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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7 09: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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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王国维先生著文认为, 20世纪初发现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经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已足与汉晋时代之孔壁、汲冢所出相匹敌,他因此说:
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王国维藉“发见时代”的机遇,戛然独造,超迈乾嘉前贤,开世纪史学与考古学、考据学之新声。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在随后的学术实践中,学人们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诸如黄现璠、饶宗颐、许舒宪等各说“三重证据法”。
对于书学史的有效借鉴,刘正成在王国维思想的基础上,无疑更多地依从了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即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即有文字的考古资料、无文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材料。李学勤对此‘三重证据法’十分认同。因为书法与文字的不解因缘,刘正成长期痴迷地追踪着最新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带有文字的新出考古器物与材料。无论是《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架构,还是个案的学术研究,刘正成始终恪守以最新的考古成果为参照,按空间的层位学和类型学的交叉分析来研究书学新问题。《中国书法全集》从整体上把作品研究作为中心,刘正成坚持采用了次序和层位方法论,先做考释,然后做书家书论、年表,最后撰述评传、概论。在这种严格的书学理念和规范下,《全集》撰述中常常会有因为不合尺度而推倒重来的例子,即使对于书学名家的手笔,刘正成同样严苛地坚持既定学理标准。
刘正成把《中国书法全集》构筑为一个延展和开放的系统,他调集参与各分卷撰述的专家群,集中各自优势对应地解决相关分卷的中心问题。丛文俊的古文字学功底,华人德的文献学造诣,朱关田的考据深度,楚默的文学取向,王镛、何应辉的艺术分析等等,都无不给各自的选题锦上添花。书法与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等多学科之间的融通,使书法形态与流变模式、个体风格与时代风貌、历史考察与艺术判断都得以完整而丰富的陈述,实现他的运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灌注新观念的预期。
西方纯粹逻辑的、推理的洋八股文章来研究中国文化是行不通的。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向现代转型,对传统经典及传统的审美观念,我们能不能很好地解读并把它有机地进行现代化的转换。显然也涉及到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中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相结合的问题。(刘正成与周汝昌谈)
其治学方法融汇中西,坚持从史实中求史识,并在文献研究和考古与地下文献互证上独成自己的书学心法;其治学视域之宏远开阔,学术独立性之决意坚守,问题研究之取精用弘与探微知著,均树立起中国书学的新风范。
在全球视野中,《中国书法全集》的出现,则是为东方学研究的中国书学别立新帜。
这是20世纪书学研究的时代标志。
刘正成清晰地查勘并辨识历史,他以为“历史可能是无序的,甚至是被遗忘的,或者可能是错误,我们要尽可能地在时间和空间上,阐发我们对历史的基本观念,否则我们就会犯经验主义哲学的错误。”(刘正成与卢跃刚谈)而学者王岳川评价他是“站在民间立场上重新书写历史,重新把那些被阉割、被掩盖、被诋毁,甚至是定型的历史恢复过来。”长期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藩篱下,伪问题常常隔离、遮蔽着历史探寻者的眼睛。重回“民间立场”,不仅意味着找寻失落的历史碎片,更重要的是可以消解迷乱无序的观念魔障,打通开掘原问题的穴道。民间立场是对庙堂风神的完满,对书史脉络的弥合,对书学体系的丰富。这个自足而开放的中国书法系统,是中国学者向世界进行横向的、直接的文化对话的前提,也是补充世界东方学内容、吸引东方学目光的前提。
他的眼光是在整个世界逡巡的。
正成的《全集》实际上是为发现东方最独一无二的艺术做好了初步的准备,同时也为文化输出,向整个西方显示东方文化的魅力做好了准备。(王岳川谈)
18世纪末兴起的近代东方学,是西方审视世界的新视线。虽然东方学的基点是西方中心,掺杂着扩张心态的西方意识形态,但毕竟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边际比较研究,触碰了和西方相映照的东方视域,继而深刻影响了西方知识结构。许多思想家把东方(先是近东埃及印度近东、阿拉伯及远东其他国家日本,随后中国)文化置于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下进行探索,使得进入19世纪后的欧美东方学和汉学研究迅速发展,各类关于东方的知识大量汇聚,语言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带动了西方世界知识结构的转型。
从文艺复兴至18世纪启蒙时代,由于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们对于中国知识的传播,西方曾经在虚拟、赞美、夸大的语境下遥望着中华帝国的富庶、华贵、秩序、道德伦理与智慧。但是地域与语言文化的实际隔阂,这种更多比较色彩的东方学或汉学研究,在西方近代化前后的姿态发生了由赞美到觊觎以至妖魔化的历程。
启蒙运动时期,作为一种理想的参照系,东方的中国是西方用来批判中世纪封建制度、宗教神权制度的沉滞和黑暗的代用符号;近代化以来,中国则开始变为西方思维下虚构的反衬西方中心和优越的比较文化体。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东方学》第3-4页)其间所预设的诸如“我们/他们,东方/西方,文明/愚昧,开化/封闭”等二元对立概念,带有强烈的“文化帝国主义”取向。在19世纪初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那里,中国几乎成为一个游离于世界历史发展,被封冻于人文精神发展早期阶段的异数。 “西方对它的认识渐处于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优越与攫取——不论是在物质上或精神上。西方对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主流是有着很强的致用目的的,它享用着它而又贬抑着它。”(王海龙《对汉学流变的回顾与思考》)
汉学是整个东方学的一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本世纪20年代以来,汉学在欧洲、美国、日本的政治、殖民扩张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大量新的学术机构、科研中心和学会在西方应运而生,汉学在历代西方各类学人的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就,并转而影响了中国本土的思想学术研究。
桑兵曾说:“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史料大量涌现,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国学与汉学》)
西方汉学为中国学术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其新的学术概念、逻辑方式和人文思想,都激发着古老的中国学问,寻求打通国学与东方学的路径,期待走向当代,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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