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幽暗意识

王子庸

                                重提幽暗意识
                                  张海斌

　　这几天在看张灏先生之《幽暗意识和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有些感想。张氏之“幽暗意识”，是吾人多年前在《公共论丛》上获致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对于宪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语工具，多年来一直被宪法学人提及。同时，幽暗意识对于反思和梳理鄙国传统文化，进行中西文化之比较，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极富理论意蕴。
　　张灏先生是安徽滁县人，1949年离开大陆至台湾的，时年12岁。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开始投入到老牌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门下，受到殷氏的思想启蒙。当时自觉是一个“五四型的自由主义者”。1959年，张灏留学美国，由于在海外获致了大量新中国建设进展的消息，由衷感到振奋与骄傲，从此思想开始有些向左转。到了20世纪60年代，张氏虽然依旧与乃师通信不断，但其思想离自由主义却渐行渐远了。然而，这种局面好景不长，60年代后期大陆陷入文革的疯狂状态，使张灏的政治意识又一次发生右转。这种转变的契机，是宗教思想家尼布尔1962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课。据张灏说，尼布尔提倡的危机神学对于其“幽暗意识”观之形成助益甚著。危机神学的主旨主要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强调人与神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人总是人，永远不可能是神。
　　就人性而言，危机神学特别重视人的罪恶性，认为人的阴暗就像人的基因一样，是不能通过所谓文明的训练能祛除的，绝不能由于一个人穿上了燕尾服，选上了总统，考上了博士，其人性就会有多大的变化。中国文革之过程，本质上就是一次人性大表演，活生生地彰显了人性之可怕之扭曲之丑陋，当然也彰显了一些人性的可敬。相信看过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或者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最能表现人性罪恶之处，就是人对于权力的无限贪欲。幽暗意识认为人性介于神性和兽性之间，不能绝对地否定人性，但是要绝对地防范人性。从幽暗意识来看民主，民主是可爱的，毕竟它比专制稍微好一点，又因为人还是有一些良知的，不是畜生，但是民主又是必须防范的，因为人性又是幽暗的。总之，正是出于对大陆文革因果之认识，张灏再无法对于民主保持昔日的高调了，在思想上又重新回到自由主义立场来，深感在中国谈民主，应当提倡一种低调的民主观，一种注重防范的民主。这大略就是其在1980年代初提出幽暗意识的思想背景。
　　那么，幽暗意识和我们儒家的忧患意识之间有没有区别呢。张灏认为，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朱学勤先生曾专著探讨过此思想）。儒家思想家对于现实总有一种很深的遗憾感和疏离感，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圆满的，随时都有忧患隐伏。这种认识，导致儒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很有些昆德拉氏之“生活在别处”。（昨夜凌晨，吾人在床头随意翻看明代吕坤之《呻吟语》，其中有君子当与古代圣贤为友而不与时下喧嚣小人为党之语，颇有此感）。忧患意识和幽暗意识都有一种共识，即相信人类有一种深深的忧患以及阴暗的一面。但两者最大的不同，便是儒家之忧患意识，可以通过个人之精神修养根除之，修身养性焉，内圣外王焉。但幽暗意识认为人性中的阴暗面是无法彻底根除的，就像人类的基因，永远潜伏。按照江渚子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给阳光，就要灿烂。不给阳光，自己划根火柴，也要灿烂”。有思想家认为，从古至今的历史，人类文明之进步有目共睹，但是人性之进步却不容乐观。这是很深刻的道理。翻开历史，人类之钩心斗角，之尔虞我诈，之落井下石，之坑蒙拐骗和男盗女娼，除了形式上花样更新以外，实质上有多大变化吗？按照幽暗意识推衍开来，人性之阴暗之捣蛋和人的职务、职业、服装、发型、存款、学位等等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了，但是很多人依旧都没有认识到，导致经常失望乃至失败。
　　因此，人性之幽暗和人性恶的理论是不能等量通观的。因为幽暗意识不把人当作绝对的恶来对待，而是客观地将人性置于神性和兽性之间，既注意人之神性的一面，又注意人之兽性的一面。有西方哲学家说，人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有着神灵的灵魂，但却有动物肉体，这导致人既有神性又有兽性。这是很形象的说法。不过这种神性兽性兼有的现实，导致人有些时候活得实在有些尴尬：有些时候很想刚强很想像那么一回事地活着，可惜瘪了好几天的肚子不争气，咕咕乱叫，想来想去，还是膝盖一软，没有刚强成。幽暗意识还使我们认识到，在国家治理上，民主是可能的，但也是需要防范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必要的，但必需受到有效监督。幽暗意识导致基督教传统重视客观法律制度的倾向，并成为了现代宪政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2006年2月14日夜读罢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