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海啸”到降半旗

王子庸

                         从“道德海啸”到降半旗
                                 苏三
                          （来自《世纪沙龙》）

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没有人性起来。我原本以为我曾经是个好青年，但现在发现局面很糟糕。东亚发生了海啸，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但是我没有特别大的感觉，我基本上当这拿新闻看。我刻意测试了一下我的心肠，发现很硬，硬到我伤心。我甚至窃喜于可有一机会验证《圣经》里说的大洪水以帮助我的个人研究了。其实连同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都是自私的，我想使这个社会更有爱心，想使我生活的环境里的人们更有爱心，然后我可以受惠。但是想到这个私心还并不是那么见不得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危害，所以我还是愿意继续写下去。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几个人深切为这么多生命的流失而悲痛，但我没有，我开始羞愧。看到我们家人根本连这事当个新闻也没有提一提，更不用说让他们说出来为这么多人的死难哀伤了。我为这个局面担心，担心他们对于我也会渐渐如此失去爱心，最后我死在那里他们也不管。周围的朋友电话来也没有多少人提这事的。最后我认为，这是一种集体的麻木。

这个麻木的核心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然后麻木以每天平均50公里的速度扩展传递，麻木级别非常高，高到了近百年罕见。这个麻木发生的时间是大约20年前的商业大潮的开端，根据我的测算麻木已经传遍了全中国。中国许多地区发生了死人的灾难，比较重的灾区一次就死三、五百人，少的地区一、二百人，还有许多影响生命的麻木行为大家一时看不到，得不到统计，比如制造毒大米、毒海鲜、毒榨菜、毒白菜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对于生命的麻木灾难。有人评估这次东亚海啸的灾难导致100亿欧元的损失，我觉得起码有人注意到了这次水上海啸，但是中国的“道德海啸”已经卷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依然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进行认真的评估，这才更危险，隐藏了更大的灾难。
有人说东亚的海啸预报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他们的政府不应该过于责难，但是对于中国的“道德海啸”，我觉得已经有许多人呼吁发出警告了，但是我认为政府在这方面行为不力，应该检讨，甚至请国外科学家一同进行治理与分析也是必要的。“道德海啸”绝对属于科学领域，不属于单纯的政治或法律领域。

中国发往海啸灾区的援助物质
人老了会经历许多事情，我这些感触不得不写出来实在是经常想到下面两件让我一直难以忘怀的小事，他们让我羞愧，也让我痛心。
第一件事情是一个香港的老朋友对我说的一段话。由于我与他很熟，所以他根本不忌讳要掩饰什么。他说他绝对不敢在中国开车，因为万一出了车祸他知道没有人会救他的。中国是个他见过的最没有人味儿的地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教训，但是我认为他说的与事实相差不远。
中国由几十年前一个富有“阶级感情”以嘲笑资本主义寡情薄义的国家一下突然进入到这么一个无情甚至残暴的状态，我们确实不能责怪谁，甚至我们可能要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转型后果，是会有许多问题，包括人们情感与道德的转换会发生暂时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道德治国”假如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提出来的，那么可谓及时，但是却没有落实到具体，更没有可以操作的具体体系提供出来，所以“道德海啸”的效应在继续，已经波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与行业，几乎无人幸免。

王子庸

中国发往海啸灾区的援助物质
第二件事情恰好印证了第一件事情的悲观判断是极其精确的。我的一个同学，我小学时的老班长，在一次公共汽车车祸中受重伤，他在车里哀求周围过往的人们救他，但是一直没有人帮到他，两个小时后他在车中因失血过多死亡。当然，我们可以说周围的群众也不是医生他们没有责任，并且因为那里落后周围群众不知道应该叫120来，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阻拦足够多的过路汽车去营救他们，这里就牵涉到那些被拦的司机是否愿意带着这些满身是血的人上车，以及那些群众是否愿意触摸这些浑身是血的人，这些都是具体的“困难”。一个30多岁的帅哥，一对父母的独子，一个四口小家庭的顶梁柱，我同桌同学的丈夫，就这样含恨而去。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面临着这同样的恐怖命运，中国就道德方面的环境评估可能已经达到“不太适宜人类生存的野蛮丛林”这样的“九级”麻木标准。
同情心、怜悯心不是生而有之的品德，是需要培养训练的一种文明习惯，他们是一种文明社会人为培训的良心心理条件反射。人本来是一种野蛮动物，本来是可以人吃人的，但是文明社会却改变了一切，使人友爱，使互不相识的人们可以无偿地相互支援、分享温暖。只要超越了亲情家庭之外的任何友爱其实都是文明培养的结果，中国人历史上也一直比较缺乏博爱，但在上个世纪起码还培训出了“阶级友爱”，今天连“阶级友爱”也失去了的时候，政府是应该寻找其他机制来提醒人民怎么分享爱心的，它有这个责任与义务。西方人为什么一直可以是个相对稳定的道德局面是因为他们一直有无数的教堂，人们在那里感受并得到一切文明道德的培训，包括对于生命的珍惜与尊重。
中国又没有教堂，我们怎么办？我们其实有许多办法，比如可以在大的国内灾难时为死难者降国旗。诚然中国如此大，人口如此多，灾难降临的几率大大超过其他国家，标准假如定得低国旗会永远升不上来，那可以统计一下以往的灾难的频率与人数，决定一个合适降国旗的标准，这个行为将有效警示国民生命的流失是国家在意的，使人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并非对于生命的来去真的毫无感觉。政府应该建立一些类似珍惜生命的机制，使人们知道政府是真正尊重生命的表率。道德价值的核心就在于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爱护，假如政府没有任何的举动，用任何口号也号召不起来国民，要正人先正己，国民的“不道德”首先是因为政府的“不道德”。许多人呼吁过为重大灾难死难公民降半旗，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政府认真严肃的反应。我觉得真的到了政府应该为此立法的时候，并且刻不容缓。不仅仅这个降半旗“教育面”大，而且珍惜生命含义深刻；另外，从为大人物降半旗到为普通公民降半旗不仅可以落实一个新的“民本”思想，同时更可以为“道德治国”做出一个具体表率。
中国正在由一个政治口号漫天飞的假大空社会进入到一个经济科技为先导的社会，类似“五讲四美三热爱”这样的口号以及他们的挂牌单位都应该全面从中国消失，立即改为社会心理与社会道德机制办公室，让真正的专家学者来评估社会的公众心理状态、道德水平以及国家应对策略，以统计学以科学为基础来指导政府与社会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海啸，这样我们才能少死些人，少些矿难，少降几次旗。“摸着石头过河”应该过去了，科学预测机智也应该建立起来。中国人现在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建立类似的科学机构对于目前的种种社会问题做出应对，包括“道德海啸”的袭击。我们已经迎受了第一波的“道德海啸”，第二波的道德海啸有多严重，没有人知道。我希望中国人及早警觉。

橘杏轩

子庸兄别来无恙,济南一别非常想念,兄之作品辑展读多遍,受益良多.前些日丁兆德曾来我处,谈起兄台,对兄赞誉交口不绝.很希望有时间来淄博做客,我的联系方法可问李成军.    邹方臣顿首      对了:兆德电话我找不到了,望能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