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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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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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06/30 11:32   新浪文化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逝世，享年93岁。
　　北京师范大学在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设置灵堂，供校内外各界人士吊唁。吊唁为6月30日起每天8点-22点，直至遗体告别时间。
　　特此讣告
　　启功先生治丧委员会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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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宗师，沉痛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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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师大中文系自发吊唁启功 遗体告别式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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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06/30 12:01   新浪文化

　　新浪文化讯：时至30日上午11时30分，整个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内显得还是相对平静。一些北师大的学生表示：他们都知道启功这个人，也知道启功先生是非常著名的书画家和学者，但并不知道启功先生逝世的消息。在得知启功逝世的消息后，学生们纷纷表示了惋惜和难过。
　　不过，启功逝世的消息在北师大中文系内引发了比较大的震动。在启功的灵堂门口，

中文系的师生已自发组织了到现场吊唁的活动，他们每人均佩戴着小白花，向启功先生默哀悼念。
　　此外，在启功先生的灵堂门口，已陆续赶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媒体的记者。不过还未见有海外媒体到场。
　　启功治丧委员会表示：由于启功逝世事发太突然，启功灵堂也刚勿忙建好，所以具体遗体告别的仪式还未有正式确定。等具体确定后会再行正式通知。(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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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口述历史  

   

  


作为启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启功先生的学生赵仁珪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够帮先生整理出一份记录自己人生的口述历史，但是一直以来启功都婉拒了。“先生拒绝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评价，难以措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希望重复过去的痛苦，去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的呼吁下，启功终于勉为其难同意口述。
    书摘欣赏：
　　??我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姐姐妻子的贤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书画鉴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
——摘自《启功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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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启功先生
徐可

春风一路
　　启功，字元白，满族，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每次读启功先生，心中涌动的都是感动。
　　一读启功先生，读到的是艺术。启功先生是一代书画大师。他的书法博师古人，典雅挺秀，美而不俗，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成为彪炳书史的书界领袖。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内紧外放的结体，遒劲俊雅的笔划，布局严谨的章法，体现出“启功体”书法的特有风格。他的绘画水平更高，只是被书名所掩而令人忽略。先生早年多作山水，70岁后常作兰、竹，构图平中寓奇，以书法之笔入画，明净无尘，清劲秀润，充满书卷气。
　　启功先生的另一“绝活”是古典诗词创作和研究，近年有《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和专著《诗文声律论稿》等陆续问世。他的诗词，是在治学、授业、评画之余，就生活中遇到的人物、事件、器物、风景抒发随感而作，“是许多岁月中部分语言的记录，一些心声、友声的痕迹”。他的书法作品大多是书写自作的诗词，绘画作品均有诗词佳句题识。诗、书、画、印浑然一体。观其画，赏其书，吟其诗，品其印，使人神舒意畅，回味无穷，真是难得的艺术享受。
　　二读启功先生，读到的是学问。启功先生是当代少有的通儒、国学大师，在诸多文化领域都卓有成就。以这样的身份从事书画创作，他的作品里自然流露出浓浓的书卷气。书法界评论他的书法作品：“不仅是书法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启功先生的画，同样是从学问修养中出来，高华冶逸，卓尔不群，包涵着治学修养和人生经历。
　　不仅如此，启功先生的书画作品中还蕴含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因为其中有他毕生治学的精辟内容。比如《论书绝句一百首》，以诗歌形式对历代书法进行评析，学界认为它“既是一部书法史，又是一部书法研究史”。先生另有《论书札记》21则，每则短者仅二三十字，长者不足百字，却涉及结字、运笔、临帖、书体风格等关键问题，与《论书绝句》一起被学界誉为书论经典。同时它们又是美到极致的书法艺术精品。启功先生的书法思想即“启功书法学”，极富创新精神，已成为书界公认的权威书法理论，成为学者研究的一门学问。从启功先生的书画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学到许多文史方面的渊博知识。
　　三读启功先生，读到的是人品。人们常说“书如其人”，启功先生的书法，正如他人一样，端正、崇实、平易近人，而闪耀着机智和风趣。启功先生写过不少自勉勉人的好句，如“自重则威，知止有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使人欣赏到形式、内容的真善美，获得人格的修养。
　　启功先生有他独具的人格魅力：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启功先生曾经捐资设立奖学助学基金，学校建议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坚决不同意，坚持用先师陈垣（励耘）的名义。这一义举成为传诵一时的美谈。启功先生平时为人谦和，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非常认真，绝不随声附和。十几年前，启功先生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义，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其名义题字落款、混淆是非。对此，先生非常生气。他郑重委托我在报上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在任何古书画上题字落款。
　　启功先生曾经集古句成联：“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他的砚台上刻有这样的铭文：“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这对联、这铭文，都是先生极其喜爱并经常书写的，可谓夫子自道。其实这也是他的艺术、他的学问、他的人品。启功先生是一部大书，值得一辈子捧读。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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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文学》：启功的恩师陈垣旧事  


  新华网 （ 2004-05-27 13:31:34 ） 稿件来源： 文汇报  
  

文／周駬谷

　1969年11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中，启功（后左）、刘乃和（后右）前来看望陈垣

　　从“四库”到宗教史
    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陈垣（字援庵）是广东新会人氏，出身药商家庭。17岁（光绪二十三年）时，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住在新会会馆。和他同住会馆的，是光绪壬辰科（光绪十八年）进士翰林伍铨萃。伍先生和他谈起学问来，发现他读书很多，对书的作者、内容、版本，都能谈得头头是道，大为惊奇。其实陈垣十三四岁就已经把十三经读完了，后来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眼界更是大开，渐渐学会了按照目录选购经史子集所需的图书，广泛涉猎。而这在当时是要被指为不务正业的。那年的试题是《冉求之艺，文之以礼》。陈垣放笔直书，信心十足。考完后回到会馆，将所做的文章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与伍先生听。伍先生认为他的文章虽好，但不合八股规范。九月初九日放榜，果未考中。陈垣懊恼离京，伍先生送陈垣到车站，握着他的手说：“文不就范，十科也不能考中！”这话对陈垣刺激很深。回到广州后，陈垣便发愤要把八股文作好。他买回了十科的《直省闱墨》，一遍遍细读，最后装订成四大册，认真体味，有的好文章甚至能够背诵。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八股文大有长进，但是后来科举却取消了。晚年陈垣回忆说：“可惜白白糟蹋了两年的时间，但也得到了一些读书的方法。”
    1913年，陈垣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员，赴北京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北京。陈垣治学，没有师承，全靠自学。而研读《四库全书》对他的一生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他到京后，听说原藏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已运到北京，存放在国子监前街大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对于这样的国之重宝，陈垣心仪已久。那时他住在宣武门内象来街，在北京西南角，而方家胡同是在北京的东北角。当时溥仪还住在宫里，紫禁城东西两侧的皇城根是宫苑禁地。所以陈垣每天读书必须绕道走。于是他赁一辆驴车，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要是遇上风霜雨雪，有时来回要三四个小时。上午他总是图书馆刚开门就赶到，下午直到闭馆才离开。就这样，陈垣一读就是十年！
    陈垣将《四库全书》著录的书名和作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最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实际存书相考核，校出有目无书、有书无目、书名不符、卷数错误等情况，了解了《四库全书》收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了《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又因纂修四库的掌故，私家多不便记载，陈垣利用乾隆御制诗文，写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一卷。经过这样反复的钻研，他不仅对《四库全书》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对浩瀚的文史图书也已了如指掌，日后治史，自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1920年，当时民国政府拟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影印文津本四库。叶恭绰举荐陈垣董其事，只是后来政府更替，事情不了了之。
    陈垣早年从随著名天主教人士英敛之、马相伯游，发愿著述中国基督教史。1917年陈垣写成了他的史学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元史“也里可温”四字，汉意失考。陈垣将《元史》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史书通阅一遍，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全部录出，查阅了元史有关的笔记、典章、方志、碑帖。陈垣自学过蒙文，最终考订出“也里可温”，就是蒙元时代对基督教会人士的统称，并将蒙元时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播与流布，在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了结了数百年的悬案。他精心撰述，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的则是《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是讲述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汉化的一部专著，材料丰赡，条理明辨，刻意在有“全盘西化”论时著成。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四十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L.C.Goodrich教授将其译为英文。这也是他最满意的一部著作。
    陈垣从事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二十世纪初年敦煌经卷的惊世发现。大量有关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西北史地的文献出现，作为中国史学家，陈垣早在二三十年代不止在一种场合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1924年夏，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任导师的陈垣，与北京学界同仁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并被推举为采访部长。后来他对京师图书馆八千余轴敦煌经卷分类考订，编成《敦煌劫余录》。以“劫余”二字，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
    在故宫博物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驱逐溥仪出宫。为应事态之变，国务院紧急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全体委员由国务院聘任，李煜瀛（字石曾）任委员长，聘请蔡元培、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人任委员。善委会成立后，李煜瀛出京出国事不断，故宫方针大政，渐渐担在陈垣身上。就是陈垣主持的清点中，故宫陆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典籍、孤本、底本、档案等。如在斋宫中发现了元刻本《元典章》，有汲古阁毛晋私印，也就是四库提要所谓的内府藏本，以及在懋勤殿发现了当年罗马教宗就中国礼仪的通谕等珍贵档案。最重要的发现大概要算1925年4月在?藻堂发现了尘封多年的《四库全书荟要》。
    陈垣很早便知此书，但无由得见，此次意外发现，令他惊喜万分。《四库荟要》与《四库全书》同时编成，编《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已63岁，他恐怕《四库》编成费时太久，未必得见，所以又命四库馆臣择精华，缮写成《四库荟要》。《四库全书荟要》分抄两部，一部存圆明园味腴书屋，一部放在紫禁城?藻堂内。这时圆明园一部燔焚，?藻堂这一部即为世间仅存。1925年10月10日，善委会与北京各界人士在乾清门广场召开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大会，陈垣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故宫博物院设古物馆和图书馆，古物馆由易培基任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为纪念此事，陈垣在寿安门前手植稚桧八株。如今事过八十年，当年的稚苗已高逾宫墙。
    民国年间，战乱频仍。1926年3月底，冯玉祥的国民军与直奉联军作战失利，即将退出北京，故宫安全受到威胁，只得决定请执政府内务部卫队接替冯玉祥部驻防。借此次换防之机，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都想进驻故宫。北洋政府内务部、直鲁军阀、前清遗老也均有动作。到了七月，事态急转直下，吴佩孚主北京事，杜锡?出面组阁。在新内阁国务会议上，通过改组故宫议案，决定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以前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赵孙二人与故宫博物院诸理事商洽接管事。理事会派陈垣、俞同奎等四人前往。谈判开始，陈垣发言说：“如果要接管故宫，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办理接交手续。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接收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如果你们不同意点交，可以登报声明说明自愿负故宫的全部责任……”赵孙二人回去汇报，不想杜锡?竟同意点交，也同意设移交、接收两委员会，驳回了赵孙二人的原议。二人一怒之下双双辞职，但接着就发生了8月8日陈垣被捕的事。
    那天清晨，陈垣被宪兵司令部抓走了。故宫理事会同仁得到消息后，忙多方营救。到了下午宪兵司令王琦同意放人，但他对赵尔巽说：“这个姓陈的太可恶，还硬不肯走，一定要追问抓他的理由。”后来陈垣虽然被释放回家，但王琦派了两名宪兵跟到陈宅，将陈垣软禁在家中，一住竟是一百多天。直到北伐胜利在即，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接管了故宫，任命易培基为院长，李煜瀛、陈垣等37人为理事，故宫才安定下来。
    辅仁大学的八年
    八年抗战期间，陈垣是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度过的。辅仁大学1933年后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办，1936年后，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是德国人。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得以继续开办，而且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直坚持了八年，所以辅仁大学后来成为沦陷区内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惟一一所大学。对于陈垣这样有声望的学者、大学校长，日伪当局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总是企图利用他，委以各样文化要职，有时是直接出面，有时则是托陈垣的故旧疏通。对于这些，陈垣一概严辞拒绝。但无休止的骚扰威胁，使得陈垣不胜其烦，常思有个地方避一避。
    有一次，他和几位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三楼看书画展。偶在楼栏处往下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走过。陈垣沉默不语，后来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眼含泪水，师生们将他扶下楼来。其实陈垣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古都，但是几千师生的期望，使他实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有扶师南行的密谋。陈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长谈数晚，晓以利害，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校长一走，辅仁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最后雷冕竟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陈垣百感交集，反复思考，终未成行。
    辅仁大学似沦陷区北平的“孤岛”，成为不肯就职于伪大学（日伪利用原址继续开办的大学，被称伪大学，如“伪北大”）的学人的净土，一些志士也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辅仁大学虽未停办，但师生被日伪当局逮捕却是常有的，如英千里、沈兼士、胡鲁士神父（荷兰人）、范文澜、赵光贤、李德伦、萧乾等等。每一次陈垣都要积极营救。在那八年时间里，陈垣还尽可能地向一些生活困难的学人约稿，藉此补贴他们的生活。八年里，陈垣的心情是苦闷的，而这种苦闷只能在他史学著作的字里行间得到抒发。在这时期他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铮僧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著作。而最能体现他深明大义、崇尚名节思想的著作，则是《通鉴胡注表微》。这是一部研究胡三省（字身之）思想的作品。胡三省是宋末人，不仕于蒙元，以作通鉴注的方式，申诉蒙元的暴政。终于在他65岁那年迎来了古都的光复。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翌年，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6月病逝。
　　摘自《传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平淡是俗

一代宗师，沉痛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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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口述历史》连载九
2004-10-25 09:13:31

  
　　还说我和张振先吧。我们俩都属于淘气的学生。他有一回在礼堂的暖气管上拿“顺风旗”（一种体操动作），结果把管子弄坏，吓得赶紧跑了。我更损，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水平有限，有时还念错别字，如在教我们念《秋水轩尺牍》时，把“久违麈教”念成“久违尘教”。他是个大近视眼，我就拿一本字号最小的袖珍版的《新约全书》随便找个问题问他。他挤着眼睛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后来恍然大悟，知道我是明知故问地刁难他，就用教鞭照我的屁股给了一下。我还假装委屈，理直气壮地质问“您为什么打人啊？”他说得也好：“你拿我开涮，我不打你打谁？”诸如此类，淘气的事干了不少。我和张振先是同桌，一到课间休息，甚至自习课老师不在时，我们俩就常常“比武”，看谁能把谁摁到长条凳上，只要摁倒对方，就用手当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我宫了你！”算作取得一场胜利。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在欧美同学会吃饭时，彼此的祝酒词还是“我宫了你”。这种童贞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而开明的老师，常能容忍孩子们的这种天性，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宋衡玉（音），平时常穿日本式的服装，我们都管他叫“小日本”，他自然不愿意听。有一回在饭厅吃饭时，有人又叫他“小日本”，他急了，追着那个人不依不饶，那个人就往饭厅外跑，他嘴里骂着“儿子（读作zei）！儿子！”的往外追，刚追出门，正好和路过的校长撞个满怀，校长拧着他的嘴巴说：“你又没娶媳妇儿，那来的儿子？”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觉得校长实际上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加入到这场游戏中了。总之，我不是提倡淘气，但兴趣是不可抹杀的，在这样的学校，每天都有新鲜有趣的事发生，大家生活、学习起来饶有兴致。（图 见《启功画传》第17页两幅照片）
但有些事就不那么简单了。如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那时我正上小学，那天放学时整个北京城都戒严，家里着急，派车接我，但怎么也绕不过来，最后我是拐着弯穿小胡同，很晚才到家。后来我升入汇文中学，又知道有两名汇文的学生死于这次惨案中，一位姓唐，一位姓谢，校内还竖有“唐谢二君纪念碑”。这使我知道社会上还有比学校更惊天动地的大事。
　　三、我的几位恩师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 、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并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我曾经写过《记我的几位恩师》、《溥心 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等文章，记载了他们的有关情况，现把和我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概述并补充一下。
　　贾羲民和吴镜汀。羲民先生名尔鲁，又名鲁，原以新民为字，后改为羲民，北京人。镜汀先生名熙曾，镜汀是他的号，长期客居北京。（见图 《启功画传》第20页照片两幅及绘画一幅）我虽然自幼喜爱绘画，也下过一些工夫，比如我家有一卷王石谷《临安山色图》的珂罗版照片，原画已流入日本，当时能得到它的照片已很不易，不像现在能见到那么多的王石谷真迹，所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幅照片。我和我五叔祖曾一起用心临摹过它。又经热心人帮助，还找到1926年（丙寅）我画的一张菊花小册页。但这些仅是凭着小聪明，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为了能登堂入室，大约升入中学后不久，我即正式磕头拜贾先生为师学习绘画。贾老师一家都是老塾师，他本人原也作过北洋政府部曹一类的小官。贾老师不但会画，而且博通经史，对书画鉴定也有很深的造诣。那时画坛有这样一个定义不太明确的概念和分法——“内行画”和“外行画”。所谓“内行画”是指那种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类似王石谷那种画什么像什么；所谓“外行画”是指那种不太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画的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类似王原祁，有人说他画的房子像丙舍——坟中停灵的棚子。贾先生是文人，他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样的词汇不应是文人论画所使用的语言；而吴先生却喜欢用这种通俗的说法来区分这两派不同的画风。正由于贾先生是文人，所以他不太喜欢王石谷而喜欢王原祁，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张小幅山水，很能看出他的特点。也正因为此，他在当时画界不太被看重，甚至有些受排挤。贾老师曾经参加过一个画会，它是由金绍城（号巩北、北楼）倡立的，金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舅舅，为了提高这个画会的地位，他请来周兆祥作会长，因为周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学生，又作过东北葫芦岛开辟督办，有的是贪污来的钱。这个画会后来办了一个展览，金先生把贾先生的参展作品放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贾先生受到这个冷遇后，就主动写了一封信，声明退出画会。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和影响主要在书画鉴定方面，由于他是文人，学问广博，又会画，所以书画史和书画鉴定是他的强项。他经常带我去看故宫的书画藏品。平时去故宫，门票要一块钱，这对一般人可不是小数目，而每月的一、二、三号，实行优惠价，只需三毛钱，而且这三天又是换展品的日子，大量的作品都要撤下来，换上新的，只有那些上等展品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而有些精品，如董其昌题的范中立《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会保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我对这类作品印象非常深，现在闭起眼睛，还能清楚地想象出它们当时挂在什么位置，每张画画的是什么，画面的具体布局如何。如《溪山行旅图》树丛的什么位置有“范宽”两个小字，《早春图》什么地方有一个“郭熙笔”的图章，什么地方有注明某年所画的题款，都清楚地印在我的脑中。由于有优惠，我们天天都盼着这三天，每当这三天看完展览，或平时在什么地方相遇，分手时总是说：“下月到时候见！”每看展览，贾先生就给我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几笔草，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非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作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他当落款题到画上吗？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贾老师和吴老师的关系很好。贾老师有一块很珍贵的墨，送给了吴老师，吴老师把他一幅类似粗笔的王石谷的画回赠给贾老师。贾老师把它挂在屋里，我还从他那里借来临摹过。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作学问，更要学作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
　　吴老师的“内行画”确实非常高明，他能研究透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技法，如王原祁和王石谷的画都是怎样下笔的，他可以当场表演，随便抻过一张纸来，这样画几笔，那样画几笔，画出的山石树木就是王原祁的风格，再那样画几笔，这样画几笔就是王石谷的味道，还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现出其他人的特点与习惯。这等于把画理的基本构成都解剖透了，有点现代科学讲究实证的味道，真不愧“内行”中的“内行”。这不但提高了我用笔技法的能力，而且对日后书画鉴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看得多了，又懂得“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便掌握了诀窍，一看画上的用笔，就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人的风格，符合不符合那个人的习惯。我随吴老师学画，仍从临摹开始。有一回我借来吴老师赠给贾老师的那张画来临，临到最后，房子里的人物安排不下了，只好删去了，我母亲在一旁看到后，一语双关地戏称我临的“丢人”。后来就逐渐有了长进。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权当画界当时的一个小掌故说一说吧。吴老师原有一位弟子，是无锡的周先生，当然就是我的师兄。有一回，有人告诉吴老师地安门的品古斋正在卖一张溥心 家藏的沈士充的《桃源图》，吴老师就从品古斋借出来，亲自指导周先生临，临得似像似不像。临完后又把原作还给品古斋，我就和曹七先生（事迹见后）说了这张画的来历，他花了三百元买下来。他的太太会画画，曾得到吴谷祥的指导，后来年岁大了，就不怎么画了。曹七先生跟我说“你也临一张，算是我太太临的。”于是我就临了一张题上他太太的名字，现在也不知这张画的下落。后来我又在绢上临了一张，拿去给吴老师看，他很高兴，夸奖我“画的好，是塌下心画出来的。”后来徐燕荪要办一个画展，准备把我这张和周师兄那张都拿去参展，并把我的摆在前面。这下吴老师不高兴了，甚至和徐先生吵了起来。我虽然很愿意把我排在前边，但一想师兄比我大五岁，又是先和吴老师学画，便和徐先生说：“还是把周先生的放在前面吧，这里面有吴老师的指导。”这件风波才就此平息。这幅画我现在还保留着。从这件事我明白，作为老师，他当然会看重亲自指导过的作品，但对真正下过工夫的人，他心里也是有数的。我的这位师兄最初善画芦塘，他自称“别人都管我叫周芦塘”，后来又画葡萄，有一张还作为礼品赠给美国总统，于是他又自称“他们都管我叫周葡萄。”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上和大家开玩笑说：“他画芦塘、葡萄，说人家管他叫周芦塘、周葡萄，以后我专画山药，你们就叫别人管我叫‘启山药’好了。”听得人无不大笑。他九十岁时，家人要为他办个画展，他夫人来找我，我写了四首诗，后来还收到我的诗词集中，但在展览会上并没拿出来，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刺”，因为他们可能感觉到在他声名高了之后，其他几个师兄弟可能对他有些不满，也不愿和他多往来，觉得他有点看不起吴老师，以至和吴老师的关系闹僵。其实我的诗都是称赞他的，并坚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和吴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正如其二所说：
弱冠从师受艺初，耕烟（王石谷）名迹几番摹。灵怀（吴镜汀）法乳通今古，壮岁芦塘似六如（唐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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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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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创“启”姓，自当始祖
　　启功先生的全名为爱新觉罗·启功。但他在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启老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他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但是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这一代，因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列入旁支，从而跟着当侧室的母亲搬出了王府。当启功的高祖父死后，曾祖父已成为所谓的“强干弱枝”，以教书度日。由于不甘居人下，他发愤读书，应考科举，由举人、进士到翰林，最后当了礼部尚书。启功的祖父仍旧走这条道，最终也做了“主考”，当了“学政”。可是启功的父亲未踏入仕途便于十九岁过早地夭亡，当时启功刚满周岁。在祖父关爱下启功才得以上学念书。其祖父的老门生戴遂之，堪称是知恩图报的老夫子。他亲自为少年启功讲授文史，竭尽全力要让他继承其教育世家的衣钵。启功当时想：“你供我上学，可我母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姑谁管呢？再说我总不能老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吧？”于是他央求戴老先生说：“我想谋个职业，哪怕一月挣个二三十元，也好奉养母亲和姑姑。”启功明白自己是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那何不隐其姓，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开朗乐观的他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了。
　　1933年启功中学毕业。基于家学的渊源，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启功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便脱颖而出了。这时祖父的一位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把启功举荐给了卓越的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垣。陈垣对学生情谊之纯，之真，之深，使启功终生难忘。他曾动情地回忆道：“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受陈老师教导，经历近四十年。”为报此恩，耄耋之年的启功呕心沥血伏案三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一百六十三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是因为老校长陈垣生前曾吟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陈垣久居此屋，励耘书屋由此得名。启功了了报答师恩的夙愿，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患难与共情未了
　　在启功心目中还有一位永远难忘的人，便是他患难与共的老妻章宝琛。启功的婚姻不仅要遵“母命”，还要按清代传统只在旗人内部论亲。他21岁时中学毕业，正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便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了。章宝琛不通文墨，而且是带着可怜的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但自她来到启功家后，任劳任怨，再不要启功为“家”操心，使启功对她由“同情”逐渐转化为“爱情”。启功的母亲1956年病逝时，启功于悲恸中顿悟了妻子为这个家庭日夜操持的功劳，竟忍不住双膝跪下一拜，叩谢贤妻的情深义重。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潜心习书画的好好先生启功也在劫难逃。回到家来，章宝琛不解地问他怎么会划上了右派，启功为宽慰她，不无幽默地说：“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你想想，咱们是封建家庭，皇室残渣，受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既然有比例，就有凑数倒霉的，在下就是一个。”妻子学着老校长陈垣的口气劝启功埋头写书，不辍书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章宝琛还卖了首饰，换了钱来给启功买书用。“文革”年月启功被拘留审查，幸亏章宝琛有见识也有胆量，她早把家里一切“犯禁”的东西和启功所有的字画书稿，统统包装严实埋藏好。红卫兵无数次抄家什么也没有查到。一次红卫兵逼问启功：“你是清朝的孝子贤孙，封资修的东西一定不少！”启功也幽了一默：“实话实说吧，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老朽虽系皇室后代，想当孝子贤孙还当不上呢……”有位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他，就故作正经地说：“你只有封，就给你‘封’上吧！”从此门上就贴了两道大封条。1975年章宝琛病危，她在弥留之际拉着启功的手，指点了她埋藏书画文稿之处。日后启功找出来一看，自己多年呕心沥血所作的书画文稿，是用一层又一层的牛皮纸外套塑料膜包裹好的，一张也没坏！这“奇迹”，为启老、也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墨宝。
　　独创“五三五”字体
　　启功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老哆嗦，描“红字”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对他刺激最大的是，一次他的表舅请他作画，却事先叮嘱再三：画好后千万别在上面题款，他要另找人写。此事促使他立志勤奋练字。后来陈垣又对他说：“你要给学生批改作文，学生的字写得比你漂亮，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启功下苦心练字，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陈垣看后又加指点：“不要用毛笔去模拟刀刃所刻的效果，以免流于矫揉造作之弊。”悟性过人的他由此深得其理，后来便提出了“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半生师笔不师刀”等名言。
　　古人有“书法以用笔为先”之说。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才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启功找来很多名家碑帖以及唐代佛经，用透亮的方格纸将这些字单个放大，潜心描写，终于从名家书法的笔划结构上，找到了写字的规律。这极平常的规律却极难发现。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分。启功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分”上。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便是由他首创的“五三五”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
　　启功在这“五三五”不等分的基础上练字许久。他反复研究，又发现汉字结构存在“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所以对历来所说汉字应“横平竖直”之言也不可尽信了。其实，平、直之中也是有变化的，不然写出来的字就全无神采而变得呆傻了。“形似”与“神似”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汉字的结构上。如果字的结构不好，用笔再妙也无济于事。所谓“胸有成竹”，就是写字时，心中应先有这个字的“骨架结构”，下笔心中有底，笔下也就有神了。启功认为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行，爱怎么拿笔就怎么拿，爱怎样用笔就怎样用笔。哪怕每天写几个字，将字的结构写准确就是功夫。“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便是他独创的“启体”书法。
　　“文革”十年浩劫中，启功没有贴大字报的资格，却必须承担抄大字报的义务。先是造反派的大字报让他抄写，由于启功字写得好，随后各种“战斗队”的大字报都让他抄写。有时时间紧迫，造反派们直接往席棚墙上贴白纸，命令他站着面对席棚墙直接写。如此挥毫几年后，竟练就了他独特的“站功”，笔也练得放开了。后来，当启功的书法誉满海内外，成为千金难得之“国宝”时，北师大校园内还出现过搜寻“文革”中启老所抄的“大字报”与“小字报”的热潮。
　　“三怕”与“二不怕”
　　启功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所以假冒之作颇多，还真有几家铺店专卖这种“作品”。启功听说此事，有次会后路经此店，便进去一件一件地细看。有人特地走近他身旁问道：“启老，这字是您写的吗？”他笑微微答道：“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了。紧接着启功改口说：“这是我写的。”事后他解释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这是看得起我。再者此人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这便是启功的幽默风趣，他在家养病时，曾写一个字条贴在门上以谢客，上书：“熊猫病了”。让你吃了闭门羹，却仍不免莞尔一笑。
　　好多人都知道启功的“三怕”与“二不怕”。启功第一怕是“怕过生日”，所以北师大把给他办九十岁生日的活动改为庆祝他从教七十年的研讨会和书画展。他的第二怕是怕沾上“皇家祖荫”，故隐其姓“爱新觉罗”。第三怕是怕良朋给自己介绍老伴。在他著述的《赌赢歌》中，有一个哀婉而温馨的故事：启功夫妻恩爱，相濡以沫。一次夫人章宝琛对他开玩笑说：“我死后一定有不少人为你介绍对象的，你信不信？”启功以他素有的幽默笑曰：“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又傻又疯这样子做呢？”夫人进而逼问：“如果你不信，我俩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颇感意外，便狡黠地笑言：“万一你输了，那赌债怎么能生还？”夫人便说：“我自信必赢。”不料这一时戏言果然灵验。当夫人撒手人寰后，启老家中可谓“门庭若市”，不少热心朋友乐呵呵地手拿“红丝线”，进门就往启老的脚脖上系。更有人不经同意便领女方前来“会面”的。这可吓坏了启功，于是他先以幽默自嘲谢客：“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如此而已而已。”此招仍不能挡驾，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一张单人床，以此明志，谢绝盈门说客。
　　再说启功的“二不怕”，即一不怕病二不怕死。面对颈椎病发作，要他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形神毕肖地写下《西江月》：“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篇篇瞧，不见这般上吊。”一次验血检查，见护士拿着装有他血液的试管不停地摇晃，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如此摇晃？”护士答曰：“您的血太稠啦，不摇晃很快就会凝固的，今后您要少吃肉啊！”此时，恰巧碰上赵朴初老先生也来此抽血化验，赵老颇为感叹地说：“我吃了一辈子素，现在也是血脂高……”这下可让启功抓住“反驳”的理由了：“你看，我说一定和吃肉没什么关系嘛！”
　　在北师大校园内，“师”门弟子爱戴、尊敬启老，见面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功便言：“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在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如此见面语，立马活跃了会场气氛。
　　早在1978年，六十六岁的他风头正健之时，就自撰其《墓志铭》，其诙谐幽默，仍充满字里行间：“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摘自《名人传记》2003年第4期
　　作者：张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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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协秘书长郭雅君30日下午作客新浪悼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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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06/30 13:27   新浪文化

    著名学者、书画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于今日凌晨2：56分在京逝世。这是中国知识界的重大损失。新浪文化特别邀请了中国书协秘书长、分党组副书记郭雅君于30日下午１５：００－１６：００作客新浪，与网友共同悼念启功先生。

    如果您有任何想交流的问题，请在这里留言。>>提出问题
郭雅君
　　郭雅君　女，中国书协秘书长、分党组副书记。书风素质展现的凝重提炼，骨格笔力的浑厚功深，大气而虔诚，一种内敛、沉潜的显露，悠然地漫步于书路。其父是画坛颇具影响的油画家，父亲的书画督习甚严。少年情趣培育了人生之路，把练字学书法作为日课，沉吟于墨彩情韵，宁静而致远，亦幻亦真，书法的情感的寻觅，凝结的智慧，走向了创造的真实。1983年首获“全国首展书法大赛”优秀奖。受特邀参加了中国“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作品展”、“首届当代名家书法精品展”等全国性的书法大展，并受日本、西班牙和新加坡等国邀请访问参予书事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