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全文）曹宝麟：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

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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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蒋之奇的《改朔帖》。蒋之奇是宜兴人，宜兴蒋家是一个望族。他和苏轼是嘉祐二年同榜进士，苏轼是旧党，而蒋之奇是新党，他曾建议苏轼去宜兴买地养老，苏轼一到宜兴见其山水和其老家一样，所以改其为蜀山，就是现在的丁蜀镇的山名。蒋之奇非常干练，但往往有点“小人”之心。他游走于旧党与新党之间左右逢源。这本帖我们要抓住的关键词是最后的“修史承旨侍读”六个字，涉及到三个官名。我们来看看徐邦达先生是怎么来分析的：“此帖上款称‘修史承旨侍读’应是指司马光。考光于神宗朝初年官翰林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修撰《资治通鉴》，完成亦在其时，之奇年未迨四十，其书笔法稍弱，与后录晚年《辱书帖》不同，正可互证。”(《古书画过眼要录》205页)。可以看出里面有疏漏，他认为“承旨”就是“翰林学士”这是不对的，承旨是学士“久次者为之”即资深学士。司马光恰恰没有做过翰林学士承旨。另外“修史”这两个字，徐先生就只考虑到《资治通鉴》，我被他一误导就想到宋祁，他当过承旨，也是侍读，还是修史的(参加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宋祁的“承旨”是他逝世之前两个月才得到的官职。大家看，帖里面提到“小苦痔疾”这不过是小病，在他行将就木的时候提到“小苦痔疾”好像不大可能。其实我们恰恰忽视了“修史”这件事，所谓“修史”对于朝廷而言最大的事就是修“国史”，即所谓“实录”，皇帝去世后，继位者马上要修“实录”的，修“国史”的挂名领班人是宰相。后来我通过排比发现王珪符合这个条件，王珪就是“乌台诗案”迫害苏轼的主要策划人，王珪当时是少壮派领袖。我们知道宋仁宗没有后裔，到晚年时找了一个嗣子，那就是英宗，英宗上台后生父怎样称呼变成一个很棘手的事情了，从而引起了朝廷两派的斗争，老臣欧阳修认为应该称皇的，那些年轻的认为称皇亲才对，其实无非借事端争夺权力而已。新进的想把老臣扳倒，然后取而代之，王珪就是新进中年龄最大的领军人物。蒋之奇是欧阳修的门生，他在“濮议”这件事上是押宝欧阳修的，由此被欧荐举为“监察御史里行”，被老臣赏识则必然被孤立于新进，于是他诬告欧阳修乱伦以讨好他们并改换门庭。那么这本帖写给王珪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也是蒋之奇为人污点的一个证据吧。当然后来因诬告使皇帝震怒，把他贬到道州酒税，又改为宣州，写这本帖应该是从道州回朝廷再去宣州，从道州到朝廷故称为“北客”。蒋之奇非常聪明，后来官做的很大，而且理财有方，在做发运使时有很多有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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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本帖是《女夫帖》，作者张商英，作于元祐五年。晚年做过宰相的张商英喜欢写怪字，比如此帖第四行“与”字下面横的笔画用三点代替。这本帖的关键词是“杨开还蜀”和“河东北间事”，显然杨开是四川人，收信人也应该在四川，又“下问河东北间事”，可见张商英本人在河东北间。这个话说得很机智，他一方面把次婿杨开介绍给蜀中大吏，一方面又为王沩之请托。张商英后来投在章惇麾下，最后也做过宰相，所以是个极有心计的角色。我是从张商英在河东北间做官吏的时间切入，查证张商英在元祐二年七月当河东提刑，元祐四年又被调入河北西路，直至五年十一月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那么帖的下限必然在元祐五年离开河东北之前。既然河东在前，河北在后，又提到河东北间事，可见写信在河北的时候，最后又提到“王沩之八月七日已解商水任”，于是可以把它定在元祐五年八月七日至十一月离河北之间。此时成都太守是胡宗愈，移蜀前胡宗愈是陈州知府，而商水县正属陈州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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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谈谈“书信格式”。这个格式称为“平阙制”，什么叫平阙呢？上平头下有阙而已，空格的地方叫阙，每行的齐头就叫平。中国是礼仪之邦，书信里有一套表示敬意的规矩。如果追索的话，秦简里就有了。王羲之的一些书信里虽有还不太严格。北宋时平阙制就非常完善了，当然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马虎一些，而苏轼就用得非常地道，这样的规矩对我们后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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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示是苏轼长子苏迈的《别纸帖》，很简单的五行，最短的只有两个字。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某人是怎样赏析的，他说：“在中国漫长的书法史上，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第二件章法构成如此的书法作品——大片空白腾出，寥寥二十余字疏稀分布，高悬正中下端，或伸或缩，一任自然，笔简而意深。这样的章法构成在中国画里可觅得一个对应点，就是人称“马一角”的南宋画家马远的画幅章法构成。”(《书法鉴赏大词典》)竟然认为是章法问题!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并非有意长短，而是不得不如此。大家来分析一下《别纸帖》，“迈拜问台眷”，说到台眷，因涉及对方，所以要抬高到新的一行，“一一万福”，万福也是因为涉及对方，也要换一行。“别纸所悉”也要换作一行，“它委。。。。。。”换作一行，这么简单的便条有四个地方抬头表示敬意。那么在米芾《向太后挽词》里两个字就换行，表示太后的功绩等需要表敬意。明朝出头一格， 到了清代愈演愈烈甚至伸出五格都有的，而像宋代换行就表示非常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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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分析一下薛绍彭的《危途帖》，我写过<<薛绍彭《危途帖》考>>，也写了一万多字。“不审乍履危途”因为是收信人，才会另行顶格写，“尊履”那更不必说了，“想其同之”“同之”涉及对方又要换行顶格写，“恐非使者事尔”很显然收信人是“使者”(使者指的是“提举常平”)，涉及到“有以见教”又是指对方，即有什么事教导我。很显然写到“乍履危途”而且本身和他“同之”的话，二人只有都在“危途”之内才说得通的。而且对方是高一级的“使者”也就很清楚了。徐邦达先生提到“版曹新定”第四个很显然应是个“完”字，他把它看成一个“定”字当然是错误的，他的点断因为这个原因也搞错了。他点断为“但版曹新定，法度烦劳，应报有以见教，乃所望也。”考释说：此帖称“乍履危途”，又说“穷山僻陋”，应当也是在梓潼时所作。成都（锦城）虽然距离梓潼不远，但为官守所拘，不能随便出去游玩，所以帖中又说：“然锦城繁华， 当有可乐，又恐非使者事尔。”时间在崇宁初年。（《古书画过眼要录》373页），他整个把主宾得一团糟，分析更是错误的。很显然徐先生对平阙制不太熟悉。这本帖应该是薛绍彭在当梓州提举常平的时候写给成都府提举常平的一封信，大家可细看我在《抱瓮集》中的这篇文章,评判得失。还有帖中一个徐释“烦”的字,我以为那是“额”，不是“烦”字，因为此帖中提到一个“额劳”，涉及到新法和旧法关于役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