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薛永年：我与高居翰的旧交情

侯勇

【专访】薛永年：我与高居翰的旧交情





编者按：美国著名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先生于美国时间2月14日14时仙逝于加州家中。在高居翰先生与中国大陆的学术交流史上，著名美术史学家、美术评论家薛永年先生见证、参与了早期的历程。一段旧交，“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99艺术网专访了薛永年先生与您分享这段学缘。

99艺术网：在国内，您跟高先生的交往算是最早的人，能否介绍一下你们当初交流的状况？   

薛永年：改革开放初我们来往比较多，这些年没有什么来往了，这些年跟他有往来的应该是后来到美国去的年轻一点的教授，背景是这样的。
高居翰最早是参加美国斯特基金会支持的考古代表团到中国大陆来做考察访问，当时我没有见到他，我们的老师中央美术学院的老教授、比高教授年龄还大的金维诺先生见到他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这样他对中国有了第一次了解。

改革开放之后，他很主动地派他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学生到中央美术学院来做高级进修生，就是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谢伯轲(Jerome Silbergeld)，当时我作为我老师的助手就接触了高居翰的学生。后来高居翰自己也来交流，我们也有接触。他还把他的另外一个学生，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到中国来，他当时也是在写论文期间（当时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到中国来研究王蒙，我陪同他去上海博物馆去看《青卞隐居图》。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已经到美院任教了，当时跟高居翰的以及这两名学生有些接触。后来他也到我们学校来讲座，1985年我到美国访学，也到加州看望过他，包括他到中国或者是参加国际学术访问，我们都会有一些接触。但是后来大致是中央美术学院从王府井搬到望京之后，我们整个艺术史领域跟欧美的接触少了，和东方日本、韩国的接触开始多了，这个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涉及到高先生和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等等，总之就是我们的联系少了。

99艺术网：对高先生在中国书画研究的方向及特点上，您能不能做一个概括介绍？

薛永年：简单地讲一下，他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国后期美术史特别是绘画史的研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专家，影响很大。
他的特点是作为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后期艺术史牵扯到了了解中国文化才能够深入进去的文人画，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他的研究从元代、明初、明中后期，一直到明末清初，其写作既有宏观的观察又有具体的研究，比较深入。高先生的研究是西方人普遍研究不到的或者不太重视的，突出美术专业的元以来的艺术问题在西方很少有人研究。

另外他的研究是社会学的研究，能够把美术现象放到到整个大的社会环境里边，特别是美术和经济、政治的关系，但又不同于我们中国研究者太主观似的宏观，他是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去研究、阐述美术发展变化的原因，而不是总体的，这样做就比较有意思，对我们有启发。


第三个方面，他是比较早的在美术史方面，研究、说明艺术风格发展演变的原因的，这他认为这是一个新方向，在新方向里边他是最主要的引导者。后来的研究，当然有比他更宽的，但他是先行者。

第四点是他比较重视资料，从很早他就把国外、国内，比如元代每一个画家都有哪些作品、作品都在哪里、大家都怎么看、是真是假等等这些问题编成了《古代绘画索引》，为研究者做一个基础材料，这样一些工具性的工作他也很认真地去做，他一直做到明以后，有问题就要请教他，他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你。

99艺术网：具体的交流的例子有吗？

薛永年：在学术交流里边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他在中央美院做过研究山水画的报告，我们研究山水画是一种“卧游”，是画家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高居翰说这么多山水画都是一种作用吗？都是两种作用吗？有的作用是不是不需要的……他没有那么局限，能够从新的角度发现新的问题，这对我们有启发。

另外，他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很给予支持，像我1985年在美国研究期间，他邀我到他的加州大学看他，也看了他全部的藏品，他都一一给我介绍情况，给我们提供他的收藏来源、收藏情况。我把我写的东西给他看，当时我在研究“扬州八怪”，他能够读中文，但是只能说几句中文，他就给我回信说：我读过一些，全部的内容我让我的学生细看了，学生给我做了报告，你写的很有新意，在某些方面是有突破的；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问题还很值得深入研究，比如说讲到花鸟画在明代突出发展的问题都有什么样的原因。这样我们就开始通信了，这种学术的交流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和推动、帮助作用的。

99艺术网：在高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有什么短板存在吗？

薛永年：作为一个外国人，尽管他很努力地研究中国绘画，比如他通过他的前妻去找王己千老先生学画，拜王己千为师，他也努力去理解中国的文人画特别是其中的笔墨，但是在某些中国学者看来，他对中国笔墨的理解还是没有到深处，当然，这都是不奇怪的地方。

99艺术网：高先生的学术思路与研究脉络，在大陆有没有比较直接的传承人？
薛永年：他所收的学生主要是美国人和台湾人，后来也有香港人。在我跟加州大学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相对年轻的学生都不是大陆去的，所以他的影响属于他到大陆来讲学，我们去他那里交流，相互有一些借鉴作用，他直接传授的情况好像没有。这方面影响他不如方文，因为方文是华人，他在清华收学生，直接教。

还有一点，包括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比他年纪轻一点的学者，比如陈传席，有一些都是在美国有三个月时间做研究的，我们更多的是得到某种社会学研究的启发，高居翰的研究是综合的，他把大的研究课题放在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里面，深入进去解决问题。大陆后来去了不少学生，应该是受巫鸿的影响比较大，巫鸿教了不少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