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书法艺术是相当好的中外文化交流工具。

侯勇

编者按：

6月25日，刘正成先生接受南方卫视《一方水土》的栏目采访，在记者问到如何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对于中国文化走出战略中，书法艺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是，刘正成先生提出，书法艺术是相当好的中外文化交流工具，他还提醒在做文化交流时，应当以民间的身份进行，不要成为政府行为，以免被误认为宣传而阻碍文化交流活动的长期性和有效性。


编者略作整理，刊发于此，以飨众网友。

侯勇

2013-6-28

书法艺术是相当好的中外文化交流工具

刘正成

我觉得凡是中外文化频繁交流的时代，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就比较发达。比如说我们的汉代，汉代中国河西走廊西域的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很频繁，当时在中国有很多外国人。唐代，我们中国古称汉唐，唐代长安这个地方，外国人占了很大的成分，比北京现在的外国人还多。中西交流非常频繁，只有这种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才能促进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比如说，我就拿音乐来说，唐玄宗时代，他的28部宫廷大乐，里边26部都是胡乐。胡乐是什么？就是西域的音乐。龟兹，大月氏，甚至中东波斯的音乐，影响中国人。一个开放时代才是文化发达的时代，就像人口一样，如果人口长期以来都在一个地区，同一种族繁殖，最后一定是人种衰落。

我想我们的地球也是很悠久的地球村。各种利益频繁的冲突，我觉得这个冲突要缓解，它必须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缓解世界的冲突。有贫穷、有战争，但是只有文化是和平的，在这中间，一方面要学习外国的文化，我们也可以读托尔斯泰，我们可以接受雨果。同样，我们的中国李白、杜甫，也可以走出中国，影响他们的价值观。文化的交流，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国家，无论中外，它的责任。比如说曾经也过托尔斯泰，对你影响大的是谁？孔子。影响最大的是谁？老子。老子，德国的黑格尔，他也是受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今天我们国家要和平崛起，人家怎么就认为你是和平崛起？不是仅仅用巡洋舰、航母母舰去宣誓你的威力，实际上就是文化的传承。文化带着和平理念进行交流，我在中国书协工作了二十年，在九十年代外事活动，我都在参与组织，进行了很多外事交流。有日本的、韩国、甚至法国、欧美都进行了文化交流。非常明显地看，首先促进人与人的了解，凡是喜爱书法艺术的人，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在一些外交上具有冲突的日本。但是他们凡是喜欢书法的人，他的心都是向着中国，因为他的来源，文化是从中国过去的，他当然珍视这个价值。在韩国，凡是搞书法的人，他是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文化修养高的人就受到尊重。

我记得零四年的时候，我们在韩国在首尔市中心成立中国文化中心，。当时考虑这个中心建立起来，以什么来交流呢？以什么方式交流？想了半天，足球我们也打不过别人。围棋，当时我们也是韩国的手下败将。音乐，也受到韩流的影响。最后想起了书法，大家都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审美观，价值的选择很相近。而这一点，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的书法也是把中国看成母国。所以书法这个渠道是相当好地中外文化交流的工具。

当然我们也到法国去，当时中国书协在法国举行了现代书法大展，希拉里总统也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书法。向江泽民主席发出邀请，希望中国的书法家的作品去在巴黎展出。当时我负责这个展览项目，我们就在巴黎苏尔巴大学的展厅展览。江泽民主席也出了一件作品，参加展览的，希拉里总统也参观了展览。我们把欧洲各个国家的学者集中到巴黎，开了一个书法理论讨论会。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中国书法能够牵动法国欧洲的高层知识分子的心。在欧洲有很多很重要的关于中国书法的研究学者，比如海德堡大学的雷德侯教授，巴黎大学当时熊秉明教授、魏德迈教授，包括英国牛津大学的苏立文教授。他们就是关注中国书法、研究中国书法，而且有相当的理论造诣。我们和他们的交流，并不是我们的书法仅仅是告诉人家书法是什么，同样也在研究。人家的研究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给我们一些参考。这个交流不仅是，我们不是现在的郑和下西洋，显示中国的威力。而恰恰就是真正的艺术家、学者们艺术学术的交流，来增进我们的见识，增长见识。

我到日本学，和日本的一些中国学者，刚才提的中田勇次郎先生，和日本的其他一些学者，他们都是对中国书法的历史，他们很有研究的。他们研究的水平不亚于我们的水平，不是说这个学文，不受到国家的影响。也许中国研究各种论文，研究托尔斯泰论文，可能比俄罗斯还多，这个是没有界限的。所以他们研究中国古代书法也是非常有水平的，我们在这样一种既有自信，同时又谦虚的态度进行文化交流。而且一定要有真正的对话，他不是一个民间的友好活动。你必须要用你的学术，或者艺术的实力，和他们国家实力派的专家进行交流，这样实现它的。

你不可能到法国去和一般老百姓谈书法，这样谈书法的话，往往不能起到真正的、更大范围的作用。就像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首先最早是李大钊、陈独秀，是他们在接受。他们转化成一般的，民众自然接受。我们在文化交流中间，一定要有高端的学术成就，高端的学术素养，才能让西方的专家理解你，能够和你进行交流。我们中国文化的观念、艺术的观念才在他们那个地方，通过专家传播到普通人。我觉得文化交流不是一般的和平友好行动，我到那里参观参观。

有一回，有一个学术机构成立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去访问，德国、法国转了一圈。他说他们那边没法交流，都不懂书法。我就问，我说你到德国去了，你去过海德堡大学没有？他说没有。你去了法国，你去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没有？他们亚洲远东研究中心去了？没去。你这样交流，你就是去旅游了，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人家的专家，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翻译中国的《书谱》，翻译米芾的《海岳名言》。你都不知道，你对不上口，你这只能说是文化旅游，你还觉得人家不行，做文化交流必须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我在零五年出了一本书叫《书法艺术概论》，是给北京大学研究生上课的教材。后来我把它出了本书，出了书以后，我就带到英国去，到牛津大学的时候，苏立文教授说这本书值得把它翻译出来。我说这本书谈书法理论，中国人一般人不太听得懂，这样的书翻译出来行吗？他说我们需要这本书，这种书恰恰是需要的，我一想起来这个传播的途径。后来我碰见牛津大学艺术史系的一个博士，我问他，苏老师叫我帮他翻译，我说有必要吗？他说这个很有必要，他说我们现在，我们在牛津读博士研究中国书法，但是我们读的书还是几十年以前的书，一本蒋怡的，《中国书法》，那是四十年代写的本书。他说好的书法理论还很少有英文的著作，我就回来找翻译。

但是我这个翻译不能随便找便宜的中国人翻译，翻译出来人家读不懂，或者是不喜欢读，这一本书写的不好的时候，哪怕它说的都是道理，但是人家没兴趣读下去。也许说的两个故事一样，说故事的方法不一样。我通过苏立文教授找到一个在中央美院的当教授的一个美国人，找了一个美国专家，物色了一个英国的翻译家。英国翻译家要价，一个字一块钱。

我说我们书法，我写的书还没得到稿费，还要花一块钱一个字的翻译费。我说国家也有，我就到出版社，现在国家给了经费搞文化外交吗，出版社说不行，没有钱。你要出这本书，这个翻译费我们出不起。我这本书，包括新写的部分，三十万字，我个人要花二三十万付翻译费。我想，我们现在不是讲文化交流吗？既然有文化交流，你就要有实际行动。我就答应了，翻译了一半花了我十几万。我想我们的交流就是真正地让西方的学者，他们看懂你的书。这些学人再去把中国的文化传达给他们国家的普通民众，我觉得这样就是有价值的。虽然国家文化外交花了不少钱，而这个根，该花的没有花，我也不能有埋怨。我从现在开始，我到处去申请经费，我跑了半天，不用半天，把我的时间耽误了。

我还有一个经验，我跟苏立文教授谈论这个书，我说我们有国家出版基金，如果说哪个外国出版社要出版中国人的著作，国家可以给钱资助你。他说不行，为什么呢？好的书还要钱支持吗？用国家资助的书就是宣传，就不是学术了。我听他说的有道理，一本好书还需要国家拿钱吗？出版社觉得有价值才给你出版。如果政府给钱，那不是一种宣传吗？学术有宣传作用，但是宣传绝对不是学术。

我觉得领导们，中国搞文化的外交提供一个重要参考。你怎么样把钱用到真正的学术和艺术的交流中间去？而不是主观意识的，你给我一本书，我推到书市上去，我就给你宣传，未必。你那个书拿去，人家不读你的书。人家把这当成宣传资料。像莫言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我们宣传的结果，是他们自己觉得好，他拿去翻译出版，然后他自己决定可以。如果我们中国或作家协会想推一个人，你就评我们这个是诺贝尔文学奖，绝对评不上。他认为你是政府的宣传机器，在为某种价值观买单。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要说一说，搞文化外交的工作者提一个醒，文化是通过民间进行交流，不要把它做成政府行为。民间自然的交流是真正传播文化，反过来说，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来说，以个人通过自己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和外面进行交流，这也是责任。所以我出二三十万翻译的书，我想我尽到我的责任了。这就是文化的传播，它要通过民间影响民间。

我们这个国家，通过国家发展经济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文化这个方面更多地私有性的交流，是要通过民间，不要通过政府行为，政府行为也许事倍功半。包括我们现在建孔子学院也是这样的，我们要真心诚意做文化的交流，不要让人家看出你是宣传。如果人家一旦看出你是宣传，你这个文化外交是失败的。我觉得书法是一个软文化，这里边政治少，恰恰是最好的文化交流的工具。

古力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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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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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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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从雪后

拜读。书法如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