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徐清著：沙孟海学术研究（不断更新中）

侯勇

2、论文章盛衰之变


方苞《赠淳安方文輈序》一文论唐宋以后文学发展云：“盖唐、宋之学者虽逐于诗赋论策之末，然所取尚博，一旦去为古文，而力犹可藉也。明之世，一于五经四子之书，其号则正矣。而人占一经，自少而壮，英华果锐之气，皆敝于时文，而后用其余，以涉于古，则其其不能自树立也宜矣。” 诗赋是唐代科举的主要内容，论策则是宋代以来的科举项目之一。方苞以为，唐宋学者竞相以诗赋或论策之文来角逐和争取入仕，去古已远，但其作文取资尚广博，一旦写古文，仍有一定的才力可资凭借，而明代学人在八股取士制度的钳制下，少年时代即以四书五经的研习来应对科举，才情被扼杀和遮蔽，其古文写作故不能自树面目。

对于方苞的这段论述，沙孟海深表赞同，并认为“明清犹有些微可藉，至于今日，复何如也”，今日之文更不如明清。他继而强调“文章盛衰，确以时代为升降”，1921年的一段日记这样叙说：
“上古人事简易，其高行雅辞，浑出真气，时代渐移，此气之在人者渐减。故古者隶卒厮舆，吐辞成章，黄歌断竹，唐歌日出，音节自谐，岂其学力之过人耶？六经之文，简覈蕴奥，后世学者莫能方其什一，亦由古者语即文，文即语。后世语增而文犹是，音声亦渐歧异，语文之相去日远。夫近者易为工，远者难为力，理固然也。故虽有俊才绝学，工精或齐于古人，而声色臭味则远矣，此古之必不可复也。昌黎之徒，近似而已，况于今日，岂曰能复哉？”

沙孟海认为：上古之人“高行雅辞，浑出真气”，其语言与文辞之间相互谐和，这是时代使然；后世变迁，真气衰减，语言与文辞之间悬隔日深，因此学者凭后天学力作文，终难达到如六经之文的内容丰厚、言辞简约，在气韵风神和声韵音节上均相差甚远，如唐宋八家韩昌黎之辈，仅能近似，后来者更妄谈复古。


其实，方苞对于文学发展史并没有持以“代降而衰”的看法，他的上段论述本意在于强调“文章之盛衰，一视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而非以时代为升降”，即文章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官方的教育制度和倡导，以及在此影响下士人的治学旨趣和作文风尚，而并非取决于时代的先后。他又说“文章之传，代降而卑，以为古必不可复者，惑也”，即对于“古必不可复”的看法表示疑惑、提出异议。正因持这样一种文学史观，方苞希望有所作为，努力以自身的文学实践和理论振起一代古文。由此可见，沙孟海的论述虽然是受方苞的促发，并在部分文学史观点上表示认同，实则仍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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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尤崇汪中

清末民国以来，桐城文派虽仍有很大影响力，但显然已不能牢笼整个文坛。学者批评其文章内容空疏、徒具形式，实为八股文的变种，钱基博以为“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 。桐城末流子弟排斥异己的作法更是引来诸多非议，沙孟海称：“清代文人若胡石笥、周介存辈，皆不列桐城派衍中，而其文吾师固尝列与曾涤生、吴挚父同等，而亚于汪容父、章太炎者。近时桐城势盛，乃排斥异己，所谓石笥、介存，能读其文盖鲜矣。此后世专攻桐城诸人之隘，吾师所屡以为言者也。” 桐城派之外，自有作文不俗者。在作文取法和文学态度上，沙孟海欲广涉博览，寻找更契合自己性情和思想观念的前贤。20年代，扬州学派代表汪中逐渐成为沙氏由衷敬服的学者，沙氏称：“赵宋以后千年间之文，开卷雒诵，未有若汪氏之称心适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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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读《述学》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贡生，后绝意于仕进。其一生治学淹贯古今、遍及经史诸子，生前拟撰《述学》一书，“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之所以为学者” ，可惜未及成书，仅存目录。今存《述学》乃汇集其生平撰著之文而成，包括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及附录二卷。对于汪中的经学、文学造诣，海内知名之士无不敛手推服。段玉裁云：“工文词者不必通经术，通经术者不必工文词，惟《述学》兼而有之，在当代为有数之书。” 王念孙云：“今读《述学》内外篇，可谓卓尔不群矣！其有功经义者……使后之治经者，振烦祛惑，而得其会通。其表章经传及先儒者……使学者笃信古人，而息其畔喭之习。其他考证之文，皆确有依据，可以传之将来。至其为文，则合汉、魏、晋、宋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渊源醇茂，无意摩放而神与之合，盖宋以后无此作手矣！” 刘台拱谓汪文“钩贯经、史，镕铸汉、唐，闳丽风雅，卓然成一家言” 。作为晚辈的经学家刘逢禄称汪中“其学综周、秦、两汉，而深通其条贯。其文兼汉、魏、六朝，下至中唐而止。不苟为炳炳麟麟，渊渊乎其有文质，儒家之隽才也” 。私淑汪中的扬州学派后期代表李详（1858-1931）曾为《述学》中《自序》、《哀盐船文》、《吊黄祖文》、《狐父之盗颂》等六篇文字作笺注，其后古直踵而为之，于1925年选汪文十五篇加以校注，增补而成《汪容甫文笺》出版。

沙孟海自1920年至1926年的日记中，点阅和抄录《述学》、《汪容甫文笺》以及览阅《汪容甫年谱》的记载俯拾皆是。例如，1922年8月20日至9月12日，完整抄录《汪容甫文笺》。又如，同年9月11日记：“灯下写《述学》目。《述学》原有目录，《内篇》、《补遗》，孟慈（笔者注：汪中之子汪喜孙，字孟慈）所录，《外篇》、《附录》，方濬颐所录，皆首尾相衔，检寻不易。孟慈所录，又多与刻本不同，余故写别之，取便繙阅也。” 次日记：“《述学》外篇及附录用绿笔圈点一过。” 1926年10月5日记：“书贾装订《述学》至（此为别一部，前所阅过一部附钞李审言笺注者，为赞卿索去）”，“汪容父《石鼓文证》证孙伯渊‘宇文周时物’之说之谬” 。次日记：“课余仍点阅《述学》考据之文。” 《述学》所收文章包括辞章、考据两大类。辞章类如《哀盐船文》，被杭世骏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其他如《自序》、《吊黄祖文》、《狐父之盗颂》等皆文采飞扬，意韵深隽。沙孟海仔细圈点一遍的《外篇》收文十一篇，其中碑铭、墓志文字如《表忠祠碑文》、《大清故高邮州学生贾君之铭（并序）》等多达六篇，《别录》中亦有墓志铭多篇，这些文辞对沙氏20年代撰写墓铭、寿序都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考据类除《石鼓文证》之外，还有如训诂文字、诠释经义的《释阙》、《释三九》、《释郢》，考订诸子的《墨子序》、《墨子后序》、《老子考异》等等。如《释三九》一篇，既辨“三者，数之成”，“九者，数之终”，“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又论古代文辞有“曲”、有“形容”，学古者需通其语言、知其真意，不可胶着于文字、误会曲解。 沙孟海日记中，对汪中所论数字三、九的实指、虚指义等都有记录。

另外，晚清学者谭献（1832-1901）对于《述学》也是赏誉有加，其《复堂日记》中云：“读《述学》一过，每展卷，则心目开明，不自知也。如《释三九》、《自序》、《哀盐船文》、《宋世系表序》、《汉上琴台之铭》，振古奇作；《吊黄祖文》、《广陵对》、《黄鹤楼铭》、《荀卿子通论》次之，八家可与抗颜；《戴氏遗书序》、《防护昭陵碑》而外，不多得也。” 《复堂日记》是沙孟海时常翻阅之书，因此完全有可能对其阅读旨趣和文学倾向起到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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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倾向汉魏


汪中“学综周秦两汉，文兼汉魏六朝”，沙孟海秉承汪中的这一治学和作文的路径，上溯《左传》、《史记》、《汉书》及班彪、蔡邕、曹丕等人的汉魏文辞，希望摒除桐城之弊，倾向汉魏之风。《僧孚日录》有记载：

庚申年八月十九日（1920年9月30日）：“午前为《袁君述》成……师改《袁君述》毕，谓：古气历落，非颛颛于桐所能为。余之为此文，意欲摹仿胡石笥而杂用《左氏》、《史》、《汉》字句，力避桐城一挑半剔之虚神，冀渐倾向于汉魏一派耳。”
辛酉年九月二日（1921年10月2日）：“灯下读《文选》班叔皮《王命论》、曹元首《六代论》及魏文帝《典论•论文》诸篇。”

壬戌年十二月十二日（1923年1月28日）：“《费冕卿传》费数日心力为之，有意学《史》、《汉》，粗得其仿佛耳。师夜中为之改定，评云：叙事覈而不冗，用笔敛而不肆。”

丙寅年一月三日（1926年2月15日）：“灯下作《谢冲尹墓碑》半篇……拟蔡中郎《袁满来碑》为作此文。”

20年代沙孟海在甬、沪期间，撰有《袁君述》、《大咸乡澹灾碑记》、《王君墓志铭》等，又屡作墓铭、寿序等应酬文字。1923年，沙氏《大咸乡澹灾碑记》一文得到冯君木赞赏，以为先前诸文，以此最佳，“文心静细，无豪发蹶张之气。色泽既茂，韵味亦远。内外兼到，波澜老成” 。该文后刊发于章太炎主编的《华国月刊》1935年第9期。相比于1922年之前的“求洁太过”，此时沙孟海的文风已有较明显改变，色泽和韵味兼备，辞藻和文意皆美，因此得到业师“内外兼到”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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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废韩柳

对于唐宋八家尤其是韩愈、柳宗元之文，扬州派各家看法有不同，并非一概排斥。汪中古文辞初学韩愈，后博览各家，融贯汉唐。 沙孟海学古文不废唐宋，称韩愈碑志文尤具“雄奇奥古”之妙。但是，唐宋八家在其心目中尚有优劣之分，相较而言，“唐二家”韩愈、柳宗元之文不乏佳妙和可取之处，而其余“宋六家”即三苏和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文已趋微澹。《日录》辛酉年九月廿七日（1921年10月27日）记：“唐人古文，犹有几分汉魏气味，故时多整句，句亦时工。若宋以后之古文家，则无复有是矣。唐宋八家，章太炎所以不与吴蜀六士也”，“昌黎文，佳者自佳，通览全集，复多劣处，前人多论之者。按：唐宋诸大家皆然，介父为最少” 。同年十月三日（11月2日）又记：“昌黎碑志文雄奇奥古……文章之渐趍微澹，欧、曾以下始然，故以后世古文戋薄，而概谓八家都不足道者，皆未之思也。” 章太炎所谓“吴蜀六士”即宋六家。由上可知，沙孟海对于八家古文的判断标准与汪中、章太炎相一致，即以存有汉魏气息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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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骈散兼修

骈文、散文孰为文体之正宗，是清代至民国文坛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桐城、扬州两派文论分歧的焦点之一。扬州派凌廷堪提倡“文体必本韵偶”之说，阮元更是明确鼓吹骈文为正统，其《文言说》重提六朝“文笔之辨”，坚持有声韵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此后，出生于经学世家的刘师培亦持相同观点 。虽然“骈文为正”说的提倡主要意在纠正桐城派古文创作的弊病，改变其平直疏浅、音韵失和的偏误，但毕竟阮元等人的文学态度过于偏激。相比而言，汪中的骈文观更为客观、融通，他在认识文体差异的基础上“不专一体” ，也不以散文为桐城独擅之体，有意识地去打破彼此之间的界限。

章太炎对于汪中的骈文创作颇为赞赏，称“今人为俪语者，以汪容甫为善” 。他反对骈文正宗论，指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骈散二者本难偏废” 。章太炎对于骈、散文，不作拘执的划分和判然的取舍，而且对“文学”的界定也相当宽泛。他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 章太炎将“文学”几乎等同于一切语言文字的记录，这种广义上的文学观念，近同于汪中、焦循的文论范围。

冯君木对于汪中、章太炎的这一文学观深表认同，《僧孚日录》庚申年九月二日（1920年10月13日）记有冯君木语：“谈文章自以不分骈散为正。此容甫、太炎之所以为无耦耳。” 冯君木的评述，同时也是沙孟海的观点。20年代，沙孟海于古文之外兼修《文选》。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辑录先秦至南朝梁的各体文学作品，其中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占有相当比重。沙孟海曾先后购置清乾隆海绿轩朱墨本《文选》和胡刻大字石印本《文选》两种，对所收赋文进行研读。 例如对南朝辞赋大家江淹的代表作，沙氏评曰：“四赋《故乡》、《江上之山》自为一体，《恨赋》、《别赋》自为一体。张皋文谓《恨》、《别》二赋，文通俗笔，《文选》偏收此二篇，目光各有不同也。” 江淹的赋文创作既有继承和延续屈宋楚辞的一面，又有融冶汉魏晋宋、自出机杼的一面，其不同赋文各有侧重，呈现出体式、文风和情志上的差异，如《去故乡赋》、《江上之山赋》倾向于骚体赋，而《恨赋》、《别赋》倾向于骈体赋。但即便如《恨赋》、《别赋》，仍兼具古赋韵味，颇有凌厉苍凉的汉魏气骨，与南朝浮靡文风不可等同视之，自《文选》采录此二赋之后，益加脍炙众口。

沙孟海兼重骈散的态度，除了因受到汪、章及冯君木的影响之外，也是民国时期文学观念演进的一种映现。清代中晚期以来，整个文坛对于骈散关系的看法实已渐趋折衷，如阳湖派张惠言、李兆洛主张骈散合一、相杂迭用。沙氏阅读过的《骈体文钞》即由李兆洛历时十四载选定，着眼于骈体渊源于秦汉文章，两者不可厚此薄彼。 即便如桐城派，姚门弟子刘开指出“两者但可相成而不可偏废”，主张汲骈入散 ；“桐城古文中兴大将” 曾国藩认为治古文者当济以《文选》学，一改桐城派枯淡之弊。清末民国以来，白话文的兴盛进一步促使文坛的骈、散之争渐让位于文言、白话之争。周勋初指出：“章氏（指章太炎）论文，重魏晋而轻唐宋，但对桐城早期的一些宗师，也并不鄙薄。因此，他对骈、散之争并无多大成见，尤其是到了文言和白话之争兴起之后，更是觉得不必同室操戈若是。” 因此，沙孟海的文学观念既是在传统文学流派及观念的脉络中延续、生发，也是在时代学术文化的推进和变革中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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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宏通的文学史观

1925年，李详与友人秦更年、陈乃乾及门人尹炎武通过汪氏家刻本及其它丛书本，汇集汪中父子著作十三种而成《江都汪氏丛书》，这是当时汪氏父子著作最完全的版本，中国书店将其影印出版，沙孟海随即托友人胡吉宣购买。该丛书有李详所撰长篇序言，综论自先秦至清朝历代“文章”的发展史和代表文人，阐发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尤其对汪中的文学师承渊源和价值进行充分揭示。沙孟海读李详《序》后，不禁“欢喜叹赏”，称“其前半篇综论历朝文，阐汪氏之微恉，示百世以楷则” ，并逐字抄录前半篇。为便于讨论沙氏文学史观，兹移录前半篇《序》如下：

文章一道，孳乳相生，奇耦相错。易、书、诗外，莫高于左氏，楚人以骚承之。孙卿、李斯，邹枚东马，淮南严徐，下逮渊云，准拟损益，各具其胜。逮于东京，其体大备，范蔚宗书因人著文，因文成史。体裁既定，集与子别，非蔚宗所能镌润也。承祚国志，先于范氏，裴松之注所采诸家，规模各一，观其约疏为密，继以闳览，文之能事尽于此矣。有晋一代，洛都建业，余风未泯。南北两朝，互相掎角，北优于南，风骨骞翥。中有俪文间之，亦北为胜。唐承隋统，独孤常州、萧颖士、李遐叔能修旧业，延至韩、柳，戛然中绝。四杰一体，虽与唐终始，江河万古，别自有人。昌黎、子厚，其不变者，如脑贯心，不昧宗旨，余则支子别宗而已。宋自穆伯长、柳仲涂、尹师鲁等倡为古文，欧阳兖公服膺昌黎，而化整为散，更师子长，无论文质显判，抑且驰骛日竟，名为反古，实则夺伦。流别缘起，固可考而悉也。元明以来，公然相袭，敢有轻议八家，视为非圣无法。先朝乾隆之初，经师蜂起，而能为文者，不一二数。吾郡汪容父先生独振于千载之后，以上窥古之作者。所著《述学》一书，即文集也，海内家户诵晓久矣。其余校录诸书，一以文言为工。仁和谭仲修先生撰有《师儒》一表，于容甫称为绝学，而别列同学刘端临、李孝臣、贾稻孙、江郑堂辈。案：端临、孝臣、稻孙学本经生，文非素习，谭君所重容甫文章，师传遽绝，非谓研经（庚子之冬，谭与余书如此，故知《师儒》一表不为定论）。刘李三人可置弗论，郑堂差足语此，惜其词意褊迫，视汪尚远。唯歙凌次仲学识并富，附和容甫，如骖之靳，而表未之及。余于辛丑仲夏曾诒谭书，箴其所阙，而谭赴踵至。臣之质死，无可致语，语之其谁赏也？
李详认为：文章一道孳乳相生、奇耦相错，《左传》、楚辞皆为正源，后经两汉、魏晋，诸类文体各具其胜，体制大备。南北两朝，无论骈俪或散文，皆以风骨骞翥的北朝为胜。唐续隋统，初唐文士独孤及、李华与萧颖士等尚能延续前贤文脉，然而延至韩愈、柳宗元，骈俪一脉戛然中绝，其余亦不过支流别宗，不足为训。宋初穆修、柳开、尹洙等倡导古文，欧阳修服膺韩昌黎，远师司马迁，但古今文章至此已文质显判，文士的竞相追名逐利更使古文运动失其伦次。元明以来，唐宋八家牢笼文坛，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敢有轻视或非议者即被视为乖谬狂悖。直至清乾隆朝，汪容甫独振于千载之后，重新上窥汉魏，一改文坛衰颓之势。

汪中的文学地位和历史价值当放置于散、骈文兴衰更替的文学发展史中加以理解，沙孟海对于李详宏观历史评述的视角和方式，颇为心契，认为如此才真正领会了汪中精深微妙的意旨，并能为后世百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树立楷则。在阅读李详此文之前，沙孟海自己也有过文学史的论述，虽是随记短札，但也清晰明了，与李详所述不无联系。其文曰：“凡古文至于清世桐城诸家，其静洁可谓至矣，犹之经义，后世殆无以复加也……物极则变。六朝骈俪之文至唐则极，昌黎一起而古文兴，欧、苏继之，斯风大盛。古文至清世亦已极矣，容甫一起而魏晋文字复兴，章太炎继之，斯风亦大盛，时势使然也。” 所谓“物极则变”、“时势使然”，表明了沙孟海对于文学发展史的一个基本看法。他对桐城古文的认可，是基于它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即将古文的简洁精雅推入极致，对古文创作和理论进行了最后的发展和总结，而他对桐城的批评和对汪中的推扬，同样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认为桐城与扬州派的消长变化，以及魏晋文字与八家古文的后世兴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时势使然。沙孟海在论述“叙”（赠叙、送叙、寿叙）这一文体时，也明确提出“文章之体与时代为转移，孳乳而生，代嬗以繁，虽有大力，莫之能閼”的看法 。

总体而言，汪中作为扬州学派的代表，其文学观属于朴学家一脉。在“学问”与“文章（文学）”的这一重要问题上，他们主张，“学”为“文”的根基，具有主导地位，反之，“文”亦有助于“学”。戴震曾评价方苞的古文“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义法” ，揭其学问根柢不深之病，认为桐城文派只知从古人诗文中求得作文之法，而不知从经史中理解真正的义法所在。汪中也曾劝诫友人：“然不通经术，不知六书，不能别书之正伪，不根持论，不辨文章流别，是俗学小说而己矣，不可效也！” 汪中之文之所以受到赞誉，也正因其“为文根柢经史” 。

冯君木、章太炎钦服汪中的学术、文章，沙孟海也在文学创作和观念上秉承汪中朴学一脉。沉潜于文史、兼治《毛诗》《礼记》诸经的沙孟海自称“喜汉儒，盖性与近也” ，又云“宋儒驱一世人于死灰槁木之中” ，与批斥宋儒、崇尚汉学的朴学家声气相投。1929年沙孟海在广州中山大学预科任教国文时，开设《三百年朴学家文选》课程。能够专门讲授三百年间朴学家之文，足见他对朴学家文学创作和文论思想的了解程度已非泛泛。事实上，沙孟海在他整个的学术生涯中都充分融贯了朴学一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这一点在后几章论述中将会逐步呈现。

侯勇

第二节 借径宋人，贯通汉唐：宋诗派影响下的诗学倾向

沙孟海作文频繁，酬答之文不暇应接，但于诗词创作却为数不多。早年随冯君木学诗，所学多运用于撰写寿联、挽联等，未尝以诗萦怀，填词更只是偶成数阙。虽然如此，沙孟海身上仍一定程度地映现出清末民初文人群体的诗词观念，具有较强烈的时代气息。据笔者所见资料，沙孟海直接称述诗学观点的文辞很少，但是从他的师承、交游，选读的诗文篇目以及对师友诗文主张的片段记录中，我们可推测其诗学倾向所在。

沙孟海于20年代从宁波到上海，多数时间随侍冯君木，学习诗文的用典、用韵、平仄等。要了解沙孟海的诗学观，仍需先从冯君木说起。冯君木论诗不专取盛唐，而是主张借径宋人，贯通汉唐两宋。他认为，“唐人诗专讲格律，学之卒至千篇一律，无甚趣味”，而“宋人诗可参入议论，无千篇一律之弊” 。但是，他对唐诗亦非一概否定，如赞誉杜甫诗“包括万有” ，评价孟郊“虽唐人，诗似宋派” 。在学诗路径上，冯氏以为从宋人入手较易，然须兼学汉唐人之作，以增厚其根柢。具体而言，可有两种方式：一是从杜甫入手，因其兼有宋诸家之所长；一是以陆游为门径，因其“虽宋人，诗带唐音”，“若先学剑南，则在唐宋之间，可彻上彻下” 。冯君木的这一观点与清末民初以来的“宋诗派”可谓同调。

宋诗派，又称同光体、江西诗派或闽赣派。“同光体”一词较早由陈衍明确提出，其1901年所撰《沈乙庵诗叙》中云：“同光体者，苏堪（笔者注：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钱仲联称：“同光体”是近代宋诗运动的代称，专指光绪年间以来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为师法对象的文学思潮。 “江西诗派”则得名于这一群体的主要师承对象，即宋代以黄庭坚为中心的江西诗派，或又称“西江派”。“闽赣派”侧重于人员的籍贯和地域分布，因清末民初宗宋诗者以福建、江西人居多。汪辟彊《近代诗派与地域》曾列举该派主要成员：“闽赣派近代诗家，以闽县陈宝琛、郑孝胥、陈衍、义宁陈三立为领袖，而沈瑜庆、张元奇、林旭、李宣龚、叶大壮、何振岱、严复、江瀚、夏敬观、杨增荦、华焯、胡思敬、桂念祖、胡朝梁、陈衡恪羽翼之，袁昶、范当世、沈曾植、陈曾寿，则以他籍作桴鼓之应者也。” 这一诗歌群体一改清初诗宗盛唐之风，转以宗宋为主，但不囿于宋诗，吸取前人“墨守盛唐”的教训，积极拓宽门径，在清末民初影响甚巨。

在冯君木的交游圈中，多有宋诗派中人或与宋诗派相交善者。沙孟海《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曰：“1925年以后，冯先生寓居上海，益多接纳并世名宿。桂林况蕙风（周颐）、吴兴朱彊村（孝臧）、安吉吴昌硕（俊卿）、长沙程子大（颂万）、杭县徐仲可（珂）数人过从最密。况先生且与先生结为儿女姻家。又有兴化李审言（详）、南城刘未林（凤起）、新建夏剑丞（敬观）、绍兴任堇叔（堇）亦乐与游处。当年的修能学社，无形中成为若干宿学名士会文谈艺的场所。” 沙氏列出的这份名单尚只是冯君木沪上交往最密者，其中如夏敬观即为宋诗派代表诗家，如程颂万、徐珂、李详、朱孝臧、吴昌硕等皆与宋诗派往来频繁，且作诗受其影响。下面略详叙之。

夏敬观（1875-1953），字剑丞、鉴丞，号缄斋、吷庵，江西新建人。历任江苏省参议、上海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监督等。民国初曾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9年任浙江教育厅长。1924年弃官居沪，筑室沪西康家桥，以著书终老。 夏敬观诗学北宋梅尧臣，有《忍古楼诗》十五卷。钱仲联评曰：“近代江西诗家，陈散原后，最负盛名者，推夏剑丞” ，“平生瓣香宛陵，别标一宗” 。曾与郑孝胥、沈曾植等集资出版《宛陵集》，助推近代宋诗运动。

程颂万（1865-1932），字子大，一字鹿川，号十发居士，湖南宁乡人。早年结湘社，与易顺鼎、曾广钧并称“湖南三诗人”。晚年曾寓居上海，与陈曾寿、陈三立、夏敬观、朱祖谋等交善。陈衍谓其“惊才绝艳，初刻《楚望阁诗集》，专为古乐府、六朝以迨温、李、昌谷，不越湖外体格。乱后续出《鹿川田父集》，则生新雅健，迥非凡手所能貌袭矣” 。

徐珂（1869-1928），原名昌，字仲玉，改字仲可，浙江余杭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师事谭献。戊戌政变后归里，整理谭献《复堂词话》。光绪二十七年（1901）移居上海后，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东方杂志》编辑和主编等。曾与夏敬观比邻而居，交谊甚笃。夏敬观云：“余卜筑沪西康家桥，君因来为邻……居三年，每见，辄出所撰著，就商榷。或数日阻，必朝夕遣童持短札来。” 著有《真如室诗》，编就《清稗类钞》等。

李详(1858-1931)，字审言，号百药生，江苏兴化人。宣统元年（1910）受安徽布政使沈曾植之聘，任安徽存古学堂教习。辛亥后客居上海。后任刘世珩家塾教师，得以结识郑孝胥、陈衍、朱祖谋、杨钟羲、赵熙、冯煦等海上名流，诗风亦受郑孝胥等影响。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云：“审言以一诸生以善骈文为时流所推，晚年又在沪主刘聚卿世珩家，任西席，因得与郑夜起过从……初为诗，略有才情，但无深诣。自与郑倡和后，始有深婉之致。”

朱祖谋，被奉为词学宗匠，然早年以诗名，“其蹊径在山谷、东野之间” ，陈衍谓其“远追春海、子尹，近友伯严、右衡（笔者注：陈三立字伯言，秦树声字右衡），又诗中之梦窗也，可以药近日之枵然其腹者矣” 。“春海、子尹”即晚清宋诗运动倡启者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和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郑珍诗为后来同光体作者所宗尚，陈衍以为其诗“语必惊人，字忌习见”，为道光以来“生涩奥衍”一派之冠，朱祖谋诗远追程、郑，近同陈、秦。

吴昌硕在民国初与郑孝胥、陈三立均有交往，“为诗至劳弥勤苦，抒滤胸臆，出入唐宋间健者” ，还曾请郑孝胥为其诗集作序。

20年代冯君木的交游圈在一定程度上也即沙孟海的主要交游范围，虽然徐珂、吴昌硕、李详诸人未必以诗文相授，然身为师长辈，其作诗倾向和态度对沙孟海的实际影响不可小视。

沙孟海随侍冯师、学习诗文期间，除抄录回风堂诗之外，还曾选读杜甫、韩愈和陆游的律诗，诵览郑孝胥《海藏楼诗》和俞明震《觚庵诗存》 等。冯君木对俞明震诗推崇有加，称其可与郑孝胥、陈三立鼎足而三。 沙孟海作诗得冯君木教诲，对冯的诗论主张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冯君木先生行状》中概括业师的诗论和创作特点：“诗主萧澹，不涉凡响，蕲向所届，惟在介父（介甫）、无己（师道）。故其所为，植骨必坚，造意必刻，运息必微，导声必涩，裒然自成一家言焉。” 介甫、无己即北宋诗人王安石和江西诗派代表陈师道。在晚年所撰《冯君木冯都良遗事》中，沙氏回忆民国诗风影响下的师辈称：“当时诗风，有一批作家厌薄唐音，追踪江西诗派，号‘同光体’，吾乡应、陈、冯三先生皆尚宋人，独洪先生偏爱唐调（笔者注：应、陈即应启墀、陈训正，洪即洪允详）。” 冯君木的同辈挚友陈训正也曾对冯氏的诗作宗法和风格有过论说，认为其初期学杜甫、韩愈，中年取法江西派，暮年经受离乱悲愁，每作一诗，情致深蕴，而遣词用语则刊落声华，不露雕琢痕迹，这与沙孟海对冯的评析相合不悖。

除了冯君木等师友在诗学方面的言传身教之外，沙孟海尚有其他诸多途径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宋诗派文人群体的创作和理论。清末民初以来，宋诗派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助力传播以及在现代期刊上大量刊登诗文作品，扩展其影响力。有研究者指出，1895-1921年是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创作最为活跃、影响最为广泛的时期。以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为例，仅1915年7月15日至1920年12月25日期间，在其“海内诗录”和“文苑”栏目刊登的约1700首诗歌中，宋诗派的作品即占总数的70%以上。 此外，宋诗派还在《小说月报》、《学衡》、《国闻周报》、《青鹤》等较为集中地刊发诗作。民国初，商务印书馆与宋诗派保持着密切关系，其高层经营管理者如郑孝胥、李宣龚、夏敬观等均为宋诗派成员，为宋诗派作品的刊发和传播倾注心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长、所长高梦旦，以及先后主编过《东方杂志》的徐珂、孟森等，亦与宋诗派有着广泛接触，私交深厚。沙孟海于1922年11月移居上海后，时常往商务书馆购书，渐与多名编辑相熟稔，继而于1927年1月受钱智修之聘，任职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在时风的薰染和师友的影响下，沙孟海的诗学观点倾向于宋诗派不为无因。

侯勇

第三节 “词为小道”观的映现和调适


一、“固非欲为词人”

冯君木早年喜好填词，青壮年时期一度戒词不为 ，晚年与词学大家况周颐、朱孝臧相交相知，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破除戒规，重拾旧爱。 沙孟海自20年代初随冯君木学词，然相比于作文，未尝倾心于此。1930年11月间，沙氏填《浣溪沙》、《菩萨蛮》、《沁园春》数阙，自述如下：“近日心绪散乱，不能复如前时之安心学问，词曲讽咏不过藉破岑寂，固非欲为词人。” 可见，沙孟海是将填词视为治学之余事，只为排遣寂寥、抒发郁闷，偶而为之，本无意成为词家。在古代学人心目中，诗文为治学之余事，而别称“诗余”的词更被视为诗人之余事，“学者多谓词不可学，以其妨诗、古文，尤非说经所宜” 。“词为小道”、“诗庄词媚”等具有很强渗透力的正统文学观念，使词既无法与经史并列，也难以获得与诗文并提的地位。

沙孟海自称“固非欲为词人”，尚存“词为小道”观的痕迹，但是当清代以来的词论家在“推尊词体”上渐已形成共识，再加上冯君木、况周颐、朱祖谋等师长辈的传授和影响，沙孟海对于词的认识也并非完全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清代以来，文坛呈现出词学中兴的气象，词人辈出，流派纷呈，但是观念倡导中的崇尚雅词、重视寄托，要求词作包含较深沉的历史和现实内容等，本身即寓含了后世文人学者对词体、词风加以改造，试图提升其内涵的努力。清初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极力抬高词的地位，认为词亦可“存经存史”，欲扭转词为艳科、媚物的习见，推尚豪放雄奇的词风。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也反对靡弱、俚俗的词风，强调立志寓意，提倡“醇雅”。扬州学派代表焦循以为，诗文、词曲均“有益于经学不浅” ，可并存不废，因人有阴阳之气和不同性情，清劲之气可流存于诗文，柔委之气可寄寓于词曲，各得其寄托和疏泄，不致心绪抑塞沉困，这自然有助于对经学的深思冥会。嘉庆以后，常州词派更是高举“崇比兴、重寄托”的旗帜，以淫词、鄙词、游词为作词三弊，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 ，呼吁词人提高词格、充实词意。

侯勇

二、研习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作为清代声势最为浩大的词派，兴起于嘉庆，大畅于道光，至清末民初仍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据《日录》记载可知，沙孟海对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1761-1802）、周济（1781-1839）二人的编辑著述并不陌生。1930年11月12日记：“从夷之许借得张皋文《词选》（笔者注：张惠言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可与彊丈选本参照。余旧有是书，癸亥主明存阁，手加圈识，朱碧烂然，为友人借去不归……皋文统将清辞丽句作忠爱观，太煞风景，词必待此而后重耶？” 1923年沙孟海于蔡明存家坐馆授徒期间，曾将张惠言主持编辑的《词选》一书仔细点读，时隔数年后又从葛夷之处借来，与朱祖谋选编的《宋词三百首》对照审阅，可见沙氏对《词选》颇为重视。然而，他也针对张惠言的词作解说提出了质疑，所谓“统将清辞丽句作忠爱观，太煞风景”实有所指。《词选》原名《宛邻词选》，收录唐、五代、宋的词人四十四位、一百余首词作。虽是词作的选编，然也寓含编者“尊词意，崇比兴”的词学思想和评论意见。张惠言强调，词人应通过以此喻彼、托物起兴的艺术手法传达作品的意蕴内涵，尤其是突出忠爱美刺的政治、伦理性内容。张惠言以此标准品鉴词作，以致《词选》中被指含有“幽隐之义”者多达四十余篇，因此王国维有“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 的评语，指其解说未免过于胶柱拘执，而沙孟海的质疑也可作此理解。

20年代初，沙孟海还曾抚读周济编著的《词辨》和《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辨》为周济嘉庆十七年（1812）客授吴淞时自编的一部词学教材，以选词为主，兼有评论，《介存斋论词杂著》原附载于《词辨》之前。《僧孚日录》辛酉年十一月四日（1921年12月2日）记：“周止庵《词辨》原本十卷。一卷起飞卿为正；二卷起南唐后主为变；名篇之稍有疵累者为三、四卷；平妥清通、才及格调者为五、六卷；大体纰缪、精彩间出为七、八卷；本事词话为九卷；庸选恶札，迷误后生，大声疾呼，以昭炯戒为十卷。稿本付其徒田端，携以北行，衣袽不戒，厄于黄流，后稍稍追忆，仅存两卷，此可惜也。见《论词杂著》后附记。” 次日又记：“看周止庵《论词杂著》一过。”

沙孟海对常州词派著述的阅读，应当有助于对况周颐、朱祖谋等词论的理解，因为在词学观上，“晚清四大词家”（王鹏运、郑文焯及况、朱）和近代词坛代表人物谭献、陈廷焯等与常州词派是一脉相承，惟后来者又针对现实作出新的概括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