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上纵马，刀下留情 ——谈钟国康的篆刻 谢有顺/文

钟国康

石上纵马，刀下留情


——谈钟国康的篆刻


　　谢有顺/文


　　石上纵马，刀下留情。这是贾平凹在西安题赠给钟国康的话。当时我和诗人雷平阳在场，贾平凹说国康把小刀舞出了大刀的气势，在小小的石面上做出了大文章，这不简单。我说这就好比作文，下笔万言者不乏其人，但要写好几百字的短文，却是不易。多数的中国文人，能写长文，但写不好短文，而很多人都知道，贾平凹的短文是文坛一绝，越短越精彩，他能发现钟国康篆刻的妙处，也许与此相通。确实，有时我也讶异，一个下刀如此凶狠、果决，笔法力求粗犷、雄浑之人，何以能把石面上那些精微的细节也交代清楚？那头发丝般的细石线，或者颇有拙味的小留白，已经不是细腻的刀法能为，钟国康完全是凭一种感觉在走刀，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在这一点上，为文和篆刻，在精神底子上实在是一致的，我想，这就是艺术境界，就是刀下留情了。


　　钟国康刻章时，旁边总是围着一群人，惊呼声不断，那种刀铲印石的声音，让国康自己激动，也激动着旁边的人，但这些助兴者，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留意国康刀下的心力和深情——他的飞扬和节制，放与收，他的深入其中和出乎其外，他的率意与坚持，都在刀和笔的游走中泄露出来。


　　国康无意隐藏自己，他爱说话，有时还废话连篇，而这些多余的话，往往掩饰了国康刀笔背后那份艰辛和求索。都说，艺术的深刻常蕴藏于静默之中，所以大凡艺术家，往往不在人多的时候写字、画画、刻章，他们需要一个纯粹的自我空间，也需要由此来给读者造成一种神秘的感觉。于无言中为艺术立品，这其实是一种策略，很多庸俗匠人，也借此蒙人、捞名声。但国康完全不在意这些，他不怕把自己推到前台，不怕自己被观赏、注视，他重视和朋友、读者之间的每一次互动，他对艺术的理解，比一般人多了对艺术生产过程的经营和展示。


　　这当然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钟国康摹遍历代大家后剑走偏锋，十二年不下楼而独创一体，穷毕生之力得艺术的开悟——这份自信并不是空穴来风。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国康不用打稿提刀就来的篆刻风格，或者惊讶于他几天一筐石头的速度，这不过是在表明他的熟练——杀石上万之后，不单看字是反的，恐怕看人都是倒着走的，有此熟练技法，并不希奇。我真正希奇的是，国康治印，熟练中总能出新，敢于出格、破格，他的印章，初成之时已有一种静谧的大气，但国康并不愿为这种传统的秩序和美所诱惑，最后总要刀刀破边，以求印面有古味、异味，而那些中国字，也似乎要从看起来破败的石面上挣脱出来、挺立起来——正因为此，哪怕是再小的石头，国康刻出的也是大字，多数一稿而成，少有雕琢味，也不惧怕放大，甚至放得越大，越能见出他的法度和创意，当然也不乏他的大胆和意想天开。他爱惜印面上的每一个汉字，并让它们成了一个个小的、会说话的生命体，字与字之间、字与石头之间，完全联结在了一起，不可分割，也过目难忘。正如他的书法，单独一字看来，常觉别扭，甚至可能是坏字，但总体观之，自有一种磅礴和厚重，像是要从纸上、牌匾上站出来说话，这种既陌生又饱满的感觉，常令人不得不惊叹艺术自身的高妙。


　　这个对石头、纸墨、刻刀、印泥及中国字怀有深情的人，在这个书写和手工业被轻视的时代，以自己的庄重、执着和不容冒犯的信念，以自己能让石头和纸墨说话的才华，守护了一种中国精神，也捍卫了毛笔和刻刀的尊严。很多人惊讶于钟国康在各种媒体上制造的动静，的确，到处都能听见他的声音，我每次见他，他身边也总是围着许多人，频频亮相，不甘寂寞，如陈文的《最“丑”的那个人——钟国康另类艺术人生》一书所述，充满喧嚣、躁动，野心勃勃，似乎是一个能炒作自己的人，似乎是一个张狂自大的人，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表象。当真正的艺术已经需要用放大的尖叫声才能唤起别人注意的时候，口放狂言算得了什么？旁人的毁和誉又算得了什么？重要的还是要看艺术家冲击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因为失去真正的艺术，远比我们失去一个狂人要悲惨得多。


　　已经有太久的时间，篆刻几已沦为没落的文体，沦为书画家的点缀，他们拓上自己的名章，不过是追求万墨丛中一点红的纸面效果，或者留下一个个人的戳记，而已，再无其他。所以，很多篆刻家花几天时间打磨一个印章，印面精细工巧得如同绣花，仍旧无人问津，更遑论润刀费了；而把印章治得如同电脑刻字的人，也可举办篆刻展，大家不去计较，照样捧场。在这种境遇下，钟国康一个印章标价两万，甚至连他的印拓本在茂德公草堂的铺子里也标价两万，可他的市场一直来不仅未见萧条，反而有一大群人欲求其一印而不得，甚至有书画家一用其印，自己的作品也随即提价，放眼中国篆刻界，有此霸蛮之气的人有几个？我见过一些篆刻家，穷半生之力，出本印谱，不过能选取二三十幅满意的作品出来；我还见过一些篆刻家，刻完一个章了也未曾见他真正用过一次力，他们对石头充满呵护之情，把篆刻变成了雕刻，如同一个技术工人，毫无对汉字的艺术理解，不敢张扬自己的个性，这样的篆刻有何希望可言？


　　钟国康治印，刀有生气，人有霸气，两眼放光，刀刀见力，刻坏的作品虽然不少，但好作品也有着惊人的数量，几天一筐石头的速度，仍旧供不应求。我们可以指责钟国康刻得太快了，写得太多了，不懂节制，不知隐忍，一味求放，求进，未能领悟有时收也是一种革命，退也是一种先锋。但我们不能无视国康的紧迫感——人老了还能写书法，可篆刻需要的眼神和力气，却只限壮年，毕竟国康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们也不能无视国康努力壮大篆刻之声威的用心，他必须大声说话，必须用大量出新的作品去冲击大家固化的思维，由此才能占据一个本应属于篆刻的艺术领地。篆刻本已成了偏僻的艺术，可如今，经钟国康持续多年的呐喊，至少在广东，他的篆刻成了文人圈中的一大话题，哪怕是显赫的名人，用其印者有之，收藏其印者也有之，大家对国康及其篆刻众说纷纭，堪称成了广东文化界一景。


　　这是国康的功绩：石头终于说话，篆刻艺术终于不再是书画艺术的陪衬，它开始独立发声，并被众人聆听。


　　很多人因为钟国康过度的自我经营，而藐视了他的热闹背后曾走过一条漫长、寂寞的创新道路；很多人也因钟国康的熟练和速度，而忽略了凝结在他一笔一刀下那数十年寒暑的苦练之功。国康用石头说话，自己却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如《最“丑”的那个人》所披露的，每一次的艺术转型，他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没有苦待自己、痛击己身的坚忍之心，要想在艺术上成大事，几无可能。陈文作此书时，看似语调轻松，我却常常从中读到一种辛酸。很多人知道如何处富贵，但不知如何处贫穷，知道如何处喧嚣，但不知如何处寂寞，可在陈文笔下，正是贫穷与寂寞时的钟国康最为动人。今日成天被人簇拥的国康，还能记起昔日的情和景么？我想，他断然不会忘记，因为这是他的艺术根据地，他的勇猛精神来源于此。


　　只是，那些盯着钟国康作品的眼光中，多数恐怕是在计算其价值，而全无和他分享其人生与历史的兴趣；国康自己忙乱起来，大约也无回忆自己的兴趣了。于是，他的德印社一片喧嚣，但他的面貌也越来越单一。我曾提醒国康，作为艺术家，在热闹时没有寂寥感，在人群中没有独与天地共往来的孤单感，他的艺术和商业就只有一纸之隔了。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是看千万人，而是看吾。艺术家最大的敌人终归还是自己。但需提醒的也许还有国康的读者和朋友，你是想认识一个单面的钟国康，还是愿意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存在？而我要说的是，热闹、喧嚣、喝彩、自我中心、偏执、固守己见、创新、叛逆、冒犯权威、想前人所未想、邪而正，等等，这些都是国康身上所有的，他的人和文，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任何单一的结论都难以概括他。


　　而我认为，他终归不是一个匠人，他的艺术，通达的是他这个人。有了他那活泼泼的生命存在，他的书法和篆刻才有此气场，有此生机。


　　确实，真正的艺术，是一个人智慧、心力和情感贯通之后的觉悟，也是作者自我的昭示。书法、篆刻，和文学一样，也是见情见性的艺术，如果只谈技法，不谈笔意，只论师从，不论创新，那纸面、石面上必然洋溢出一片逸气和匠气，写字和刻章也必然沦为一种文化表演。我见过不少名家写字，也观赏过不少场面壮观的书画篆刻展，常觉意兴萧索，就在于我看不到那种沛然、丰赡的生命感受，也无法由此通达作者内藏的心事和性情。


　　无我，就无艺术。中国的文学、艺术，自古以来不重在智，而重情和意，说的就是要在作品背后看到人。以人生为艺术，并以艺术的方式来共享人的生命世界，这才是中国艺术的特出之处，所以我们常说某文人是一儒家，一道家，或一佛家，可见在他们的作品中，能洞悉他们的人生和品格。我们读陶渊明的诗，貌似平淡中和，但诗的背后藏着诗人刚烈的性情；我们看弘一法师的书法有天真静远、神清骨重之气，但细心阅读，也不难发现他那性情和智慧的来路。他们的艺术，实在是以他们的人生为底子的。钱穆说，苏东坡的诗不如杜甫的诗忠恳，是因他的人生不如杜甫沉重；宋玉只学屈原作文，却没学到屈原如何做人，他的文章就全无足观了。中国的文学、艺术贵在自抒己意，以待知者自知，这实在是一种高远的品格，值得后世传承。


　　因此，陈文用《最“丑”的那个人》这一图文书，来记述钟国康不同于常人的艺术人生，决非一时性起，图个口舌之快，他是在用他的方式来理解钟国康真实而感性的一面——这一面和钟国康的艺术追求息息相关。既然好的艺术背后站着一个人，那这种艺术就必定是可以返回到人间、返回到日常生活中来，从而照见那个活泼泼的生命的。艺术的死寂，是因为艺术被抽象成了技术或意义，而它背后那个活泼泼的人却消失了。要知道，写出来的墨水、动过刀的印石都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就是作者的艺术之心。


　　陈文或许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决意要让钟国康这个多面的人站出来说话，用一段人生、一种思考来诠释钟国康书法和篆刻不凡的价值。


　　我相信这也是钟国康艺术人生的一个醒目段落。几十年来，如何从谷底到一个高地，陈文用他简约、实在的文字记录了这个事实的发生，但似乎也把国康今后如何往前的难题带到了他的面前。喧嚣终究要过去，兴奋的人群也会露出疲倦的神情，当孤独感重新袭来，钟国康会在哪里？毕竟，人群的背后还有艺术史，而历史比任何漂亮的言辞更永久。如今，在正与邪之间，国康还乐于在邪和偏中求证自己，所以他的墨求臭，字求新，篆刻求不破不立，但艺术的变革理应是整体的，它最终都要走回那条正大之路，因为以历史的眼光看，任何的偏锋都不过是雕虫小技，艺术的常道才是大道。我和钟国康多年为友，可以预言，当他能以常墨、常笔来实现自己心中的常道时，那时的他将是真正的王者归来。我期待这一天的来临。


　　谢有顺
　　广州

钟国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