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扶桑揽宝行：《大报帖》是日本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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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揽宝行

《大报帖》是日本摹本？

刘正成

一、前奏：祁小春和我的提问

去年12月初，女儿从伦敦打来电话，说日本传来消息，发现了王羲之真迹，我一笑置之：哪可能！谁知今年1月初，《成都商报》记者打来电话，说日本电视台报道了发现《大报帖》这个消息，还说已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始展出，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忽然想起女儿提过这事，便认真起来，回答了他两点意见：第一、我没有看到原作，不能回答是否真迹的问题；第二、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富田淳先生是有经验的鉴定家，他们的意见值得尊重。那记者说，就是这个富田淳鉴定说是真的！不久，祁小春先生的文章《<大報帖>與<妹至帖>的併案考察》就贴在网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了，于是便有了这次扶桑鉴宝行。

我赶在展览结束前一天，即今年3月2日飞到了东京。行前，我把想追究的问题速记下来贴在网上，以便有一个充分地征求意见的空间。祁小春提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之所以区别开来是为了不致掠人之美，这是学术上的规范。

王羲之《大报帖》问题

(一)祁小春的问题：

1，非＂手鉴＂，为摹刻上石而切割？

2，释文问题：

富田淳釋讀為：“（便）大報，期轉呈也，知不快，當由情感如佳，吾日弊，為爾解日耳。”
祁小春释读为：“便大報，期轉差也，知不快，当由情感如佳，吾日弊為爾，解日耳。”
＂大＂不能指证为人名？＂呈＂字或为＂差＂？应释为＂日弊为尔＂？

(二)我的问题：

1，如《妹至＞与《大报＞缀合，似可重新标点：
“妹至羸，情地難遣，憂之可言，須旦夕營視之便。大報，期轉呈也，知不快，当由情感如佳，吾日弊為爾，解日耳。

2，日本所藏《丧乱》、《二谢》、《得示》三帖，和《频有
哀祸》、《孔侍中帖》与《妹至》、《大报》,均为竖帘纹麻纸？其它王羲之摹本大多是无帘纹而纸表平光的皮纸，为什么？

3，认定《大报》与《妹至》为割裂的一帖，就足以否认《大报》非小野道风摹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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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富田淳：《大报》和《妹至》均是传入日本的唐代摹本

这个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每日新闻社、日本NHE(国家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书圣王羲之》特别展”，标明是为了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东京国立博物馆140周年。原计划张铁林先生与我一同去东京，但他在欧洲无法换票在行前赶回北京，展览闭幕在即我不能等，只好一人独行。我2号下午飞到东京，我按富田淳先生的电话约定，3号早上9上以前，池玉东先生安排的导游杨扬小姐把我准时带到展览馆大门前。展览9点半开门，谁知很巧，我在门前排队的行列中发现了上海童衍方先生！富田淳先生接我来了，我拉过童先生一起提前进了展览馆。富田先生1号在上海和我通电话时就特别嘱咐让我提前来，就是怕开馆后人多看不好。这提前的半个小时太重要了，让我不仅在无人拥挤的情况下较为仔细地看了《大报帖》、《妹至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频有哀祸帖》和《孔侍中帖》、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美术馆藏《行穰帖》，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地黄汤帖》和《伯远帖》，还在富田先生特许的情况下用我新买的等照相机拍下了上述几帖的清晰照片。为了保证图版的清晰度，富因先生还用我的U盘拷贝了《大报》、《妹至》二帖的高清照片以及我提问的“手鉴”样本给我。富田淳先生的中文水平很好，常常撰写论文参加国际书学讨论会，是一个实证严谨的艺术史学者。我结识他已近二十年了，那时他就在东京都博物馆工作，他曾把二、三十件宋元名迹堆在他的办公室，让我去随意观看，让我大呼过瘾。当观众潮水般拥进展厅时，我和富田淳先生坐在展厅休息凳上简略地讨论了我提出的问题。因为展厅的匆忙和紊乱，我也忘了用手机录音，仅凴记忆概括了富田淳先生回答我的一些主要观点：

1、关于《大报帖》与《妹至帖》的问题。

我问《大报帖》由谁收藏？富田先生说：我不认识《大报帖》的收藏者，是名儿耶明先生让人送来东京国立博物馆让我鉴定，我认为它从用纸、文字内容、书法结构用笔，都与《妹至帖》相近，由于日本古代有将古法帖裁开做“手鉴”用于鉴定的习惯，我猜想《大报帖》有可能和《妹至帖》是做“手鉴”割裂开的一帖；

2、关于《大报帖》的用纸问题。

我把刚拍的《大报帖》、《妹至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这些有明显竖簾纹的照片，与没有竖簾纹的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藏《行穰帖》放大比对给富田先生看，我说如果是唐代宫廷摹本的话，应该是如《行穰帖》这样无竖簾纹的皮纸，而不会是麻纸。富田先生说：我参加过宫内厅《丧乱帖》的揭裱修复时的考察，分析用纸质料是由55％的麻和45％的楮混合而成；同时用显微镜从纸的背面发现《丧乱帖》的折痕，这个折痕与《大报帖》的折痕是相似的。我让他确认是折痕还是竖簾纹时，他解释说：折痕是古人为了保护墨迹不受磨损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我有专门的文字报告这个问题(后来他给了我这篇简报)。

3、关于《大报帖》引首有 “小野道风朝臣”题签问题。

富田先生说：那是因为小野道风在平安朝留下很多王羲之摹本，江户时期鉴定家便不加考证归入他的名下，所以是误判。我在展厅中看见有日本平安时代书法家号称“三迹”之一的藤原行成临的王羲之《秋获帖》(传)，临得非常精美，我当即拿出Smile中存的空海《风信帖》、小野道风《玉泉帖》给富田先生看。我说：以此观之，日本平安时代书法家学习和临摹王羲之是非常有水平的，他们是完全有水平临摹出《大报帖》这样的作品的。富田先生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他应该理会我的这个结论再进一步的逻辑推演，他沉吟了好一会，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颇为遗憾的是这次没有看到《丧乱》、《二谢》、《得示》三帖，因为日本宫内厅只同意借出展览两周，我来前一周已撤展了。在展厅交谈中我提到了台东区立博物馆藏王献之《地黄汤帖》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珣《伯远帖》，因为说明书上均标明“唐时代、7-8世纪摹本”，我提出了质疑：从其临摹水平来看，绝不会是从唐朝传来日本的宫廷募本，甚至也不是平安朝小野道风等临摹二王的水平，我认为这是中国宋以后的东西。富田先生点头同意了我的意见。他说：我们原本并不想展出的，因为台东区立博物馆为这次展览提供了许多藏品，他们提出要展出《地黄湯帖》，我们就勉强地同意了。他还说：辽宁博物馆原本同意借出《万岁通天进帖》来展出的，因为钓鱼岛问题取消了这个展出计划，十分遗憾。我也说，这太遗憾了，我讲了年初去上海博物馆看美国五大博物馆与上博等藏的宋画并列展出给了我重要启示的事。我说，如果把全世界各国各地收藏的王羲之一起展出，让我们比对观察，也许会有新发现。富田先生说，不客易，但愿有这一天！

到了10点钟以后，展厅里人山人海，挤得没法看展品。童衍方先生主要关注三井文库那本《中权本石鼓文》去了，后来他过来告诉我：米芾的《虹县诗》太精彩了！为了重新再看看米芾的《虹县诗》和黄山谷的《王长者墓志》，我顾不及排队往前挪位看，而是粗鲁地拔开别人挤进去看的。就这样，我还是把大阪市美术馆藏苏东坡《李白仙诗卷》漏看了，吃午饭时，我翻看富田先生送我们一人一册展览图录时才发现这个失误，让我遗憾不已。美女杨扬是北京著名书法家杨萱庭的孙女，她没有继承祖业，旅居日本二十年，与父亲和叔叔们在日本开公司。她十分惊讶：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日本人喜欢中国文化来看王羲之！看来，文化的纽带，永远是中日和平友好的正能量！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富田先生大约了解我的兴趣，还让我去看了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一件宫廷写经，然后带我们从后门出了博物馆，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建议我们下午去看一看不远处的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我去了东京不少回，这个台东书道博物馆却一直无缘拜观。我给富田先生携去的新出两本《中国书法全集》中，“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一卷中就收了台东书道博物馆的8件藏品，可惜当时没有渠道要到他们的原版彩图片，没想到近在咫尺，这真是一个好建议！饭后，富田先生带我们步行5分钟，到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他介绍给我认识了研究员中村信宏先生。在这里，我看到了另一批令人激动不已的中国国宝，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六块《熹平石经》残石和两大块《三体石经》残碑！我违反了馆规，把这些国宝偷拍下来，关于这一段见闻和偷拍的图片我将另文记叙贴出。


《大报帖》
（图片由日本东京博物馆富田淳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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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富田淳先生提供《妹至帖》图片




日本平安朝“三迹”之小野道风《玉泉帖》



日本平安朝“三迹”之藤原行成《临王羲之十七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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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林昭一：手鉴原本并非为了鉴定之用



3月6日下午4点半到6点半，西林昭一先生在横田恭三先生陪同下如约来到我所住的东京车站丸之内的四季酒店，我们在咖啡厅谈了两个小时，由横田先生和杨扬小姐翻译。西林先生今年81岁，在东京迹见女子大学教授，是日本著名的中国书法史专家。2001年我访问东京时，由高木圣雨先生介绍认识了他，并与他在新宿王子酒店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学术对话，发表在当年的《中国书法》杂志上。他刚从大学退休，横田恭三先生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教授职务的继任者。横田先生是由谷川雅夫先生给我推荐的，他是2007年里耶秦简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论文的学者，3月4日下午，我们也在这个四季酒店会见过，就里耶秦简进行了讨论。湘西州委托我在今年夏天组识一个里耶秦简的学术活动，我找了李学勤先生商议，决定由秦汉史学会和国际书协联合召开一个“里耶秦简：文字与书法国际研讨会”，所以谷川先生向我推荐了横田先生，他当天也从奈良赶来和我一起会见横田先生。所以，我和西林先生讨论了《大报帖》之后，又讨论了里耶秦简问题，并邀请他今年8月初与横田先生一起去湖南里耶参加研讨会，有关对话的详细内容将根据录音翻译后另文贴出。

西林先生参加过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一次对《大报帖》的鉴定工作，他说早知道的话会陪我一同去看。他也很有兴趣讨论《大报帖》，当天下午我们就此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晚餐时仍继续讨论。讨论的焦点还是《大报》与《妹至》的关系。

1、《大报帖》与《妹至帖》是一张纸出来的。

富田淳先生引用日本源高明(914-982)《西宫记》所载：醍醐天皇的藏品中有《乐毅论》、《兰亭序》、《羸》三卷。而《妹至帖》有此“羸”字，推断《妹至帖》亦为奈良时代由遣唐僧从唐代宫廷携回献纳给天皇的。西林先生一开始就告诉我《大报帖》与《妹至帖》是一张纸出来的，所以《大报帖》也是唐代宫廷的王羲之摹本，也就是和富田先生的说法一致。但我认为两张纸稍有差异，我把自己拍的图片放大给他看，我说《妹至帖》的竖簾纹并不清晰，西林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反复装裱被糨糊所填造成的。因为有我这种说法，他陷入思索，觉得我的说法也有一些道理。

因此，他提到了和富田淳先生关于《大报帖》与《妹至帖》在摹本技术优劣上有差异的争议。他认为《大报帖》在摹本技术上不如《妹至帖》。他举例《大报帖》第一行第七字“也”的末笔拖得很长，而且中间断开，上下两笔衔接角度不对，认为是当时双钩人的技术问题，同时也在王羲之的诸帖中找不到这种字法。他问我的看法，我说同意西林先生的看法。

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西林先生又离开了他一开始与富田先生关于两帖为一纸的立场，我又查阅了整理后的录音稿也是如此。3月8日返国后，我把富田先生拷给我的《大报》、《妹至》高清图版在电脑大屏幕上打开来看，发现富田与西林二先生关于两帖是同一种纸张的结论是正确的，《妹至》确实有竖簾纹，簾纹纹距也相似，只是模糊一些。那么，只要《西宫记》的《羸》确实是有“羸”字的《妹至帖》，《大报帖》因之是奈良时代携回的王羲之唐摹本结论成立。

西林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我觉和他讨论问题没有什么禁忌，便把与富田先生讨论过的关于我就日本宫廷藏本的《丧乱》三帖、《频有哀祸》二帖与美国藏《行穰帖》在用纸和用墨的不同谈了我的看法。我一再强调以钤有宋徽宗六印的《行穰帖》和冯承素摹本《兰亭序》是鉴定王羲之唐代宫廷摹本在用纸用墨上的标准件。他也认为《丧乱》等帖是麻纸，也就是说是比皮纸质量差的纸。他还告诉我日本某女学者对此有论文分析。但他认为用墨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传世耗损所致。我又阐述了我对日本所藏王羲之诸帖因其是麻纸或麻、皮混用纸，与《行穰帖》、冯承素摹《兰亭序》较为精致的皮纸不同，且用墨也确实是有淡薄与浓厚的区别，特別是从实物陈列对比会看得很清楚，我大胆提出《丧乱》等日本诸帖恐非唐朝宫廷摹本的质疑。西林先生没有同意我的看法，还很耐心地给我讲了关于天皇宫廷用印的问题，以兹证明这确实是从唐朝宫廷传来的宝物。《丧乱》三帖、《频有哀祸》二帖均钤有桓武天皇的“延曆勅定”印，一在右前端三方，一在中缝三方。他说：“本身这个东西是日本皇宫里存的东西，在奈良有一个寺庙(东大寺)，也经常会管皇宫去借这个东西，借的时候要盖章，我借给你，我还回来是原物，是为了这个而盖的章。”我感觉这个质疑比较唐突，特別是在日本专家当面提出被历代珍为国宝的东西，我敬佩日本专家宽容的学者风度。

2、“手鉴”并非为鉴定所用的。

《妹至帖》于1973年问世后，经名儿耶明氏考证，并在日本五岛美术馆“昭和兰亭纪念展”中展出。对于为什么只有两行字的原因，考证就是因为《妹至帖》从传世的《名家手鉴》中发现，这个“手鉴”就是把名家的手迹裁开装裱成册页以供鉴定古代笔迹所用。以此推理，《大报帖》之所以也仅存割裂后的三行也是这个原因。我的疑问是，如果这是遣唐僧献纳给天皇的唐朝宫廷摹本，会随意裁剪分割用于鉴定之用吗？在晚餐时，我又提出这个“手鉴”问题，西林先生给出了另一个说法：“手鉴”不是为鉴定之用的，而是古人为嫁女所特意制作的珍贵的陪嫁品，意在使之传世的。他还反复说说，他还准备写一篇几万字的论文来考证这个说法。这当然又又与名儿耶明和富田淳二位专家的考证结论断然不同。

我想，尽管日本专家详细论证了《妹至帖》与《丧乱帖》等日本宫廷藏本诸帖在用纸上相同，但为什么仅有两行单独存世，以及关于“手鉴”的不同解释，以致未让业界最终释疑确认《妹至帖》的正宗身份，应该是2007年香港嘉士德拍卖会上虽拍出而未成交的重要原因吧？

（古笔手鉴图由富田淳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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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笔手鉴图

（由日本东京博物馆富田淳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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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岛慎一：《大报》应该是日本摹本



3月7日下午2时，我去丰岛区目白拜会了日本著名书法文化学者西岛慎一先生。西岛先生是我结识逾二十年的老朋友，那时他是二玄社总编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二玄社出版的一系列泽被国际书画界的《原色法帖选》和仿真画轴均是他领头策划、研究和编辑出版的。今年他已快八十高龄了。高木圣雨先生帮我联系上了，说西岛先生来宾馆看我。后来邹涛先生从名古屋来电话说，西岛先生近半年来犯了腰病做了手术，出行均用轮椅。我马上要求邹涛先生给西岛先生打电话，转告他不要来宾馆看我，我上他家看他。为了我们谈话的方便，我又请谷川雅夫先生专程又从奈良赶到东京来做翻译。谷川先生和我相识已近三十年了，当初他在北京中央美院留学，是个中国通，也是一个中国书法史专家，现在任职于奈良教育大学教授，也当然是一个权威的翻译，为我翻译过学术论文，有他来翻译，我就不用拿纸片写汉字和西岛先生沟通了。去的路上，谷川先生对我说：我们也难有机会见到西岛先生，在日本书道界硕学而能开讲演会的学者不过二、三人而已，这二、三人之中就包括西岛先生和你昨天会见的西林昭一先生！2009年福岛海啸时，我曾邀他来北京避一避核幅射，他没有来，这次我是去看望他。当然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英国)傅淑群基金会评委会拟给曹宝麟先生颁发书法学术成就奖，他是9个国际评委之一，要征求和签署他的意见；另一件事就是讨论《大报帖》。他说因为生病，他没精力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但在我给他简略汇报了这几天关于《大报帖》的讨论情况后，他还是发表了三个重要观点。

1、关于《大报帖》的艺术分析

我把在博物馆拍摄较为清晰的《大报帖》放大给他看，他去书房取出了怀仁的《集王圣教序》他说：唐代王羲之摹本最准确、全面的是《集王圣教序》，拿它与《大报帖》比较，《大报帖》在字形结构和用笔上都有很大差距。因此，很难以确定它是从唐朝来的王羲之摹本。

2、关于《大报帖》的著录问题

他说：历代王羲之的摹本很多，包括不少翻刻本，但都有著录才好推断。《大报帖》在褚遂良《右军书目》没有著录，就很难归入王羲之名下。

3、《大报帖》到底是谁摹的？

在我与他讨论了日本平安朝的遣唐使和遣唐僧在唐朝学习书法的问题，和隋唐时代由麻纸、半麻半皮纸到皮纸的过渡与成熟，以及宫廷摹本用纸用墨问题之后，他说：依我看来，《大报帖》和《妹至帖》很可能都是日本摹本。

西岛慎一先生发表了他的看法后，问我是什么看法。我说：正好和您的看法不谋而合，我只是没有像您这样明确说出来！其实，我来东京前所提的问题，我来东京看了“书圣王羲之”展览后向日本各位专家讨教和讨论的问题，正指向这个结论。我认为，《大报帖》难以确认它是王羲之的唐代宫廷摹本，它很可能就是小野道风、藤原行成等日本平安朝书法家的摹本。

通过对展出的《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以及精印的《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与同时展出的宋徽宗题签本《行穰帖》的观察比较来看，除了用纸有精粗优劣之分外，其用墨也有淡薄与浓厚的区别，甚至包括其侧锋用笔前多后少的特征。回国后，我又查阅潘吉星的《中国造纸史》的技术鉴定表，确认冯承素摹本《兰亭序》是皮纸，其用墨浓厚亦如《行穰帖》，这应该是唐代宫廷摹本用纸用墨的标准件。由是观之，它与上述诸日本藏本是有明显区别的。

由于上述日本所藏五帖均是日本流传有序的宫廷藏品，并且均钤有日本天皇用印，日本古代以至当代鉴定界权威如名儿耶明、富田淳先生等也详尽考证说这是唐代传入日本的，对于不了解日本书法收藏史的我来说，虽有一些值疑，还是绝不敢贸然下出这些均非唐代宫廷摹本的结论，或者进一步说它有日本奈良、平安朝书家的摹本的可能性。我的这篇随笔所记，是为了向我所尊敬的日本诸位专家请教，我期待着国际书画鉴定界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2013年3月14日于泥龟梦蝶堂

幻水梦天

呵呵！我在书法江湖大报帖辩论帖中只有我提出是日本人的摹本，其他人还不相信。

幻水梦天

甚至连小野道风临摹的可能都没有，因为如果是小野道风摹本那这两帖笔性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其中有些字的结构写法有问题，按小野道风的艺术水准和功力在字的结构写法上是不应该会出现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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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老师去得很早，由富田淳先生开小门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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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在展厅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