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书画“炒作”秘术

李丰原

    按：此文乃知名美术批评家郑志刚为《中国美术》而作，见该刊2013年第6期

                                   画家为什么要炒作

                                                    郑志刚

      如果不事炒作而一心伏案创作，画家慢慢就会发现，自己在业界的名气指数殊难提升，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也很难解决（或曰“资本回报率”较低）。名气大不大，卖得贵不贵，是一个中国画家的“七寸”。在这两项上无所作为，免不了要令人顿生“英雄气短”之慨。谁都按捺不住要同类攀比，你我皆画家，你户限为穿，我门可罗雀；你日进斗金，我阮囊羞涩；你豪宅香车，我布袍芒屩。现实狰狞，我欲不炒作不得已。

      炒作是门学问，很讲究方式方法。眼下的画家，要么贱兮兮地蹭着为官员作画，求取几句夸赞、一帧合影；要么疯狂地占据形形色色的媒体版面或频道，充分混个脸熟；要么与各种社会闲杂资金厮混，不断抛出个展及画册；要么附丽业界大佬，殷勤献足，响头磕够，谋得提携，趋慕要津；要么反弹琵琶，骂骂咧咧，专拿名家大腕说事，故作惊世骇俗之语，藉以标榜独异、吸引眼球。在我看来，适当的炒作，能让好作品容光焕发，倘一味恶炒、背离常伦，则势必要使“画道”蒙羞。

     1943年10月20日，78岁高龄的黄宾虹在写给傅雷的信中说：“今次举近十年之作，大抵自行练习。原画用墨居多数，故暗滞不合时，不如画四王之漂亮。画月份牌，则到处受欢迎，然松柏后凋，不与凡卉争荣，得自守其贞操，但辜负盛意为抱歉无穷耳。”可见当时丹青领域，明显存在“从时好”（以画四王、月份牌为例）与“守贞操”（譬诸宾翁）两种不同类型的画家。尽管不能说画“四王”一路浅绛山水及“月份牌”就是炒作，但至少某种“悦世、趋利”的炒作心态不容否认。

     胜国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还，画界炒作之风渐起，像黄宾虹那般独饮寂寞、淡泊自持者，越来越稀见。我常常暗自讶异，卅余年来，中国怎么蜂群一样冒出来这么多所谓的画家？并且，长发浓髯的画家们，挥舞着画笔，如麦客之挥舞镰刀，在“穴头”招引之下转战南北、乐而无倦。顶戴“范仲淹某代孙”、“齐白石私淑弟子”、“大风堂再传弟子”、“某某画派开创者”、“著名某某画大师”、“最具市场潜力的若干大画家”、“某某画院特聘画家”、“某某学府客座教授”等“盛誉”的画家，在对阿堵物的无限饥渴与美艳想象之中，四处游走，干谒朱门。如斯乱象，识者几为之呕。

      由僧返俗、亦僧亦俗、法号“慧禅”的画家史国良，曾被指“炒痕”累累。对此，史氏强调自己是“宣传”而非炒作，“再好的东西不拿出来，时间久了也会长毛。好的作品不应藏着。广而告之不犯法，艺术应该大张旗鼓地去推广宣传。”在他看来，通过拍卖抬价或者制造新闻才叫炒作，而“现在很多人条件反射一样看到别人宣传就认为是炒作，进而联想到对方人品不好”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当下信息时代，史国良的观点不无道理，但画家需要明了的是，即便“宣传”也要保底、有度、有节。宣传与炒作的界限，事实上是微妙而含糊的，一旦野马脱缰，劳心费力的结局也许只能是自我伤害。拿史国良来说，机智与狡黠兼具的“出家策略”（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与“传媒策略”（先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全方位宣传，再借助专业媒体夯实学术定位），为其打造危峰孤耸式的个人“艺术LOGO”提供了支柱力量。如果这就是炒作，那么，史和尚炒作的一个坚定前提是，自己的作品好，或者至少说得过去。这就与那些只知一味狂炒而作品却狗屎不如的画家，大大拉开了距离。

     个别画家的炒作手法相当离谱，以之为鉴，也可见出部分国内媒体的浅薄与荒唐。“李景革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李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平常喜欢比葫芦画瓢地照着徐悲鸿的马涂抹两下子，所作仅属地摊行画水准，根本拿不到桌面上。2005年8月18日，李在没有任何事先预约的情况下，来到卢浮宫接待处，要求见负责人，声称要赠送一幅自己的画给博物馆。该馆企业赠品处的负责人莫宁接待了他，并明确表示，卢浮宫不收藏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因此不可能接受其赠品。李景革遂积极要求作为一件纯粹的私人礼品送给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最终，莫宁代表馆长接受了这幅名为《八骏图》的水墨画，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与李合影留念。

      胆大、无耻的李景革，横竖要将中国画家的脸丢到全世界去。回国后，开始有鼻子有眼地大肆宣扬自己画的地摊马“入藏卢浮宫”之壮举。一个现象是，对画家而言，画面质量往往与“画外功”成反比，李景革就很有忽悠、利用媒体的本领。2005年11月21日，国内某权威通讯社发出一条《国画〈八骏图〉开启卢浮宫大门》的消息，旋即被多家主流媒体及都市类媒体转载，有些还进行跟踪报道，极尽吹捧之能事，将“著名青年画家李景革”描绘成第一个将中国画打进世界顶级博物馆的“民族英雄”。之后，2006年8月18日，一家中央大报刊登整版广告“热烈祝贺李景革先生《八骏图》入选卢浮宫收藏一周年，暨李景革先生个人画展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更使李声名大噪。

      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通过相关媒体推波助澜的爆炒，李景革的画竟然节节蹿升，卖到了5万元一平方尺。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摊画匠，竟然被素以“权威、公正、敏锐、责任”自诩的官方主流媒体，“惯”到如此地步，真可谓“昭代目睹之怪现状”了！尽管事情真相最终被《文汇报》大白于天下，却给我们留下了如芒在背般的思考。至今百度搜索李景革，还能轻易读到“作品《双骏图》和《奔马图》，分别被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和法国里昂大学收藏”一类信口雌黄的文字。画家之所以丧失道德底线，完全是因为尝到了无耻带来的甜头。

      宋人刘学箕所撰《方是闲居士小稿论画》有云：“古之所谓画士，皆一时名胜，涵泳经史，见识高明，襟度洒落，望之飘然，知其有蓬莱道山之丰俊，故其发为豪墨，意象萧爽，使人宝玩不置。今之画士，只人役耳，视古之人又万万不啻也。亦有迫于口体之不充，俯就世俗之所强。问之能彼乎？曰能之。能此乎？曰能之。及其吮笔运思，茫昧失措，鲜不刻乌成鹄，画虎类狗，其视古人神奇精妙，每不逮之。”看来，此类“迫于口体之不充，俯就世俗之所强”的画家，自古洎今，从来都不罕见。这些或有冻馁之虞的非官方画师，在严酷的日常生存逼视之下，不得不迸发出强烈的“炒作”欲求。我们站在李景革们的角度揣度其心态，便不难理解，那种腰缠万贯、锦衣玉食、美女簇拥、光宗耀祖的生活，对一个挣扎于社会底层、苦无进身之阶的民间画师来说，将会构成怎样的吸引！在河南郑州，有那么三五个青年人，窝在租来的民房中，劬力模仿现任中国书协主席张海的字，廉价售于古玩厂肆或有以仿冒字画送礼之需者。刚开始一件四尺整纸仿作只卖数十元、百余元，随着功夫渐深、越仿越像，不数年竟涨价至一两千元。如今，年轻的“仿爷”们置宅购车，俨然咸鱼翻身之都市新贵。比起那些数十载墨海傻泡、在各类大赛中入选获奖、作品却依然有行无市的书法家们穷哈哈的模样，实在是“范儿”多了。分析起来，郑州“仿爷”一族在有意无意间走上了炒作道路，他们的“炒作工具”是张海。

     不讳言地讲，“炒作”业已成为国内书画界其华灼灼的一块脓疮。一个画家想把自己炒红，就要在公众面前大曝其光、大放厥词。有人质疑吴冠中是这样，范曾是这样，陈丹青也是这样，事实上，哪个画画的不想这样？我们包藏炒作之心，脸上却故作清傲高深，则毫端必然屎溺横流。这是不是一种难以开脱的原罪呢？那么，始作俑者又是谁？你，我，还是赤潮翻涌的这个时代？

三色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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