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舞蹈是我的生活方式

王子庸

                         林怀民：舞蹈是我的生活方式

　　
　　尽管，1993年林怀民就曾率“云门舞集”来过大陆，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演出其经典之作：《薪传》，据说曾引起极大轰动，有幸观看过那次演出的观众，那次观看演出的体验，也许已成为终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这并非夸张，要知道“云门舞集”创立近30年，已成为台湾两三代人的共同回忆。但如惊鸿一瞥，当大陆观众再次受到“云门”的眷顾，已经是9年后的2002年。
　　
　　对于更多对现代舞抱有好奇和向往的观众而言，跟我们已熟知的邓肯、玛莎·葛兰姆、堪宁汉、保罗·泰勒等等跟现代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名字一样，我们景仰他们，为他们的事迹深深打动，却没有机会在他们演出的剧场里感动流泪，以及拍红我们的巴掌。“云门舞集”，以及它的创立人和艺术总监林怀民，对于大陆的现代舞舞迷们来说，也一直是“传说”中的。看到“云门”演出现场的愿望，也在等待中被迫归入梦想的范畴。
　　
　　仍然只有极少数人有这样的好运气。2002年11月14、15日，仅此两晚，在上海大剧院，“云门舞集”二度莅沪，演出的舞码是《竹梦》。头一晚据说被在上海的台湾人包了场，第二晚的票也早早地被沽清。
　　
　　
　　
　　说《竹梦》：那不是我的经心之作
　　
　　舞台上是一片青翠的竹林。竹林边，一长发白衣的青年男子，席地而坐，搦一管箫，吹奏出简单的旋律，宁静悠远。着白衫衣袂飘飘的舞者，轻轻地，缓缓地，穿过竹林，陆续上场。舞者缓慢但仍能让人明显感觉到生命气息的舞姿，打破了竹林过于出尘遗世的静谧……林怀民说他编舞的时候，想到过“竹林七贤”的故事，但他不要直接去说他们的故事，竹林里季候嬗递，日夜流转，一段一段的舞蹈，感染着观众的情绪，那是每个人生活中都会体会到的情绪，有困顿，有无奈，有孩子气的纯真，有喜悦，有颤栗，有激动……而竹林的宁静贯穿始终。最让人忍俊不禁，并使得观众的情绪，在跟随舞者做了一场“竹梦”后，最终得以彻底放松的，是最后舞者们都拿着扫把收拾起舞台上的“积雪”来，舞台监督上台叫吹箫人下场，还有人开始拆作为舞台布景的竹子。这一切举动，仿佛唤醒人们，梦做完了，该醒了。对于心思日渐浮躁的都市人。这出舞所带来的宁静，有如一泓清泉。
　　
　　“基本上这个舞对我来讲是一个副产品。不是我经意去做的。因为时候到了你就是要编舞，然后就决定要种竹子，然后就找了音乐，然后就开始编喽。
　　
　　“像《水月》有很大的背景，《行草》也有文化背景。有很多舞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这个舞没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就是一个编舞人的功力的东西，而不是说灵感发作的特别的东西。可是我很喜欢。大概是年纪大了，我觉得有何不可？老是《红楼梦》、《九歌》，太严重了吧！”
　　
　　“九十年代以后，我的东西变得比较慢，我想当然也是因为年纪大了。我喜欢看那比较慢的东西，那慢的动作里面，人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像第一段里边，男孩子穿的衣服（注：宽袍大袖衣袂翩翩的白衣），它没在干嘛呀，但是那里面有空气。那个以前我不会的，以前我要血肉，我要钢铁，那样（有力量的）东西。”
　　
　　“你总要醒过来，才知道什么是梦。”
　　
　　
　　
　　说“云门”：我们最大的责任和使命是到乡下去演出
　　
　　“云门”诞生于1973年，1998年因故暂停，1991年复出后，随着林怀民创作高峰期的到来，而跻身世界一流的现代舞团行列，得到世界最高水准的艺术节和剧场争相延请。在国外演出时，舞者常常谢幕都要谢20分钟。与此同时，一年两季的台北演出，四次面向全台湾的下乡户外巡演，依旧是“云门”雷打不动的传统。在台湾，的士司机跟你谈起林怀民和“云门”，可不是件希奇的事情。
　　
　　 “‘云门’实质上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来带着一批很爱跳舞的人，不知不觉跳了三十年。在台湾有很多人爱看跳舞，是那些舞者热爱跳舞，逼我编舞，力求上进，大家互动地来到今天。‘云门’一个礼拜上班五天，一天跳舞8个小时。一年之内是五个月在世界各地演出。”
　　
　　“基于一个很奇怪的年青人的想法，基于热情，我们出于当年年青的时候，觉得你可以改变世界，即使不知道怎样经营一个舞团，也要开始成立舞团。知不知名不重要，当年成立时，我是希望台湾人有舞可看。重要的是继续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们最大的责任和使命是到乡下去演出。我们在台北有两个演出季，每季10场，有一万六千观众。户外演出一年有四次，观众一次最少三万人，一般是五六万人，最多的是十万人。那时候我们是会神经病一样睡不着觉，会玩得要整个人虚脱掉。那些年青夫妇推着婴儿车，还有老太太们，常常是三代同堂，在草地上草席一铺等着“云门”开场。即使在雨天，他们也会穿雨衣，坐在地上看云门，我们最好的观众是看户外演出的观众，他们是我们最大的骄傲。只要我们提一声，演出结束时不管是五万还是十万人，广场上没有一张纸屑。”
　　
　　“有人问我们在上海演出觉得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兴奋，对于舞者们也没有特别兴奋。因为我们全世界都跑遍了。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每个城市都很特别吗？只是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而已。那我们在台湾的乡下演，在纽约演在巴黎演在这里演，都一样。你就把身体调好，把坐打好。反正演完了，林老师一定会说这里可以更好点，那里可以更好点，然后在接着演吧。”
　　“云门是我不能控制的火车，它有自己的节奏，我自己想下车也不能下了。像这次我到上海，接受访问，工作。结果只有在昨天，我去音乐学院演讲完，我要回大剧院，我一个人在雨里面，叫计程车叫不到，干脆走了四十分钟走回来。在雨里面，我开心得不得了。陪着我的办公室同仁不能了解，为什么我那么开心。因为这是一个意外，完全不在日程里面的。我看到了上海，终于有了一个私人的对上海的印象，所以我很开心。那有一点这种开心，我就可以支持一个月。”
　　
　　
　　
　　说舞：舞蹈是手工业，编舞是工匠活儿
　　
　　这次演出，是应上海国际艺术节之邀而来。跟其他艺术团体不大一样，演出前30分钟，在大剧院大剧场前的大厅内，你可以看见林怀民在为观众“说舞”。这是林怀民在“云门”演出前必做的一件事情。
　　
　　他承认从前他曾认为，来看演出的观众，看得懂是有水平，看不懂是没缘份。但后来，他觉得有责任让观众了解他的意图，分享他的创作。他的“说舞”非常出名，非常受欢迎，并出过一本同名的书。
　　
　　从不做商业化的作品，“云门”的创作却成为当之无愧的成功名牌产品。
　　
　　“云门”是早已失传黄帝年代的舞蹈，林怀民拿这个美丽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舞团。今天，可以说“云门舞集”荣耀了这个古老的名字。
　　
　　“云门”的演出已经排到了2004年，而且很快就要到2000场次了。靠的是舞者以血肉之躯，一场一场跳下来的。
　　
　　“‘云门’到现在仍有经济上的问题。有人问每年都给‘云门’捐钱，有没有够的时候？永远不够。现代舞人力非常密集，它是手工艺，它不是CD。现代舞这个行业里，不可能有阿MEI（张惠妹）。它不可能量产，所以永远有这个问题。”
　　
　　“艺术家往往是在路边唱歌的那个乞丐，只有走路匆匆忙的人在下班时，停下来听一听，在这听一听的十分钟内，他疏解了他自已的问题。艺术家没办法操纵时局，没办法控制股票，只有在大家累的时候，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他不生产面包，因此注定他是一个乞丐的命运。
　　“就像是那些走江湖的野班子，演完把台子一拆，运上卡车到下一个地方。‘云门’也许坐飞机，但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你演完了再伟大的戏剧，报纸写得再好，你回家还是要面对你自已和你的债务。”
　　
　　“草创‘云门’的时候，事实上我只编过几个短舞。是‘云门’教我怎么编舞的。一路学嘛。我想在初期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京剧动作的课程，——那时候每天都可以看到京剧，就看了很多京剧。——所以，我有个系列的作品等于是从京剧出来的。像《白蛇传》。到今天还在演。什么时候应该带到这边来演，大家也会很喜欢。从古典文学这个系列走下来，会有像《红楼梦》、像《九歌》这样的东西。这个系统一直都在走。但是也很快的，在云门5岁的时候，我就做了《薪传》。就从一个观念式、符号式的中国，落实到台湾这片土地上。那么八十年代，整个台湾思维的改变，就像现在上海这样。感觉到环境在改变，时代在改变。那我编了很多都市的东西。可那些东西我没有觉得我做得很好，不是坏作品，可你不能跟西方人比。90年代以后，我就比较冥想式。九十年代我的作品都是比较安静的东西，跟心境有关，跟我的宗教信仰有关。
　　
　　“在台北，我住在淡水河边。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潮汐，它的起落，睡觉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时间的感觉，呼吸的感觉，我想对我有很大的潜移默化吧。”
　　
　　“我想我是一个像动物一样在创作的人。我甚至在编舞的时候我也不想。所以你说动物那个事情（注：指《竹梦》里的一段），我说这个音乐这样怎么办？我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试着做这样一个动作，这样开始好吗？他们说做这个好不好？我说好。就做这个。然后你把这些动作，材料拿来，下面就变化，下面就主题来了，变化。所以说，你掌握它的音乐感、音乐性，你掌握它跟观众的关系。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紧，什么时候让它兴奋，什么时候让它觉得有点哀伤。事实上就是一个工匠的本能。基本上我的编舞就是这样的。你要我说出大道理来也可以，可是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编舞的时候所想的。那我基本上是很像动物一样在过日子，在编这种东西。舞者不知道他们在跳什么，那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在编什么，做完了以后我们再说吧。
　　
　　“你就不断地每天8小时在那里工作吧。“云门”是每天工作8小时。那他们上课完了，我还有6小时是我的，那6小时，我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一直在工作。有时候运气好，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舞，有时候运气不好，你做了一个比别人好比自己差的舞。没有关系。就是一定要工作。有再大的灵感，再大的企图心，还是要工作。那你做得不好的话，更是要工作。所以到最后，舞蹈就是你的生活。”
　　
　　
　　
　　说舞者：他必须觉得自己非跳舞不可
　　
　　 “云门”拥有着20多名极优秀的舞者，他们是林怀民的骄傲，也是他的精神支柱。
　　
　　我听见有人问林怀民对人的美的标准。他回答：任何人在专注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最美的。就在他们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林怀民借登琨艳先生在苏州河畔那处由旧仓库改建的工作室内举行的答谢PARTY上，我有幸跟“云门”的舞者一起聊了会天。他们刚从苏州回来，看起来，用林怀民的话来说，是“调”的不错。舞台下的他们，普通亲切得就像你的兄弟姐妹。但之前在舞台上，他们通通显得那么沉静，那么有力量，那么美。
　　
　　“云门”舞者的年龄从23岁到40岁，林怀民喜欢用成熟的舞者。小的进去，必须要哭个两三年，才能慢慢像个样子。
　　
　　想起‘云门’舞者的谢幕来。缓慢、深度的鞠躬，双手自然下垂，直至地面，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充满仪式感，格外令我感动。
　　
　　“这批舞者非常特别。当然他们受了太极、拳术、打坐那种训练。那基本上要他愿意啊。事实上他们从小就是受西方的舞蹈训练出来的，爱蹦爱跳。但是结果他们发现这种东方的训练，他们越来越喜欢。他们觉得有很大的自由度。
　　
　　“那你们看他们在台上，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你会觉得他们很安静，很沉，可放可收，没有不干净的时候。（《竹梦》里）最后那个红衣服的女孩子，一个人，转那么多的转，那不只是技术而已。对‘云门’的舞者，我们总是在谈：你要踩涌泉、提肛，呼吸。”
　　
　　“事实上我们一年4、5个月在国外演出，我们整天在一起，比跟我们的家人呆的时间还长。大家非常要好。你会看到，资深的舞者，把一个角色叫给一个年轻的舞者，同时她知道那个年轻人跳得比她好的话要取代她。她都要，而且像个母亲一样，老在盯。这就是‘云门’。”
　　
　　“有些时候，不是这个人“脱线”（注：没那么好了），就是那个人。可是这些人一到了要演出的时候，就来了。总排了，他就来了。你只需要给他几分钟安静一下。所以，这些人是很了不起的，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尊敬他们。他们在全世界也非常地受赞美。他们跟一般的舞者不一样。你很难说什么样的不一样。高矮胖瘦都跟一般的舞团不一样，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在舞台上展现的个性，你简直说不出有哪一个人特别特别地好，因为印象深刻也就是他在这个舞里面。他们每个人很整齐地在那里。”
　　
　　“那云门在招舞者时候的条件是什么？实际上很难说，当然整个腰腿我们看，还有技术，可是我们也不一定要他们的技术好到什么程度，身体的材料是可塑的。完了我想我要一个特别的气质。他长得矮一点，我都不在乎，他必须要有个性。进来后有3个月的试用时间里，那他必须让我觉得，他非跳舞不行，而不是他喜欢跳舞。”
　　
　　
　　
　　说自己：是为了安顿自己的身心，才去表达
　　
　　林怀民好象正是约翰·列农歌中唱到的那个Dreamer。热闹的六、七十年代，也正是林怀民的青年时代，他的身上，打着很深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直到现在，在不开心的时候他还是会听一听BOB DYLAN。他的小说曾经轰动台湾文坛，可学成回台，他弃文从舞，投身到一项要么饿死要么累死的职业。坚持了近三十年，让舞蹈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个中坎坷变迁打拼，从他的那本《云门舞集与我》里，可见一斑。
　　
　　停掉“云门”后，有两年，林怀民去了敦煌、西安、云冈、苏州、印尼、印度等地，真像老师玛莎·葛兰姆所提倡的，去倾听祖先的声音去了。回来之后，他的创作一再突破自己已有的高度，给了世界一个接一个的新惊喜。
　　
　　我成长的年代，六，七十年代，全世界那些年青人都想有作为。那个时代，在尼泊尔的飞机上，你可以遇到去那里照顾麻风病人的世界和平团成员。那个时代的背景始终在我身上。同时，我知道这里也有个陷阱。我知道我不是鲁迅，不是沈从文，不是米开朗基罗，如果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就不可能顾到艺术。
　　
　　第一我从没有打算要买房子，我看到一些朋友分期付款，他必须在工作中分出时间去做那个事情。我现在有房子，是一个月内有两个广告公司找我拍广告，就来了一个小房子。你看因此，我的生活水平是不会有提高。汽车是不能有的，绝对不能有汽车。一有了汽车，你消费的点都不一样，你开始需要的东西就不一样。你开始有了汽车，你就看不到人。你坐公共汽车，你坐地下铁，你还能看到人，知道社会与人的百态。对我来说必须与人民保持关系，可以告诉我人活着的状态。
　　
　　我去印度九次了，有了时间我就去，菩提迦耶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火车永远迟到，晚点二十个小时。你无法控制，只有等，你知道它一定会来，这时候你完全松弛下来了。那儿的阳光是直接的，那儿一杯水就是一杯水，一碗饭就是一碗饭，这让你回到根子上去，回到生命的真相。
　　
　　我认为，是为了安顿自己的身心，才去表达。
　　
　　

王子庸

　
　　[林怀民小传]
　　
　　林怀民， 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大学期间就读新闻专业，留美攻读写作，获艺术硕士学位。回台后，于1973年创办“云门舞集” ，现为“云门舞集”艺术总监。名闻世界的编舞家。
　　
　　创团三十年，编舞近70出。获得荣誉无数。
　　
　　1999年，他更以“倾倒众生，而又充满中国气质的现代舞，振兴台湾舞台艺术”，获颁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同年，欧洲舞蹈杂志将林怀民选为“二十世纪编舞名家”。2000年，《国际芭蕾》杂志将他列为“年度人物”。
　　
　　主要舞作包：《白蛇传》、《薪传》、《红楼梦》、《春之祭礼．台北一九八四》、《我的乡愁，我的歌》、《九歌》、《流浪者之歌》、《家族合唱》、《水月》、《焚松》、《行草》、《烟》等60余出。
　　
　　结集出版的文字创作：《蝉》、《说舞》、《擦肩而过》、译作《摩诃婆罗达》（台湾）和《云门舞集与我》（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