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葛陵元论沈尹默

公心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6/03/18 02:12am 第 2 次编辑]

与葛陵元论沈尹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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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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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6日的《民主论坛》，刊登有葛陵元的《陈独秀对沈尹默的批评与沈尹默对陈独秀的推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到任以前即拜访沈尹默，与他共商如何革新北大。其后不久，沈尹默在琉璃厂遇到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并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为了筹款（拉赞助）来到北京。沈尹默立即将此事告诉蔡元培，并且推荐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求贤若渴。尽管陈独秀有宿娼嫖妓等小节问题，不符合蔡元培提倡的‘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蔡元培还是毅然决然地聘请陈独秀来校当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到来给北京大学带来了《新青年》杂志。1918年至1919年，《新青年》杂志成立了编委会，由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胡适、刘半农六教授轮流担任各期编辑，开创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新篇章。……更加可贵的是，对陈独秀言过其实的批评，沈尹默不仅不怀恨在心，反而把他视为知己朋友。尽管陈独秀在生活上不够检点，沈尹默还是把他当作难得的人才推荐给蔡元培。这种博大开阔的心胸怎能不叫人景仰！”
这段话并不长，却有几处严重改写既有历史的地方：
第一，蔡元培到前门中西旅馆拜访陈独秀并且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时间是1916年12月26日，与陈独秀一同到北京筹款的汪孟邹，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也就是在同一天，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第二、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时，陈独秀的“宿娼嫖妓等小节问题”还没有暴露，蔡元培当时所考虑的恰恰是陈独秀所具备的其他方面的美德：“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而且我从来不认为一个男人花钱去玩弄女人是什么“小节问题”或“大节问题”，而是尊重不尊重个体人权的人道问题。
第三、《新青年》杂志有编辑部而没有编委会，编辑部其实就是陈独秀在北京的家即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1918年的轮流主编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1919年的轮流主编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只要认真翻阅一下当年的《新青年》杂志，这些事实是不难弄明白的。
第四、陈独秀被蔡元培免去文科学长一职，正是由于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浙江人于1919年3月26日夜晚，向蔡元培集体发难的结果，其借口就是陈独秀有嫖妓丑闻。汤尔和日记中对此曾有确切的记载，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中谈到此事时，称汤尔和是蔡元培的“老谋客”，称沈尹默为“还有一个谋客”。
明白了这些历史事实，我对于葛陵元的上述文字只能给出四个字的评语，就是胡适在《新青年》时代所常说的口头禅：“不值一驳。”当时考虑到葛陵元既然愿意写此类文字，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最低限度的历史常识和学术规范还是应该知道的。所以我只是点到为止地写了几句话，请洪哲胜先生予以转告。
没有想到的是，葛陵元在《民主论坛》2006年3月14日又发表一篇《汤尔和推荐过陈独秀，别人就不可以推荐了吗？》，理直气壮地质问我说：“我不知道耀杰先生根据什么就断定我的文章是按照某‘文化人’的‘回忆’写的。我写该文的依据是《沈尹默论书丛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香港版）。该书编者马国权在《编后记》提到沈尹默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事。在该书附录（戴自中撰）《沈尹默先生年谱简编》中也提到此事。两人分别都提及此事，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们都说错了，所以我就此事发表了一通议论。”
葛陵元不知道的事情，正在整理《北京大学与〈新青年〉》书稿的张耀杰，刚好知道得非常清楚。无论是马国权在《编后记》中，还是戴自中在《沈尹默先生年谱简编》中，所依据的都是沈尹默本人的长篇回忆录《我和北大》，其落款时间是1966年1月，原刊于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除此之外再没有与沈尹默同时代的历史见证人，谈到过沈尹默如何推荐陈独秀的事情。在此之前的1951年12月2日，沈尹默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大批判文章《胡适这个人》，其实是《我和北大》的刍型和初稿。胡适在1952年1月5日的日记中给出的评价是：“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
历史是公器，谁都可以针对历史事实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谈论历史的最为根本的前提是：拿证据来！换言之就是你必须依据两份以上的第一手材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充当文抄公，随便从别人的书里抄上几条二手甚至三手的材料就想当然地大发议论。中国人另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摆事实，讲道理”。葛陵元连最低限度的历史事实都没有摆好，诸如“一个历史事件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万不可以因为自己掌握了一种原因，就认为它是唯一的原因，就否认所有其它可能的原因。不求甚解不好，专横武断也不好，甚至更不好──因为它会堵塞言路，导致一言堂，妨碍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之类的大道理，实在一种精神浪费。在节约型社会里，葛陵元实在应该节约一点自己连同读者的精神才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七亿中国人中至少有99%随声附和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且不说这刘少奇这个人的功过如何，至少对于共产党本身来说，“叛徒、内奸、公贼”的罪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同样的道理，当年至少有99%的人高唱过《东方红》，也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当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葛陵元连一份第一手的材料都没有接触过，便要公开发表历史文章，其勇气倒是难能可贵，只可惜用错了地方。
我写这么一篇文章原本不是要与葛陵元个人过不去，而是因为我几年来一直对于《民主论坛》抱有一份热爱甚至感恩之情。几年来，这里总能发出一点别的地方没有发出来的声音，也总有一些值得我神交和牵挂的朋友。尽管在这里写文章的朋友，一个个去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其原因并不是由于他们当真犯了什么罪过，而是因为他们把在中国大陆无处可说的真话写了出来。在中国大陆依然存在言论罪或者说是真话罪的今天，《民主论坛》就显得犹为珍贵。
《民主论坛》是说真话的地方，而不是像中国大陆的媒体一样是专门改写粉饰既有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宣传机器。让中国所盛行的以讹传讹并且浸泡着狼奶气味的宣传造假文字污染这个小小的精神家园，是我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葛陵元文章中还提到我的《樊百华，你不可以改写历史！》一文标题太醒目，我自己以为不如此不足以表明我的态度：袁伟时先生所说的历史教材书中的“狼奶”，其最为直接的源头，恰恰就在于陈独秀基于马列主义理论对于义和团的美化改写和神圣包装，或者说这是陈独秀流淌出来的第一滴最恶最毒的狼奶。没有汤尔和、沈尹默对于陈独秀的恶意排挤，中国历史是很有可能出现另一个局面的。
借这个机会，我还要对只有过一面之缘的欧阳小戎说几句话，他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南方人，一个典型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的阳光男孩。我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更进一步地劝告他不要为了专门从事网络写作而放弃在上海的工作。一个人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是先把自己打造成为有生活能力并且能够保护自己的强者，然后再尽自己的力量去为其他人提供有限的一点帮助；而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轻率地奉献牺牲。欧阳小戎仅仅高密度地在《民主论坛》发表了有限的一组文章，然后便奋不顾身地冲到了维权斗争第一线，并且因此失去了自由，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太值得的。

2006-3-16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