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情商全世界最低

王子庸

                          中国人的情商全世界最低
                    作者 马克义 发表在：百灵社区 www.blsq.com

最近，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传媒都报道了一条新闻，《专访英国学者：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本人在网上用“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搜索了一下，竟有108，000篇与此有关的论说或文章，可见这篇报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本来，智商测定这个东西实际上只能测定人的非常有限的能力。某位科学家对此有兴趣，进行某些研究并得出某些结论，也是正常的。但是，大量的中国人听不得一句好话，一听到“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或许就会欣喜若狂。
即使这个英国科学家理查德·林恩教授的研究结果是绝对科学，绝对正确的，对中国人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好事。这是因为， 中国人的情商全世界最低。人们既可以用智商行善，也可以用智商作恶。一个情商太低的民族，用智商去作恶的可能性肯定会高于用智商去行善的可能性。本人倒是希望，相对于低情商的中国人，智商低一些或许更好，因为，谁也没有把握说中国人就会用高智商去行善，而不是去作恶。
智商能够测定的也就是数字、空间、逻辑、词汇、创造、记忆等能力，这些能力对一个人在社会中“向上爬”或许很重要，但对一个人生活幸福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一个人生活幸福的并不仅仅只是智商，更重要的是“情商”。
同样，一个民族的发展，并不仅仅只取决于个体的智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个体的“情商”。一个民族的个体的智商再高，如果情商太低，那就仍然只会用这些“智商”去搞“窝里斗”。这个只会搞“窝里斗”的民族实际上得不到什么真正的幸福。
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只是取决于几个高智商的个体为人类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也并不取决于某个群体的个体的智商高到何种程度。人类历史的发展，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类的合作。
人是一种生物本能“匮乏”的动物。人没有天然毛皮去对付恶劣的气候环境，没有尖牙利齿去对付凶残的野兽，没有适应快速奔跑的肌肉组织去逃避意外的伤害。与任何其他动物对比，人体在适应外在世界的过程中相对缺乏本能的调节。人必须进行补偿性活动——通过群体的合作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人是一种必须合作才能存在的生命存在物。
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合作主要表现为“强制性合作”，奴隶制度就是强制性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现代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用契约性合作取代了强制性合作，而市场则是契约性合作的最富有代表性的形式。
只是，到了今天，大量的中国人，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量的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仍然只是把市场看作一个“个人竞争”的场所，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社会合作的机制。
人与人要合作，人与人要采用契约性合作，人要利用市场进行有效的社会合作，最需要的就是情商。诚实，守信是最基本的情商。客观地评价自己，平等地对待他人，公正地看待社会也是最需要的情商。市场合作需要的情商中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尊重“他人”，把他人当作一个“人”对待。 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最缺少的。
概括地说，中国人的情商低的表现有如下：自以为是，情绪化思绪，不擅长说理，把他人当工具，不择手段出人头地。
如果世界上真有什么可以测定出来的情商，那么，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是情商高的表现，而自以为是则是情商低的表现；能够理性化思维是情商高的表现，而情绪化思维则是情商低的表现；擅长说理是情商高的表现，不想说理，不会说理，甚至横蛮不讲理则是情商低的表现；把他人当作人对待是情商高的表现，只把他人当工具，只知道利用他人则是情商低的表现；用自己的行为和人格赢得他人和社会尊重是情商高的表现，不择手段出人头地则是情商低的表现。
一个由大量的“自以为是，情绪化思维，不擅长说理，把他人当工具，不择手段出人头地”的低情商的个体组成的社会，除了“窝里斗”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即使这个社会出现了某些高智商的个体，或者他们能够作为这个社会的摆设品充一充门面，或者，更多的也就只是在毫无发挥的一生中浪费掉这些智商。
法国文学家和哲学家萨特在他的剧本《间隔》中，通过剧中人加尔森发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叹息。“他人就是地狱”这个命题虽然残酷，但它正好从根本上表达出了人的劣根性。我们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体，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却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他人”仅仅当作一种客体，把“他人”当作一件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如果这件东西对我们有用，我们就珍惜他，如果这件东西对我们无用，我们就漠视他，如果这件东西妨碍我们，我们就恨不得把他一脚踢开。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他人仅仅视为一件东西，其结果是我们每一个人就不再是一个“人”，而仅仅是一件东西。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仅仅是一件妨碍“他人”的东西，“他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地狱了。
或许，中国人正生活在“他人”这个地狱之中。如果我们不愿意在地狱中生活，如果我们不愿意仅仅是一件东西，我们就不能仅仅只把自己视为自己的主体，也得把“他人”视为他自己的主体。只要我们能够把“他人”视为他自己的主体，我们自己也就不会被他人视为一件东西，“他人”也就不会成为地狱了。
中国人啊，不要为“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这个东西欣喜若狂。还是想办法提高一下自己的情商吧。而提高情商的第一步，就是把“他人”当人对待。

王子庸

                        智商的誤區
            方舟子 原載《牛頓－科學世界》2002年第4期 　

　　許多生物學家都會同意，人並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生物。類人猿和海豚也有一定的智能，不過與人類的智能相比，其實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也找不到有其他的生物像人類一樣，智力在生活中佔了主宰地位。在進入文明社會以後，人類的競爭更多地表現為鬥智而非鬥勇。白癡恐怕是最嚴重的殘疾。既然智力對人類生活是如此重要，研究其高低強弱就成了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我們很容易區分白癡和正常人。但是要區分正常人的智力高低，卻不是容易的事。聰明和愚蠢只是定性的判斷，而且並非固定不變。有沒有可能定量地測定一個人天生的智力？在大腦被確定為思維器官之後，許多研究者就試圖通過測量人腦的大小、形狀判定智力的高低。這在一定程度上並非沒有道理。人和類人猿的智力區別，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腦容量的懸殊。人類的進化史，也經常被描述為腦容量不斷增加的歷史。但是腦容量的大小，是否也能夠適用於現代人的內部？直至19世紀末，仍有一些科學家對此堅信不疑。 我們與我們最近的親戚：Jane Goodall和黑猩猩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法國解剖學家、人類學家保羅·白洛嘉（Paul Broca）。他對人腦研究有重要貢獻，發現了人腦的語言運動中樞，被稱為「白洛嘉中樞」。他認為人的智力越高，大腦越大。另一位法國人、心理學家阿弗雷德·比納（Alfred Binet）起初也接受這種見解，並決定通過測量證明之。從1898年到1900年，比納對幾所小學做了調查。他先讓教師選出一個班級中最聰明的和最笨的學生，然後用白洛嘉建議的方法測量這些學生的腦袋大小。在這項研究結束的時候，比納不得不改變了看法。聰明學生的平均腦袋大小僅僅比笨學生的大了大約一毫米，可以忽略不計，而且可能是由於聰明學生的平均身高比笨學生略高的結果。另外，腦袋大小在學生中差異很大，腦袋最大的和腦袋最小的，都屬於笨學生。比納還發現了腦袋測量的結果很容易受測量者的偏向的影響，即在認定被測量者是聰明的時測量結果會下意識地偏大，反之則偏小，這種誤差能達到三毫米，超過了聰明學生和笨學生的平均差異。這三個結果都說明了測量腦袋大小不是一種測定智力的可靠辦法。 Alfred Binet　　在1904年，比納被法國教育部要求研究一種辦法鑒定那些學習能力有問題、需要特別輔導的小學生。或者說，要找出一種鑒定學生智力高低的辦法。這時候，比納已放棄了從大腦形態鑒定智力的努力，而改用測試辦法。他發明了一套與功課的內容沒有關係，只測試學生的推理能力的試卷。到1911年比納去世時，他共發表了三種智力測試的版本。1905年發表的第一版只是把測試問題按從易到難排列。在1908年發表的第二版中，比納把這些問題按「心理年齡」排列。他設想，對每一個問題，智力正常的小孩要能夠回答的話，最少要有多少歲，這個年齡被當做「心理年齡」。受測試者從為最小的心理年齡設計的問題開始測試，難度逐漸增加，與受測試者所能回答的最後問題相關的心理年齡就是這個受測試者的心理年齡。受測試者的心理年齡減去其實際年齡，即是其智力水平。如果心理年齡低於實際年齡，說明未達到同齡人的學習能力水平，那就需要特別輔導。在1912年，德國心理學家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認為，將心理年齡除以實際年齡，更能準確地反映智力水平，「智商」（IQ）由此誕生。　　但是比納本人很清楚，他發明的這套測試，並不是真正在測量智力，「因為智力的好壞是不能疊加的，因此不能像測量線性表面那樣地測量。」換言之，智力是一種極其複雜的、多樣化的現象，不能簡單地以一個數字來表示。而且，比納也很清楚，這套測試所設定的所謂「心理年齡」，只是許多測試者的平均結果，並不代表一個真正的實在。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警告說：如果根據測試結果說一個八歲小孩有七歲或九歲的智力，那只是一種簡單化的、主觀的說法，容易引起誤解，導致其智力測試是真正在測量智力的幻覺。總之，比納測試只是一種實用性的測試，目的是為了發現學習能力有問題的兒童，並不是真正在測量智力，也不用於對正常兒童劃分智力等級。那些被發現學習能力有問題的兒童，也不一定是天生如此、不可改變，通過特殊的訓練有可能提高其能力。　　比納所擔心的，恰恰在美國出現。在1910年，一個叫戈達德（H.H.Goddard）的美國心理學家將比納測試譯成英文，引進美國，但為它找到了一個全新的、經久不衰的用途。在當時，心理學上把精神發育遲滯分成兩種：心理年齡不到三歲，不具有完備的語言能力的被稱為白癡，心理年齡在三歲到七歲之間，有語言能力但沒有閱讀、書寫能力的被稱為癡愚。戈達德認為，在癡愚和正常人之間，還應該存在一個心理年齡在八到十二歲的等級，他稱之為愚魯。愚魯的人能夠學會閱讀、書寫，但是其能力永遠達不到正常人的水平。在戈達德看來，愚魯對社會的危害更大，許多犯罪分子，絕大多數酗酒者和妓女，甚至不適應社會的人，全都是愚魯者。我們很容易識別白癡和癡愚，他們一般沒有生殖能力或無生殖的興趣，有興趣的話也難以有機會，因此其劣質基因難以遺傳。但是愚魯在表面上難以與正常人區別開來，他們有正常的生殖能力，甚至生殖力旺盛，其劣質基因將會遺傳下去、擴散開去。如何鑒別愚魯者並防止其生殖，是當時「優生學」運動的主要目標。戈達德認為，比納測試就是鑒定愚魯者的一個好辦法。　　這完全背叛了比納的初衷。戈達德認為比納測試是真正地測試智力，而且是先天的、遺傳而來的、不可改變的智力。今天我們已認識到，有許多因素可以導致精神發育遲滯，例如孕期生病、濫用藥物，胎兒、嬰兒營養不良，大腦受到外傷，等等，當然也有的是遺傳病。人體的任何主要性狀，都是許多基因彼此相互作用、基因與環境相互作用以及偶然因素的影響的結果。然而，戈達德卻把所有的精神發育遲滯全都歸為遺傳引起的。他甚至認為智力就像孟德爾豌豆的顏色、性狀一樣，是由一對等位基因決定的，一個來自父親，一個來自母親。那些沒有正常的智力基因而只有與之等位的「隱性的」精神遲滯基因的，就會是愚魯、癡愚、白癡。那些只有一個正常的智力基因的，則是只適於干粗活的笨蛋。如果智力障礙真的是由一個基因決定的，那麼就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將其消滅：禁止智力障礙者生育。如果愚魯者能夠為了人類的幸福未來而自覺地控制自己的性慾，那麼我們還可以允許他們自由地生活。但是愚蠢必然導致不道德，愚魯者是不可能自覺地放棄自己的生殖權利的，因此必須採取強制措施。戈達德並不反對對愚魯者實施絕育手術，但是他認為把他們像精神病人一樣關起來與社會隔離，是個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　　同時，美國做為一個移民國家，還面臨著一個外來的威脅：外國的愚魯者正蜂擁而來，必須把他們擋在國門之外。這顯然要比隔離美國本地的愚魯者更容易做到。在1912年，戈達德及其助手到了紐約埃利斯島，用比納測試測定申請移民者的智力。結果令人吃驚：83％的猶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國人的心理年齡都低於十二歲，也即屬於低能。難道這些民族的五分之四的人口居然都精神發育不全？連戈達德本人都不敢相信，對測試結果進行了修正，使移民申請者中低能的比例降到了40％到50％。但是這個比例仍然高得離譜。原因本來不難設想，這些受測試者絕大多數是窮人，從未上過學，有的甚至從未握過筆，一句英語不懂，在經過長途海上顛簸之後，疲頓不堪，精神緊張，惶恐不安地立即接受智商測試，怎麼能指望他們發揮正常水平？但是戈達德卻排除了這些環境因素，而把測試結果不佳歸於先天的愚蠢，認定這些新移民的確有令人驚訝的低等智力，而愚魯者比例奇高的原因，是因為移民的質量在下降，外國高智商者傾向於留在本國，而低智商者傾向於移民美國。因此，嚴格把好移民關就成了當務之急。戈達德非常自豪地報道說，在那些相信可以用智商測試檢測低能外國人的美國醫生的不懈努力下，在1913年，由於智力不健全而被驅逐的移民增加了350％，在1914年則比前五年的平均人數增加了570％。　　到了1928年，戈達德改變了看法，承認那些比納測試的心理年齡低於十二歲者，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低能，而即使是愚魯，也能通過教育和訓練使他們過上正常的社會生活，而不必加以隔離。至此，戈達德的立場與比納的立場已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在這時候，比納測試被做為測試天生智力的方法，早已在美國流傳開去。這得歸功於另一位心理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M.Terman）。1911年比納測試的最後版本包括54道題，只測試到十六歲水平。特曼在1916年對比納測試做了擴展，包括90道題，測試到「超級成人」水平。特曼將每個年齡的兒童平均得分設為100（即心理年齡等於實際年齡），允許有15分的偏差。他把這個測試稱為斯坦福－比納測試。和戈達德一樣，特曼認為低能是社會敗壞的根源，「並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是低能者，但是所有的低能者都至少是可能的犯罪分子。誰都難以否認，每一個低能的婦女都是可能的妓女。道德判斷，就像商業判斷、社會判斷或其他任何高等層次的思維品質，是智力的功能。如果智力滯留在幼稚狀態，道德不可能開花結果。」特曼認為智商高低決定了在社會上的成功與否，一個理想的社會是根據每個人的智商進行分工的社會，智商低於75只適合於干粗活，75－85只適於干半技術活，「智商高於85者當理髮師，可能是一種嚴重的浪費」，而要在社會上成功，可能需要有115或120以上的智商。因此特曼希望能測定社會上每個人的智商，由此有了另一個創新：使智力測試大眾化、商業化。比納測試必須由經過訓練的人員主持，每次只能對一個兒童進行測試，因此不可能大規模地進行。但是特曼卻希望每個人都接受斯坦福－比納測試，為測試提供了標準答案，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主持測試、評定結果。一個兒童在經過五次30分鐘的測試後，就被測定了智商高低，該結果可能影響其一生。智商測試很快成為了一個產值數百萬美元的大工業，各種各樣的版本被發明、推銷，而所有這些版本都以斯坦福－比納測試為依據。斯坦福－比納測試成了以後所有智商測試的標準，一直被使用到現在。　　但是從一開始，「智商」學派就在學術界遭到了批評，這些批評至今也沒有平息，而智商學派幾十年來也未能充分地回應這些批評。智商學派聲稱智力測試與文化背景、學習內容無關，測試的是抽像的推理能力。但是他們提供的某些問題和標準答案，顯然是在測試對一個特定的文化中的社會規範的理解程度。例如在斯坦福－比納測試中，有一道題是：「我的鄰居來了三個不尋常的訪問者，先是一位醫生到他家，然後是一位律師，然後是一位牧師。你認為那裡發生了什麼事？」特曼提供的標準答案是「死亡」：醫生做最後搶救和死亡鑒定，律師草擬遺囑，牧師接受臨終懺悔。顯然，一個不瞭解西方臨終習俗的人，很難做出正確的回答，將會被認為「愚蠢」。即使是在西方國家生活智力正常的人，也不一定會按標準答案回答。特曼只對一名他稱為「有覺悟的年輕優生學者」的男孩的非標準答案破例接受（這名男孩回答說是「結婚」：醫生來查看未婚夫妻是否適合結婚，律師草擬婚約，牧師主持婚禮），但是對其他答案一概認為是錯誤的，最常見的錯誤答案是「離婚後再婚」，至於其他雖然合理但是太簡單的答案像「聚餐」、「娛樂」都不被允許，過於複雜的、富有創造性和想像力的答案（比如「某人病危，在臨死前結婚和立遺囑」）也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智力如何衡量？　　難道創造性和想像力不被算是智力？這正是智商學派遭受到的批評中最致命的一點：什麼是智力？智力是極其複雜的現象，不論是從科學的角度還是從社會的角度，都沒有人能對智力下一個能被學術界公認的、恰當的定義，更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關於智力的理論解釋極其多樣的與智力有關的種種現象。有些人有很強的分析、推理能力，卻缺乏想像力；有些人數學能力很差，但是語言能力很強；有些人言語遲鈍，但是思維反應敏捷；有些人學習能力不強，但是卻善於處理社會關係……如何能夠客觀地判定這些具有不同的能力的人的智力高低？又如何能夠對具有豐富的內容的智力做線性的數量排列？許多學者把智力定義為學習能力，但是學什麼呢？數學、語言、圖像識別、音樂、繪畫、處理人際關係還是野外生存能力？智商測試以及當代其他學習能力測試所測量的，只是數學、推理和語匯能力，這最多只能說是智力的一小部分。但是智商學派卻認為智商測定的是正常人必有的普遍智力。在20世紀初，英國統計學家斯皮爾曼（Charles Spearman）為了分析智力測試的結果，發明了因子分析法。他發現，人們在回答不同的智力測試時，其得分具有相關性，即在某一套智力測試得分高的人，在另一套智力測試中也傾向於得分高，反之亦然。這些不同的智力測試的結果是不是存在一個共同因子呢？他用因子分析法進行分析，發現的確存在一個相關因子，他稱之為g，代表普遍智力。由於他已認定人的智力具有天生的「普遍因素」，便認為這個抽像的g真的是測量了普遍智力。但是我們知道，機理未明的相關性很可能是沒有意義的，由此而得的因子也不過是個抽像的、很可能同樣沒有具體意義的符號，它可能反映的是環境因素（某些人在各種智力測試中得分高，是因為有良好的營養、家庭、教育），可能反映的是遺傳因素（某些人在各種智力測試中得分高，是因為他們天生就聰明），可能反映的是環境因素和遺傳因素的共同作用，當然可能什麼也反映不了。　　但是智商學派卻認定他們測定的是受遺傳因素決定的、天生的、不可改變的普遍智力。在4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史密特（Bernadine Schmidt）決定驗證這個說法。他在芝加哥選定了254名來自社會底層的12到14歲少年做為研究對象。這些少年都被認為低能，平均智商只有52。史密特對這些少年進行了三年的強化訓練，包括培養他們良好的學習習慣、生活作風、學術基本技能等。三年後重新對他們進行智商測試，發現他們的平均智商增加到72，整整長了20分。五年後，史密特對他們再次做了測試，發現其平均智商繼續增加，達到了89，進入了正常人範圍，而且有四分之一的人的智商增長在50分以上。這個實驗已說明了智商的高低並不是不可改變的，也就不可能完全由遺傳因素決定，而與後天的教育有關。那麼智商在多大程度上是與遺傳因素有關的呢？在遺傳學上，用遺傳率來表示某項性狀受遺傳影響的程度。這是一個在0和1之間的數字。如果不同個體的性狀差異完全是由於基因差異引起的，遺傳率為1；如果完全是由環境因素導致的，則遺傳率為0。研究孿生子的性狀異同，是確定遺傳率的一個好辦法。一對同卵孿生子的基因組是完全相同的，如果他們從小被分開、在不同的家庭長大，那麼他們某個性狀的相似程度，就被認為代表著該性狀受基因影響的程度。30多項孿生子研究（合計包括一萬多對孿生子）的結果表明，智商的遺傳率大約是0.5。但是這樣得到的遺傳率事實上指的是先天因素，而先天因素並不完全是由基因決定的，出生前母親體內環境也會對一個人的先天狀況有重要影響。由於孿生子是同時在同一個子宮發育的，他們共同的先天因素並不僅僅包括相同的基因的影響，還包括相同的母體環境。在考慮了孕期母體環境因素後，智商的遺傳率只有大約0.34。　　可見環境和隨機因素對智商高低的影響其實是更加重要的。即使是受遺傳因素影響的那部分，也只是個統計結果，究竟有多少基因、什麼樣的基因參與其中，作用機理如何，我們都一無所知。近來英國和美國聯合開展了一項研究，試圖尋找影響智商的基因。研究者將數百名實驗對像按其智商高、中、低分成幾組，並提取其DNA加以分析。研究者選定了大約90種與神經功能有關的基因加以比較，看其中是否有與智商差異有關的。至今他們還沒有找到任何與智商高低相關的基因。如果有一天他們發現了某個基因的差異與智商的高低相關，我們是否可以說這就是智商基因甚至是智力基因呢？不能。打一個比方，如果蓄電池壞了，就能影響汽車發動機的起動，但是我們並不能說蓄電池是發動機的「基因」，它甚至算不上是發動機的一部分。同樣，任何能影響神經元的構造、功能、代謝和營養的基因，都有可能影響人的智力活動，並成為影響智商的基因。有的這類基因與智力活動並無直接的關係。例如，有極少數人，大約在三、四十歲就會得阿茲海默症（老年癡呆症），他們如果做智商測驗，無疑得分會很低。他們得病的原因，是某個基因（例如app基因）發生突變，生產異常的澱粉狀蛋白。這些澱粉狀蛋白在大腦中沉積下來，就會抑制周圍的神經元的功能，從而導致癡呆症。顯然，任何能夠引起整個神經元功能失常或死亡的基因都能導致智力缺陷，但是這些基因本身的正常功能不太可能與智力活動有任何的關係。　　要而言之，智力是一種極其複雜的、多樣的現象，不可能做定量的線性測量。並不存在一種可以比較正常人的智力高低的「普遍智力」。所謂智商測試，測量的不過是數學、推理、語匯方面的學習能力。智商測試在學校教育中有其應用價值，但不宜誇大其作用，更不能產生它是在測量智力的誤解。智商的高低並非真正反映智力的高低。智商並不是完全由遺傳因素決定、不可改變的，環境因素的影響可能更為重要。影響智力的遺傳因素是極其複雜、多樣的。遺傳性的智力遲滯往往是由於與智力活動沒有關聯的基因突變導致的。任何能夠影響神經系統的活動的基因都有可能影響智力活動。找到某個特定的「智力基因」的可能性，可以說為零。
ps:
轉自三思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