批评之路多艰，学术之路更为多艰。虽路漫漫其修远，但吾将上下而求索。

北居

北居拜读！中原兄，侯勇，在线上同仁元宵节好。

公心

::gif78::gif朱先生的強项在于书法界的反腐批判，具有思想的敏锐性和学术的洞察力！谈到治艺术史和上古历史等学术事，还为时尚早。加油！

船山居士

::gif27::gif拜读了！写的好！！

侯勇

北居拜读！中原兄，侯勇，在线上同仁元宵节好。
北居 发表于 2013-2-24 21:51

    谢谢，元宵节快乐！新春大吉！

养文轩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权力的社会，权力才能诞生权利啊。而且，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小人与大师并行的社会。大师身边，往往潜伏着一群小人、庸人。大师在创造历史，小人、庸人在阻碍历史，为害大师。所以，当大师创造了历史之后，成果往往被小人窃取或享用，而大师却往往倒在了小人的冷箭之下。只要熟读古今历史就知道，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
   
   此段尤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