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全文）曹宝麟：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

侯勇

中国书法在线十周年松竹讲坛纪念会

讲座实录

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

曹宝麟

（2013年4月27日）

      时间：2013年4月27日上午9点至12点半（因故提前一日）
      地点：松竹书院（北京市安定门内柴棒胡同27号）
      主持：刘正成

侯勇

书法在线 侯勇 4月27日，中国书法在线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暨（英国）傅淑群基金会书法学术奖颁奖仪式、松竹讲坛2013年第一期讲座在北京松竹讲坛隆重举行，来自山东、广东、甘肃、湖南及北京本地的专家，学者，书法同道80余人聆听了李学勤老师、曹宝麟老师讲座。下午三点半，庆祝中国书法在线十周年网友座谈会同期举行，来自中国书法网、书法网、中国书法家网、中国书法在线等网站的网友及管站管理者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言。

27日上午主要有三项活动1、傅淑群基金会颁发学术奖;2，李学勤演讲《清华简与古代中国》;3，曹宝麟演讲《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首先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铁林先生主持（英国傅淑群基金会书法学术奖颁奖仪式，刘正成老师作为推荐人介绍给曹宝麟先生颁奖的情况。

刘正成老师说，曹宝麟先生是我们书法学术界很重要的人物，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很早就受到了季羡林先生的肯定，今天这个书法学术成就奖经过这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我太太的名义在英国设立，经过国际评委会的一致讨论，授予曹宝麟先生书法学术奖。评审嘉宾有英国的教授、张铁林先生、日本包括台湾的教授，我们分别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国际书法界的权威人士，他们共同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第一、在当代北宋书法史研究方面，曹先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水平，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中国当代书法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

第二。在艺术史个案研究中，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第三，运用现代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的方法论，对古代文学的考证中发扬了学术论辩的新风气。

第四，在30年的学术生涯中，为推动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五，在中国书法全结编纂中，承担了北宋主要部分，所编纂的米芾卷、北宋名家卷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觉得这样的奖项还是很有意义，对我们学术研究也很有意义。

接着，由德高望重的著名历史学家、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为曹宝麟先生颁发书法学术奖。

颁奖仪式完成后，由李学勤演讲《清华简与古代中国》和曹宝麟演讲《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

侯勇

曹宝麟：感谢各位专家的抬举，今天授予我学术奖非常惭愧，因为刚才刘正成先生说我低调，应该说有多少本事就怎么表现，不是低调，确实应该藏拙。因为自己几十年总算还比较努力吧，但是，成果应该说并不是太多，应该是和作为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著作等身目标差距太大，在这30年里面积累的也就《抱瓮集》中的四十多篇论文。所以说自己觉得比较惭愧。

刘正成：曹先生演讲之前，我宣布《中国书法全集•蔡京薛绍彭吴说赵佶卷》今天首发，也可以说是他的压卷之作。

曹宝麟：刚才李先生给大家作了精彩的演讲，与他的大学问相比较，我的碑帖考证只算是小学问吧。但再小的学问也总得有人去做，所谓大狗大叫，小狗小叫！

  我目前的学术路数，基本上是考证性质的，大家读到我的文章考据的文章比较多，这基本集中在《抱瓮集》里。还有像《中国书法史》七卷本里的宋辽金卷，其中的很多论点其实也都建筑在我考据的结论之上的。譬如讲重要书家如米芾就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一个书家，那么把他所有一百多幅作品，通过仔细的考据排出一个序列，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作品涉及到许多事物人物，必然有很多线索能够确定这本帖写在什么时候，那么经过这么一排的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位书家是怎样一步步地走过来的，也可以和他晚年的自叙所谓什么时候学颜体，什么时候学欧体，学褚最久的话对应起来，当然可以发现他里面有比较狡猾的地方，比如隐匿而不说的或避重就轻的一些事情。那么我深感考据对做学问而言就是一个基础的工作，所以尝到这个甜头后我觉的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已经出版的刘正成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里我编的《北宋名家》和《蔡京薛绍彭吴说赵佶》两卷，可以说我最后编的两卷吧。因为我对北宋这段书法史比较熟悉，用力在北宋也和我学习米芾书法有关，从一个点逐渐拓展到整个北宋，涉及到一百多个书家，这其中大多数书家开始我并不熟悉，必须要从头了解学习，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必须要逐个学习弄明白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好像看起来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这件作品孤立地看也许如此，但把它放在整个北宋书法史上看还是能看出书风演变的情况。尚意书风在北宋晚期狂飚兴起之前的现状究竟如何，和欧阳修所描述的北宋早期对书法不重视，以及南宋赵构在《翰墨志》说的士大夫只不过能写写姓名而已这种现状是否相合，至此都水落石出。这种不得不要做的铺垫我觉得决不是白费精力。这繁重的工作一共涉及到一百五十多位书家，将近二百通以尺牍为主的书迹，花了我十多年的时间。还有四个相对来说书迹多些的书家合卷，他们是蔡京、薛绍彭、赵佶和南北宋之交的吴说四个人，蔡京的兄弟蔡卞，他的儿子蔡翛，还有宋徽宗的一个儿子叫赵楷的都附录在内。考证这些书迹虽花了我不少时间但我乐此不疲，那些人和事，尽管陌生最后还是把它层层剥笋抽丝地清理出来，我觉的这个过程和刑事破案没什么区别，因为破案还是要靠事实说话，通过分析蛛丝马迹最后找出真凶，所谓不冤狂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那些侦破的高手，也许根本不知什么叫乾嘉学派，但他们必然是这样做的，破案步骤必定也是一样的。这两卷大多数字帖到最后还是有所落实，考定年代或去伪存真的，所以这件事还是有意义的。我如不去做的话估计是没有人会去做这样的傻事的了，这些字帖一千多年来少人关注，一些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那些研究人员感兴趣的也许只在大件的作品上面，尺牍顾不过来了。博物院的路数基本上在印章、形制、纸张这些东西上作研究，他们也许对文字不是太注意，但我们的出发点是把文字作为文献来考证。这样一张小小的尺牍，少的只有十来个字，多的也只有百十字，这里必须要抓住要害之处才有切入点，这也是我做学问的心得之处吧。

侯勇

现在我来讲第一个“句读”问题。现在我们在古籍上看到古人用朱笔或圆圈点在字句边上，这是读书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即所谓点断，如点错了那理解也就出了问题，所以断句是关系到你是否读懂的一个关键。切忌因望文生义而产生错误。在这里我也不是要揪住徐邦达先生不放，因为只有他做过这样的工作，做就难免出错。在《古书画过眼要录》里，现在他的全集肯定有修订，但是最早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那里面可谓错误百出，未经勘误，但基本上是可以利用的一本书。他对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北宋书家作品作过考证，于是我的考证便把他作为一个靶子了。我认为徐先生做得太简略可不必批评，但有比较犯忌的做学问的弊病，标点问题是其一而主要还是他的武断，没有经过缜密的考据就下结论非常不妥，故宫藏书这么丰富，但他读得不够，所以弊病较多。我拿他作为参照，这也应了做学问的老话“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做学问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前人“百密难免一疏”那么后人就有事情可做了。你们以后如做北宋肯定要参照我，你们可以推倒重来，也可以修正并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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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这本帖，这本帖是钱勰的《知郡帖》，边上日期是我考证出来的,此帖作于熙宁十年(1077)。钱勰是王孙，是吴越王钱倧的曾孙。他的见识广，家里收藏也多,他对米芾、黄庭坚都有规劝，对米芾的规劝是以“势”为主，使米芾大悟。他的眼光是很敏锐的。我在写《北宋名家》卷前面的评传里，我说苏、黄、米三家，他们出身庶族,几乎没有家底,不像钱勰这样的贵胄，见多识广，但观念反而比较守旧。他对黄与米指指点点是一种优越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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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徐邦达先生对《知郡帖》所作的标点：“勰弊钝无状，误被召札，即日遂西。无由一诣门馆，攀违下情，依恋之至”（《古书画过眼要录》210页）。粗看点断似乎不错，其实他恰恰对当时用语方面所知不多，那么就点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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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宋人庄绰《鸡肋篇》卷下：“从官门状，参云‘起居’，辞云‘攀违’，‘某官谨状’。”“门状”就是现在的名片。以前见上官或者朋友先要向守门人递状。我们可以在汉简里看到写门状的格式，都有拜见何人，下官具名。“参云起居”, 起居就是问候。若是辞别就是“攀违”,“某官谨状”写在最后。很显然，“攀违下情”是不通的。你既然是辞别，应该是“无由一诣门馆攀违”，然后是“下情依恋之至”才对。帖中说朝廷召见较急，即日西行，没有来得及到你门上告别,下情依恋之至，这才讲得通。那么这件作品我是怎样考据的呢？我们知道北宋的京城在开封，“即日遂西”表示他在开封的东面做官。我就考察他在京东做官有几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记载他元祐七年六月十八日“青州钱勰权户部尚书”,他是被召到京城里去当临时的户部尚书的，那么六月十八日已经晚于这本帖后面的六月九日,很显然这一次可以排除的，因为六月十八日才下的诏书,怎可能在这之前的九天里已经告别呢。再推理，当时他知青州，即京东东路的长官，也不可能向属下一个知郡（知州）告别而表达自己的下情依恋的,因为他的官位比知郡大。那么只有一次在这之前的“京东西路提刑”，衙门在郓州即山东的郓县，那次时间在熙宁十年，要早于元祐七年十六年时间。十六年前时的提刑级别比知郡要小一点。通过这样一个排除确定此帖写于郓州他当提刑的时候。

侯勇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要抓住“关键词”。关键词很重要。“关键”即门闩或锁簧，抓住关键词就等于找到了钥匙，那就很容易排闼而入。

侯勇

这本帖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本文彦博帖合卷的中间一段。我现在把它定名为《定将帖》也是经过考据才定名的。像这样的一本帖，一共才十一个字，当然里面也有轻重，但“开浚漕河”是关键词。从《宋史．河渠志》可找到漕河是怎么回事。对于北宋漕运关乎国脉，地方长官就叫转运使。“开浚漕河”是指疏浚卫州沙河，既然位置在河北境内，所以只有文彦博当大名安抚使的时候才有可能和此事有关。此事涉及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初衷是富国强民的，所以他第一个法令是农田水利条例。王安石变法今天是肯定的，但在历史上却是否定的，北宋的灭亡和王安石变法有间接的关系即是王安石用了一帮祸国殃民的人，最后断送在这些新党之手。所谓六贼之首的蔡京就是新党中人。文彦博在熙宁七年四月十九日至元丰三年九月四日判大名为安抚使,那这段事情肯定发生在这几年的时间内，我把本帖定为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开浚旧沙河竣工后不久。那么“定将”是怎么回事？因为大名府所统的河北路在熙宁六年分为大名的东路与真定的西路。卫河属西路所辖，在真定的范围之内。定将即真定之将(读去声),所以这十一个字的短札很可能是命令下级拟定公文的备忘录。考释写了一万多字，可以看我《抱瓮集》中<<文彦博三帖考>>。文章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是由大家评判。

  

侯勇

接下来这本帖是在《凤墅帖》所收的李大临《踏莎行词帖》。在我的《北宋名家》卷里因不断有新东西发现后再补收进去的内容。这本帖是刻本，我在这里面发现的关键词是“遨头”。“遨头”在大型字典中可以找到，这也是个线索。苏轼诗里“蓝尾忽惊新火后，遨头要及浣花前”自注：成都太守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浣花乃止。浣花是个节日。下面是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的一段话：“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我们知道陆游诗集叫《剑南诗抄》，是因为他在四川这段时间是其人生最辉煌时期,所以作为诗集题目的，他1170年——1175年在蜀，他很多诗在那时写的。后来有一段时间是范成大的属下。范成大《春晚卧病故事都废闻西门种柳已成而燕宫海棠亦烂漫矣》中有：“游骑行歌莫相笑，遨头六结已龟藏”诗句，“龟藏”是指卧病没法出来游玩了，在范成大下首诗“笙簧冷落遨头病，不著《梁州》打不开”，这个正是范成大和陆游唱和提到碧鸡坊的事情，陆游还有首诗提到“豪士乃能为老伴，寓公那得称遨头”之句。诗中提及九日，即九月九日重阳节，可见在南宋时“遨头”并不是指正月二日到四月十九日这段时间，凡是太守出游都叫“遨头”。我们再来看李大临的那件作品，他在里面提到登高的话很显然是指九日，因为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可见苏东坡称春天的遨游叫“遨头”的话有些问题。因为比苏年长的李大临九日登高词既然也叫“遨头”，那么并非就专指那段春游了。李大临是成都人，但退休回到老家之前，没有在成都做官的经历，那么很显然这首词作于致仕之后。说到”致仕”,不禁联系刚才讲到的望文生义。我们都知道余秋雨误认为致仕是当官，被人家诟病到现在，对他名声实在是莫大伤害。致仕是还政的意思。“致”本身就有双向的意义，既表示得到又表示归还。又比如“置”字,既表示放置，又表示放弃,如“置而不问”即是。比如像乞丐的“乞”字，既表示乞讨又表示给予，当然在读音方面，“乞讨”读入声而“给予”读去声，如杜甫诗句“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当然现在普通话里已经不分去声和入声了，都变成一个读音了。“安放”的放也有两种情况，既表示放置，又表示放弃,“放罪”就是免罪的意思。可见不能够望文生义，不能想当然就认为这样解释，往往你自以为是的时候却读错的。如欧阳询曾当过某某令，我一直以为读“太子率(帅)更令”的，以为分管打更这样的事情，后来一查不对了，要念成“太子率(lv)更令”才对。这个教训说明读书人不要怕多查书。那么李大临致仕后才会写这样一首词，李大临是在元丰二年致仕，七年以后去世的，我考证出李大临书写这首词时是七十二岁，七十二岁的老人的书法尚未显衰飒之态，可见其身体还是很强壮的。当然考据到此已经差不多，但我想更进一步，满足窥视欲，我就从“知府大夫”上面再去查，这七年间知成都府为张诜、邓润甫、吕大防、许将四人而唯邓符合太中大夫的条件，那就是把最后一个”案犯”挖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