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徐清著：沙孟海学术研究（不断更新中）

侯勇

三、况周颐、朱孝臧词论的影响



1925-1926年是况周颐、朱孝臧交往密切，词学讨论极为频繁的时期，沙孟海陪侍冯师与之交游期间，屡屡听闻其谈论词学，又得赠词话、词选和自作词集。如《日录》乙丑年二月廿五日（1925年3月19日）记：
“《蕙风词话》五卷刊印甫竞，先生以一部见贻。一卷第一页有先生名印及余所为刻‘殷勤好丽’一印。书为武进赵氏惜阴堂所刻，主人赵竹君（凤昌）夙昔游张文襄幕中，以干练著称。其子叔雍（尊岳），先生弟子也（《词话》卷末有其长跋）。先生论词之作散见于《阮庵笔记》中甚多。《弟一生修梅花馆词》末附《词话》才十许页，不分卷（名曰《香海棠馆词话》）。赵氏所刻，并新旧撰著、已刻未刻者，咸裒辑之，最为完本。惟贉面署‘蕙风词话五卷、词二卷’，词二卷乃先生最近之作，雕版未竟，故未靪合。”

同年七月十二日（8月30日）记：

“蕙风先生自苏州寄贻新刻《词集》凡二卷（赵氏惜阴堂刻《词话》五卷先完工，它日将合装），删存旧作四之一。旧刻词集名《第一生修梅花馆词》，凡七种，曰《新莺词》、《玉梅词》、《锦钱词》、《蕙风词》、《蔆景词》、《二云词》、《存悔词》。又有《玉梅后词》，附刻笔记中。总为词百八十余首。今存五十首，益以甲寅以后之作（癸亥止），都百二十三首。晚年定文必去取极严。朱沤尹先生新刻词曰《彊村语业》，亦删削已甚，一岁中往往止存一二首。”

《蕙风词话》五卷，由况周颐将其此前所撰并已刊发的三种词话《香海堂词话》、《玉梅词话》和《餐樱庑词话》加以整理、汇合后刊行，被誉为“清末三大词话”之一，其最重要、影响最深的词学理论莫过于“重、拙、大”说 ，即强调词作要有厚重沉著的气格、真挚自然的情感和宏大开阔的意境。

又如同年三月十一日（4月3日）记：

“蕙风先生言：生平于古词人最崇十四家，拟为《十四家词选》。十四家者，温飞卿、李后主、大小晏、欧阳永叔、苏子瞻、柳屯田、周清真、李易安、辛稼轩、姜白石、吴梦窗、刘须溪、元遗山也。”

况、朱论词倾向南宋，以为南渡诸贤自有他人不可及处，但是又非拘囿于南宋一端，尤其在其晚年的词学思想发展中，呈现出融汇南北宋词的特点。1924年，朱孝臧编选的《宋词三百首》正式问世。随后况周颐亦欲编录古代词作以成《十四家词选》，与《宋词三百首》相辅而行。 遗憾的是，这部词选未及编录刊行。但是沙氏的记录提供了一份拟选词人的名单，其中不仅有南宋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刘辰翁，还涵括了北宋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柳永、周邦彦、李清照，以及唐五代、金元之际词人，诸家词风或沉郁或婉约或隽雅，不拘一格，与朱孝臧拓展学词途径的倡导相为呼应。况、朱论词在强调“重、拙、大”的基础上增以“性灵、神致”，以“词非诗余”的立场，强调词具有独立的品格。对于近世及同辈词人，况、朱的去取态度也同样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沙孟海记录称：“彊村先生论词于清代取十四人。十四人者各有自家面目，不为风气所囿，其姓氏列左……毛西河西河词并无盛名，先生独标举之，吾师亦每称西河词，谓其小令从古乐府来。 曹珂雪  朱竹垞  陈迦陵  纳兰容若  顾梁汾  厉樊榭  张茗柯  项莲生  蒋鹿潭  周稚圭  谭复堂  王半唐  郑叔问” 朱彊村所取十四位词人贯穿清初至清末，涵盖阳羡派、浙西派、常州派以及在各派藩篱之外独树一帜者。沙孟海亲聆况、朱论词，理当对其晚年词学趋向有所知晓。1926年3月，沙孟海还专门购得《宋词三百首》 。

虽然沙孟海对填词的热衷程度远不及治学、作文，但亲见亲闻的种种机缘毕竟还是会在沙孟海身上留下诸种痕迹与影响，况周颐、朱孝臧等老一辈在词学领域的试图融汇和拓展，追求厚重体格和宏大气象，也正是沙孟海学术、艺术生涯中努力践行和企盼达到的一种境界。

侯勇

第四节 论新语体文“别有生面”

随着声势汹涌的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桐城派与扬州派所代表的传统文论面临着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挑战，桐城派与扬州派之间的理论辩争，也是旧文学发展至清末民初的一次总结。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谭嗣同、裘廷梁等人率先提倡文学革命。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1898年发表于《苏报》，正式推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他们重视“报章文字”，鼓吹“俗语文学”，强调言文合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白话化。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正式揭开新文学运动的序幕。文章提出改良文学之八要，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钱玄同称赞该文陈义精美，其中“‘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 ，又称“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学之思” 。1918年5月，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 鲁迅在此后四五年间连续撰写15篇小说，1923年汇集成短篇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

沙孟海对于当时文坛新起的白话小说，甚觉新颖且颇为称赏。他在1923年的日记中写道：“翁须示新出小说，有名曰《呐喊》者，署鲁迅著。鲁迅盖讬名，实为周树人，用新式语体文字，略读数节，笔墨委曲尽致，洵有足观” ，“夜看《呐喊》，其首篇为《狂人日记》，描写绝胜” 。除了鲁迅的代表作，沙孟海还阅读了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张资平等人的作品，新体小说的别开生面、引人入胜，为原本浸染于传统文学的沙孟海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此外，通过《小说月报》、《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和《东方杂志》等报刊媒体，沙孟海对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重要新文学社团的倡导宗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也当有更多的了解。现引叙《僧孚日录》数则如下：

甲子年一月十一日（1924年2月15日）：“看《隔膜》，亦新体小说，叶绍钧作也”，“《隔膜》、《呐喊》虽皆语体，笔墨固自不同，描写之功，两者各有可取，而叶多用形状字，稍淹滞，未若鲁迅之超忽也” 。

乙丑年九月五日（1925年10月22日）：“都良示余《洪水》半月刊中之一篇，题曰《姊嫁之夜》，摹写尽致。近时白话小说，别有生面……远胜于胡蝶鸳鸯铺红堆绿者矣。”

丙寅年一月廿一日（1926年3月5日）：“新体小说引人入胜，别有兴会，未可厚非。”

同年三月廿三日（5月4日）：“课余阅《创造》月刊，郭沫若、郁达夫辈所作，近时小说家之最有名者也。”

同年十月十八日（11月22日）：“顷阅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一书，文字殊佳，描写自然，无剑拔弩张之态，在郭沫若《落叶》之上也。时人小说，别具一格，风会所趋，自然若此，万不能用十年前之眼光去看，亦不能借十年后之眼光来看。《不平衡的偶力》标题亦新颖，篇中句语多曲折尽情，吾人含有此意境而口不能宣，彼乃一一拈来，畅然平铺于素纸之上，此其所以佳也。”

同年十月廿一日（11月25日）：“车中阅张资平《性的等分线》，与《不平衡的偶力》同一机杼，但观其标题即知之。”

同年十二月六日（1927年1月9日）：“杂阅《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中之小说，鲁迅、徐志摩为胜。今年《东方杂志》所载，几无佳制（惟译本则有佳者），可见语体文字亦不易作也。”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1月，由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等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倡起，以创造新文学、重估旧文学和介绍西洋文学为宗旨。1922年3月，叶绍钧（圣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隔膜》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录的作品如《隔膜》、《一个朋友》、《一生》等，对封建宗法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对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精神世界进行关注和揭示，他的这一聚焦与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改造”问题相为贯通，而在语言形式上，叶圣陶是以细腻、客观的描述体现出写实主义的文风，相较于鲁迅《呐喊》中对心理刻画、精神分析的多种尝试和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可谓各有特点，故而沙孟海称“《隔膜》、《呐喊》虽皆语体，笔墨固自不同，描写之功，两者各有可取”，相形之下，“叶多用形状字，稍淹滞，未若鲁迅之超忽”，此评可谓准确、切实。

文学研究会在20年代以《小说月报》为主要阵地，刊登研究会成员的小说、诗歌、散文和评论文章，造就和培养了一批新作家，重点推助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同时翻译和介绍了包括俄、法等国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在内的诸多风格流派的外国文学作品。《小说月报》最初创刊于1910年，五四运动前主要为鸳鸯蝴蝶派文人所垄断，但自1921年1月改由沈雁冰主编后，全面革新内容，成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积极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文学研究会大致同时崛起的另一重要文学社团“创造社”，1921年6月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在日本发起成立，以倡导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创作为主旨。从创建至1930年3月停止活动的十年间，创造社在上海先后编印过十多种期刊，如《洪水》、《创造》均由该社创办刊行。

沙孟海所阅《洪水》半月刊中的小说《姊嫁之夜》，即出自创造社成员叶灵凤之手。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笔名叶林丰、临风、亚灵、霜崖等，江苏南京人。他的创作以感伤恋情小说擅长，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注重心理分析，能以晓畅的白话语言营造幻美的意境和氛围，沙孟海对《姊嫁之夜》“摹写尽致、别有生面”的阅读感受当由此而生。张资平(1893-1959)的短篇小说《不平衡的偶力》也曾发表于《洪水》半月刊，1926年他又出版同名小说集，其中收录包括《不平衡的偶力》、《性的等分线》在内的创作于1923至1925年间的八篇作品。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张资平、叶灵凤远不及郭沫若、郁达夫等，并且因其在30年代以后日趋世俗化的性爱小说创作而颇受批评。 但是客观而言，他们在20年代前中期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先锋性，不能与后来的创作完全等同视之。 张资平的早期小说通过描写性的苦闷推及生的苦闷，以深层的情感体验映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一方面，他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和“五四”作家具有基本一致的取向，而在具体写作手法上，又互有区别。张资平往往通过自然写实的手法传达出落寞或苦闷的人生意味，人物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表达很少采用尽情宣泄和极度夸张的方式，而是有所节制。以单篇《不平衡的偶力》为例，与郭沫若的书信体小说《落叶》（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2卷第18至21号）作一对比，前者描述丧妻未久的高先生因偶遇初恋情人而勾起种种怀想并产生误解，至最终选择离开，全篇基调沉郁而不失温厚隽永，后者则以四十一封情书为框架，将菊子姑娘的挚热情感、内心挣扎化为绵绵无尽的倾诉，文字激扬跌宕而略显直白。沙孟海评论《不平衡的偶力》“文字殊佳，描写自然，无剑拔弩张之态，在郭沫若《落叶》之上”，也正是见到了张、郭小说语言和文风上的差异后所作的判断。他此处对张资平小说的推扬当是出于真实的感受，不会如后来的文学史评论者因受了鲁迅观点以及“汉奸作家”等诸种历史评判的束缚，而刻意淡化张资平早期创作的成就及在当时文坛的影响，这也正符合了沙孟海自己所说的，对于“时人小说”，“万不能用十年前之眼光去看，亦不能借十年后之眼光来看”。20世纪20年代，情爱（包括性爱）主题在白话文创作中的确立和铺开，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和发展相伴相生。 1918年，周作人翻译的（日）与谢野晶子《贞操论》和胡适撰写的《易卜生主义》，先后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第6号，对于人的自然天性和生命力的肯定，对于扭曲、蔑视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叛成为知识青年普遍关注的主题。不论郭沫若、郁达夫还是张资平的文学作品，都是那一时代青年精神探索的一面镜子，而白话文显然比文言文更畅达、更直接地传递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从“新体小说引人入胜，别有兴会”，“吾人含有此意境而口不能宣，彼乃一一拈来”等评论中我们可以辨读出，不固守自闭的沙孟海真切感受到了新文学运动带来的生机和对心灵的触动。

五四新文学、白话小说的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极大影响，胡适云：“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20年代，沙孟海也曾接触由林纾、胡适翻译的小说和鲁迅、丰子恺译介的文学评论著作，对西方文学的发展有所了解且颇有兴味。1920年，他在阅读了林纾翻译的（英）狄更斯《块肉余生述》后评述道：“西人小说，林畏庐所谓‘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诚有以助吾文思也。其形状比方之辞，尤妙无伦，往往本诸物理，出以诙谐，别具慧心，为中土人所莫能道者。至其结体之缜密，则固远不逮我国矣。” 此处引用的“每到山穷水尽”云云，描述小说在构思、情节安排上的独特之处，本出自林纾为该译著所撰《序》，而沙孟海对《块肉余生述》在语言运用上的妙绝之处也颇能心领神会。林《序》又云：“若迭更司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 可见林纾的小说译介寓含唤醒民众、改良社会的目的，并非如后来部分新文学家所指责，一味以言情、侦探类小说的译介来取悦市民、娱乐大众。当然，林纾译作更受新文学家诟病者还在于其所用文言，虽然古文自有简练典雅之美，然对于民众和广大青年而言仍过于艰涩古奥。因此，当胡适等尝试以明白晓畅、通俗浅显的白话文翻译小说后，随即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1919年，《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结集出版，共收录法国都德、莫泊桑、俄国契诃夫、瑞典史特林堡、意大利卡德奴勿等作家的十篇短篇小说，其中三篇带有文言色彩，另七篇均用口语白话。 沙孟海在1923年几乎完整阅读了这部小说集，并认为“胡适之谓文言非能写人情世故之利器，此语成理。古今派系孰正孰驳，要必有一节可取，乃能风靡一时耳” ，对于白话文的运用和推行，欣然表示出认可和接纳的态度。文学作品之外，沙孟海同期还关注过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和（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苦闷的象征》（丰子恺译）等文学评论，以及郑振铎《文学大纲》等包罗中外古今、具有世界文学史视野的著作。

侯勇

第五章  语言文字学研究

语言文字学研究是沙孟海青年时期确立的学术志向所在，同时也是其整个学术体系和知识架构中的重要支柱。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甲骨、简牍文字的出土和中国考古学的逐步确立，为文字学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沙孟海为之发出“学术进步，一日千里”的感慨，且深怀“与海内外通人竞驰争驱”的抱负 。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选定中国文字学史、比较文字学和中国文字史（字体演变史）作为主要目标，欲展开系统、有序的研究；他敢于质疑传统文字史观，破除近世文字学研究中存在的成见和偏误，重新梳理隶书、草书的胚胎期和成熟期；他既谙熟传统的训诂、音韵、文字理论，且充分运用于金石碑帖的题跋考证，又接纳近现代语言学、文法学理论，撰成如《助词论》等长篇学术论文。40年代初，避居重庆的沙孟海在致友人信中称：“文若学殖谫薄，兼牵尘事，浮湛廿载，百无成就，自惟于语言文字之学粗窥门径……异时海宇廓清，翩然东返，便当解脱鞅靽，修吾初服。” 沙孟海对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信和期望由此可见。

侯勇

第一节 《中国文字学史》编撰计划与前期研究

1920年代末、30年代初，沙孟海有志于进行中国文字学史的系统研究。《兰沙馆日录》1930年9月29日云：

“近来认定为学之途径，以文字学为主，以吾性与相近故也。微俸所入，拟随时购备关于此类之书籍。无锡丁氏所辑《说文诂林》首须购得，然后旁及许慎以前字书，与夫许慎此后不见采于《诂林》之书（宋、元、明字学书，什九未采入也），期以三数载读阅完竣。同时著手编著《中国文字学史》，五年之内当可勉强成书。今世谈文字学者，众顾尚无人为此业者……余之为此，著眼较大，将来心力有余，当兼研究比较文字学。使无其他打击，自谓当有可观。顾生事蹙蹙，并购书之力亦甚薄弱，自岭南归后，即蓄愿购《诂林》一部，至今犹是画饼，闻者当为余累欷也。  晚偕藻孙游城站诸书肆，购《许学考》（六元）、《字林考逸》、《仓颉篇辑》（两书合刻，一元四角）及《急就篇补注》（三角）四书以归。《许学考》乃今人黎经诰（字觉人）续谢蕴山《小学考》而作，刊行未久也。”

由此可见，沙孟海为自己制定了研究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即从搜集和阅读文字学著述，到撰写《中国文字学史》，再到进行比较文字学的研究。

为研究做准备，首先需购置和阅读相关书籍，沙孟海为此拟定基本书目，预期三数年阅读完毕。书目中首列丁福保（1874-1952）编纂的大型古文字学辞书《说文解字诂林》。该书自搜集资料至编录完成，历时37年，1928年由上海医学书局初版发行，共1036卷、汇为66册，采集相关著作182种，可谓“聚数百人腹笥渊博之学说于一端” ，“检一字而各学说悉在”、“购一书而众本均备” ，而在编印方式上，通过“将各种原书截长补短，裱若碑帖，然后付之影印” ，真实地保存了字形原貌，堪称精良。因此《说文诂林》自问世后，旋即驰誉海内，被视为集许学大成之作。沙孟海在1926年已得知《说文诂林》业已编成、即将刊行 ，待正式出版后，更是亟欲购置此书以助文字学史的研究。虽然终因生活拮据，一时无力购得，但沙孟海对于《说文诂林》的特点和所采资料的范围是有所了解的。日记中所称“然后旁及许慎以前字书，与夫许慎此后不见采于《诂林》之书（宋、元、明字学书，什九未采入也）”，讲明的正是沙氏希望在阅读《诂林》之后的进一步拓展和补充。丁福保编纂《诂林》时将宋元明时期的文字学著作摒弃不用，是基于他对宋元明人治文字学多向壁虚造、根柢浅薄、无甚精义的认识，其《自叙》云：“小学至元明诸人，多改汉以来篆书使就己见，几于人尽可以造字。始作俑者，其李阳冰、王安石、郑樵乎？戴侗、包希鲁、周伯琦扬其波，至杨桓、魏校而横溢旁决，不可究诘。于是许氏之学，旷然中绝，垂千年焉。” 丁氏这一评价自有其观点理由，但对于辞书编纂和文字学史研究而言，过于鲜明的取舍势必会削减大量可资对照的信息和内容，作为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也无法完整呈现。因此，丁氏在30年代编纂《补遗》时意识到这一问题，适当增补了戴侗《六书故》、杨桓《六书统》、周伯琦《说文字原》、《六书正讹》诸书的自序。 除了编者的主观因素之外，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使得《诂林》所收著作不可能完备无缺。例如沙孟海购得的黎经诰《许学考》(1927年铅印本)中，就有相当数量有价值的说文学著作是《诂林》所遗漏的。 此书本为接续谢蕴山《小学考》而作，共26卷，辑录“许学”类著作书目246种，按内容分类编排并作书目解题。又如《字林考逸》，由乾隆学人任大椿编著而成。晋吕忱所撰《字林》仿《说文》体例，搜求异字、补其阙漏，实为文字学史上“承《说文》之绪，开《玉篇》之先”的一部重要形系字书，惟宋末以来久佚不存，任大椿参核典籍、钩沉起滞，遂成八卷。沙孟海购置其他诸种书籍如《仓颉篇辑》（清孙星衍辑）、《急就篇补注》（宋王应麟注），显然也是基于整个文字学史、不囿于许氏《说文》的更宏大视野。

沙孟海预期在读完历代主要文字学著作之后，再以五年时间完成《中国文字学史》的编著，编著的意图在于弥补“文字学史”研究的稀缺。沙孟海云“今世谈文字学者，众顾尚无人为此业者”，此语不虚。

虽然中国文字学自萌芽以来，发展至民国初，出现了如《说文》等诸多文字学著作，后代对这些著作的研究也是连篇累牍、层出不穷，但是对于历代文字学的变迁和演进脉络，却少有人进行完整、系统的梳理。“文字学史”与“文字学”不同，胡朴安（1878-1947）《中国文字学史》指出，文字学“明文字之源流”，而文字学史“明学说之统系”，“文字学史之任务，在于求文字学之演进，则凡过去学说，虽在今日无甚价值，在某时代确为一种学说者，则不能一笔抹杀，求真求实，为历史的” 。“文字学史”与“文字史”也不同，“文字史，叙述文字之发生，与其由古文而篆文而隶书之变更，故叙述文字史，当溯自文字之原始，而甲骨、金文在所先述。文字学史，则叙述文字书与文字学之著作，故只能始于秦汉，自《苍颉篇》以下，而甲骨、金文则在最后” 。胡朴安该著初版于1937年，是以“中国文字学史”冠名的第一部开山之作，它不仅对文字学史的学科性质、所取材料、研究方法和态度等作出界定和说明，确立了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同时率先以学术发展特点为标准，对中国文字学史进行了四个时段的分期概括和研究。 但是即便如胡朴安，这一研究也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委任和敦促下完成。据其自述，数十年间他收藏了相关书籍多达七百余种，且提要钩玄、勤于笔录，但原本只是想编一部有系统的文字学书目，并非直接为文字学史研究作准备，直至1936年初接受委托后，历时十月著就此书。 胡朴安称自己的著述“似为创作，或已有先我而作者，著者却未之见，发凡起例，前无所承” 。相比于年长自己22岁的前辈胡朴安，沙孟海当时在文字学领域的学术积累或尚有差距，并且因生活的辗转不定、终未能及时完成这一具有开辟性的著述计划，但是他在1930年前后即敏感地认识到中国文字学史研究的缺失及其重要价值，进而以此为自己的治学目标，已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识见。

沙孟海希望在完成《中国文字学史》的撰著之后，进而续作比较文字学的研究。这一想法当是受蒋善国《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著的启发。《日录》1930年8月16日云：“火车中看蒋善国《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商务新出版，凡两册，涉阅一册有半。作华、埃古文之比较研究，辑有成书者，此为第一部……在文字学上不无价值。下册征引材料欠选择，此其缺点也。” 蒋善国（1898-1986），毕业于南开大学，1925年秋被聘为清华大学助教，助刘寿民、梁启超两先生教于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 1928年初，他撰《<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自序》表明著述主旨：“中国之文字学，自汉迄今，代有著述。而皆囿于许学，未敢远图……上古悠邈，史不足征，中国古物发见虽夥，而求三代以上先民文字之刍形，尚不可得。是非旁求西欧所发掘原始人类之创造，无以知中国文字创造之历程……清季以来，对于金石甲骨之文，虽多专著，而本之以成一有统系之文字学者，迄今尚邈无其人。今特远参欧土原始人类之迹，以探中国未有文字以前创造文字之历程，博考近代所发见之古物，以求中国文字本身之构造。” 该著分上、下二编，下编“中国文字之构成”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为线索分章论述，条理清晰，然无甚新意，上编“中国原始文字之探索”却颇有价值，比如：借鉴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史家的学说和理论，探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借助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尚波林的埃及文字研究著述、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在克雷特岛的文物发掘等，将埃及、克雷特等古邦国以及北美印第安诸氏族的象形文字与中国的古文字进行比照，探求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沙孟海阅读此书后，对蒋善国将中国与埃及古文字进行比较的方法颇为赞赏。其实早于蒋善国之前，已有学人做过一些中西古文字比较的工作，例如1921年出版的华学涑(1872-1927)《国文探索一斑》中列有《华埃文比较表》、《巴比伦文与华古文比较略表》，蒋善国充分吸收了这一成果，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标明，因此沙孟海也有可能了解此书。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在20、30年代的中国尚属初创 ，沙孟海祈望自己将来能在此领域有所深入和开拓。

1930年12月初，沙孟海初步拟定了《中国文字学史》的纲目，得暇即可按章起草。 此前，他已经开始着手撰写《许慎以前文字学流派考》一文，这也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沙孟海在文字学史领域的唯一一篇论文。据《沙孟海全集&#8226;文稿卷》所录，该文稿不完整，写于1937年。实则此文并非一时之作，当始自1930年，后数年间“三写未定”，1937年因日寇兴作，仓皇间未及定稿，本已写就的部分也零落散失。 此文初名《许慎以前之字学》，《日录》1930年9月30日有记载：“写集许君以前文字学者姓名，自史籀以下得四十五人，尚有遗落，尚待增补。此四十五人者，或则徒事编存，或则从而注释，或则解说形体，或则兼及谐声，此外亦有但存姓名，无由闻其说者。许君《说文》兼用上述数法，集其大成，虽颇悬测，其功自不可没。余草文字学史，拟先成《许慎以前之字学》一文，随时蒐集材料，宜早毕稿，以后按期继述之可耳。” 此后，沙孟海依据《汉书&#8226;艺文志》、《隋书&#8226;经籍志》等史料记载，爬梳剔抉，陆续增补，共得许慎以前的文字学家七十二家，“上溯制作之始，下暨后世分门传习”，综其大要，总括为五派：一曰兴作，文字初起及续有制作皆属之；二曰纂录，《史篇》、《三仓》之属是也；三曰正定，李斯奏同文字是也；四曰说解，说解之中又分形举、义诂两系；五曰音读。 对于五派具体所涉篇目和文字学者，沙孟海再作详论，遗憾的是《文稿卷》所录在“先叙兴作”、“次叙纂录”后，即戛然而止。

侯勇

第二节 字体字形演变研究

一、论近世文字学研究的偏误


《兰沙馆日录》1929年9月13日云：

“前年，余欲为《字形嬗变研究》一文，附论近世谈文字学者之误点有二：（一）文字学之涵义至广，而今人犹断烂甲骨、许书，不更道分隶以下只字，此字原学耳，何得窃此大名？（二）自胡适倡文学革命论后，时人均知白话文为现代文学之正体，而目古文为死物，但言文字学者犹一本‘六书’，至多不过引金文、甲文，反许书之误失而已，从不闻有目现代通用文字为进步者。”

据上段自述可知，沙孟海认为近世谈文字学者在认识上存有两方面偏误：一是只研究隶书以前的字体字形，忽略了隶书以后的发展，将文字历史割断。关于这一点，沙氏次年9月的日记中再次提到：“前辈笃守许君旧说者无论已，其余研习金文、甲骨之士，大氐疏于许学，隶楷以下更不过问，猥云治文字学，实文字学中一小部分耳。” 二是依据“六书”说解文字，即使引甲骨、金文纠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误失，但在根本的文字史观念上仍然唯古是尊。有鉴于此，沙孟海于1927年尝试撰写《字形嬗变研究》一文，企望有助于纠正上述偏误。

清末民初以来，“许学”（或谓“说文学”）在学界的地位发生巨大改变，由过去的倍受尊崇到屡遭质疑乃至否定，呈现出两种极端倾向。质疑者时以新出土的甲骨文以及钟鼎铭文为证，指摘《说文》字形、释义上的舛误，因此极大地动摇了这一经典著作在文字学者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促发了新一轮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但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在学术积累上的不足和某些不良的治学倾向。顾廷龙《说文废字废义考叙》（1932年）云：“时值举世学者侈言研究古文字惟从甲骨文、金文求之，薄《说文解字》者东汉书耳，不足以言古焉”，然而“观诸家释字，别创理解、新奇可喜者固不少；而言人人殊、牵强附会者亦甚多” 。章太炎《理惑论》亦云：“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 章太炎指斥甲骨为伪，并非出于顽固守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满于当时学界“好其多异说而恶其少异说”的风气。 “古史辨”的参与者杨宽也对考古出土史料的效果存疑，称殷墟卜辞“其章句训诂固在在成问题，其所识之字，亦多以意为之，未能坚人之信也” 。20世纪前后的学者除了对甲骨文的可靠性和可利用程度颇有争论之外，对于金文也是意见不一。如张之洞、李文田、康有为、叶德辉、章太炎以及新派人物毛子水和提出“中国古史重建”口号的韩亦琦等，都曾对金文持保留或怀疑的态度。 由此，沙孟海“研习金文、甲骨之士，大氐疏于许学”的批评，可以理解为是对文字学研究导向、研究方法的一种纠偏，他强调研习金文、甲骨仍需以许学为参照和根柢，避免孤立、牵强的解释，避免以非理性的态度对待《说文》，文字学研究不应盲目趋新，同时也不可僵化守旧，无视汉代以后的文字发展史。

侯勇

二、基本的字体发展观

沙孟海在1926、1927年前后已开始文字演变研究，除了撰有《字形嬗变研究》之外，还颇有兴味地专门写过一篇《中国文字蜕变论》，将字体发展史分为前后两期，以籀、篆为前期，隶、草为后期，阐述其依次蜕变的情形。 1930年沙孟海撰《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一文再次强调：正式的字体主要是籀、篆、隶、草四体，若要细分，“至多也不过分做七体：籀书篆书隶书草书（即章草）今隶（即真书）行书今草” 。沙孟海对于汉字字体演变史的这一划分简明扼要，与后来的文字学者在讨论汉字形体演变时得出的观点颇有相合之处，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中将汉字演变分为古文字和隶楷两大阶段，前一阶段起自商代、终于秦代，而后一阶段自汉代一直延续到现代，包括有隶、草、行、楷等多种字体 ，沙孟海所称隶、草同样涵盖了这几种字体。

对于各种字体的发展进程，沙孟海借助生物学理论加以解释，针对自古以来的“直线演变观”，提出相异的“非直线、树枝状发展演变观”。他在通览唐代张怀瓘、宋代周越、郑昂、元代赵孟頫、明代赵宧光等人论字体之书后指出：虽然上述各家的字体排列顺序不尽相同，实则均持以“由篆变隶、由隶变楷、由楷变行，由行变草”的观念认知，这一认知恰恰是“大谬不然”；字体的进化和生物的进化一样，其历程“不是直线的，也不是阶段的，而是复杂的，树枝状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古书中某人造某体的记载也很不可靠，因为“任何一种字体，断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造作的” 。此外，沙孟海又以英国学者弗朗西斯&#8226;高尔顿 的“祖先遗传律”为导引，对字体的承递关系加以论述：“隶草各体中任何两体都有直接的关系……而每一体和其余各体的关系，毕竟还有多少深浅的差别，这个差别，也不是偶然的。我觉得，凡是互相切近的两体，关系必定较多较深。换句话说，便是第四体从第三体出来的，大概是最多数，从第二体出来的，大概是次多数，以次递远，就以次递少。这个情形，却和高尔登的‘祖先遗传律’相像。高氏解释本人所占每个祖先的成分是：二分之一从两亲来的，四分之一从四个组亲来的，八分之一从八个曾祖亲来的，十六分之一从十六个高祖亲来的……不过字体没有这样呆板的世代可分罢了。” 可见，生物学的进化理论、遗传理论等直接启发了沙孟海对事物演变规律的理解，促使他以新的思维方式、方法梳理字体的发展及相互关系。

沙孟海在质疑传统文字史观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更宏观的文字史研究构想，即观察全部的各体文字，对它们进行排列对照、纵横比较，制成系图或系统表，揭明其演变历史和过程。其自述称：

“把各体文字依次排列起来，观察其变化的程序和错综离合的情形，这是极有趣味的一件事。前草《中国文字蜕变论》，大部分是这项工作，不过做得不好罢了。关于籀篆方面，近来国内学者也有人这样去做了。如最近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董作宾先生《新获卜辞写本后记》中有一个吉字演变系统表；去年本刊百期纪念号闻宥先生有《研究甲骨文字的两条新路》一文，所谓两条新路，其一是型式学的方法，也便是这个勾当，他举了贞鼎一系做例子。除此以外，则也别无所见。至于隶草方面，自然更没有人做过……这项工作，最好能够把全部的文字统统做起来，上自甲骨文字，下至近今新产生的俗体，东自‘道立于一’的一字，西迄《康熙字典》煞尾的字，一串串都编成系图，这是何等盛事啊。”

这段话表明，沙氏的研究构想囊括了从籀篆到隶草、从正体到俗体的古今所有中国文字。并且，针对这一构想他进行了最初始的尝试，即选取“漆、叔、辨”三个例字，分别绘制树枝状系图，辅以简明的文字，以说明它们在不同时期以各种字体面目出现的演变、分化。

侯勇

三、论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


沙孟海将字体发展史作出前、后两期的分段，着重对后一段即隶、草书的字体演变进行研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隶、草书的胚胎期和成熟期。

1、论“隶法在战国时已有，至迟在前汉宣帝时已成熟”

自汉以来，文字学者普遍认为隶书起源于秦朝。《汉书&#8226;艺文志》云：“是时（笔者注：即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说文叙》云：“秦始皇初兼天下……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 南北朝以后，人们更将隶书的产生与程邈联系在一起，江式《论书表》云：“隶书者，始皇时衙吏下邽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

沙孟海不以文献上支离纷纭的记载为据，而是利用六国刀布、秦诏版和古玺印等实物资料重新断代，提出“隶法在战国时已有”。这一观点与20世纪初期以来部分学者对隶书起源的新推断相为呼应。1930年，钱玄同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的意见，称隶书很可能始于战国而非秦朝：“《〈说文〉序》谓隶书为秦程邈所作。康长素先生谓‘盖皆刘歆伪撰古字，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又谓‘自苍颉来，虽有省改，要由变迁，非有人改作也’。梁任公先生谓‘其实日趋简易者，人群进化之公例，积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骤创也’。按，康梁二君之说均极精核。所谓隶书者，断非程邈一人所作，亦断非专施之于徒隶，亦断非始于秦统一以后。窃疑当亦始于战国之世，为通俗所用，故皇帝纪功之刻石不用它，而民众实用之权量用它也。它和六国的兵器、货币、玺印、陶器等，其字体的省变在同一阶段上。”

关于隶书的成熟，20世纪之前的学者多据两汉石刻判断，定于东汉。宋代洪适谓：“隶法虽自秦始……未有点画俯仰之势，终西京之世，学士大夫不留意此，故彝鼎所识、碑碣所刻，皆不复用之。” 直至晚清康有为仍称西汉“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 。沙孟海提出不同看法：隶书“至迟在前汉宣帝时已成熟”。这与20世纪中后期研究者对隶书的新认知一度契合。1899年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伴随着数万枚西汉中期至东汉简牍的出土，“隶书成熟于东汉”这一旧说受到质疑，逐渐被“隶书成熟于西汉中后期”的观点所取代。

2、依托《流沙坠简》，梳理章草、今草

关于草书，沙孟海的观点是：草法（即章草）在前汉宣帝时已有，至迟在前汉末后汉初已成熟；今草成熟期约在后汉中叶。他依据的材料包括有汉砖、汉章帝《海咸河淡帖》、崔瑗《女病帖》、张芝诸帖，尤以1914年出版、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合力编著的《流沙坠简》为关键。该书收录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1906至1907年间发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部分纸片、帛书，所有资料按内容和性质分为三大类，一是小学、术数、方技书，二是屯戍丛残（下分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六类），三是简牍遗文（汇集各式书信），并有释文和考证。沙孟海对于章草、今草发展阶段的梳理，依托于后两类资料，并借鉴了罗振玉的观点，对此他直言不讳：“《简牍遗文》考释中有一条说到书体，这里多参用其说”。但是罗振玉的原话如何，沙孟海在哪些具体内容上参用其说，如果不对照罗、沙二文，仍不够清晰。经查对可知，沙氏看到的这条考释应指《简牍遗文》第六十七“为世主”纸片后的这段话：

“诸简牍中，唯此及下第七十五书与《屯戍丛残》簿书类三十二至三十五四简为草书，与秘阁所载晋以来尺牍书体相同，此外皆章草，否则亦存章草及隶书遗意。其章草书具年月者，则如《屯戍丛残》禀给类第十一简有‘建武三十一年’字，第十二简有‘永平十一年’字，然则前人谓章草始于章帝者，殆不然矣。”

再将沙孟海取自《流沙坠简》的资料略加整理、列叙如下，以便对照：

章草的胚胎期：《屯戍丛残》杂事类六“神爵二年简”，簿书类十四“五凤元年简”，烽燧类二十五“五凤二年简”。
章草的成熟期：《简牍遗文》二十一“殄灭诸反国简”，《屯戍丛残》禀给类“建武”诸简，同上十三“永平四年简”，同上十四“永平十一年简”。
今草的胚胎期：《屯戍丛残》簿书类十六“高翚简”，同上三十二“贷钱谷简”，同上三十四“谨案文书简”。
今草的成熟期：《屯戍丛残》簿书类三十三“告部曲简”，《简牍遗文》六十七“为世主”纸片，同上七十五“一日”纸片。

很显然，沙孟海归入今草的六件资料，与罗振玉认定的六件草书（《简牍遗文》第六十七、七十五两件纸片，《屯戍丛残》簿书类第三十二至三十五四件木简）基本一致，只以簿书类十六“高翚简”替换了字迹不易辨认的第三十五简 。相比于今草，以章草写就的简牍数量更多，罗振玉列举其中署有年月者两件即《屯戍丛残》禀给类第十一“建武三十一年简”、十二“永平十一年简”，皆为东汉初期简，且均早于汉章帝时期，以此破除章草始于汉章帝的旧说。沙孟海判断章草的成熟也以建武、永平诸简为据，是对罗氏观点的认同，但他还进一步往前推溯，举证西汉宣帝时期的神爵、五凤诸简，明晰章草的胚胎期。

3、辨析文献旧说

关于隶、草书的起源，古来多有各种传说，沙孟海钩沉史籍，列举如下：隶书的作者，有程邈、王次仲两说；八分的作者，有秦上谷人王次仲、汉上谷太守王次仲、蔡邕三说；章草的作者，有史游、杜操、杜探、杜深、汉章帝、张并六说；今草的作者，有张芝、张并、王羲之三说。沙氏认为，以上诸说大都出于六朝或唐人的记载，不可据信，但是披沙拣金，古代文献记载尚有可取乃至精辟之论。

沙孟海从古代文献中揭举出四则论草书的内容，加以分析。前两则，一是宋代张栻的“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二是明代赵宧光的“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沙氏认为，张、赵之说相比六朝唐人的以耳代目、信奉“某人作草”，要进步得多，但是错误之处在于他们未能将“草率之书”与作为字体的“草书”相区分。后两则，一是清代王鸣盛的“草与隶同时而起，非有先后”，二是孙星衍的“草从篆生”、“真出于草”。沙氏以为，王、孙所说发前人所未发，堪称精辟，但是言之未尽。

沙孟海指出的前一问题即“草率之书”与“草书”的混淆，不只见于古代，实则在20世纪初期以来的字体研究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此阶段的学者借鉴考古新发现，推寻早期文字中蕴涵的“草”的特征，包括日本的学者比如中村不折（1868-1943）也曾以笔画省略草率的甲骨文字为证，将草书的兴起推前到春秋列国乃至殷商时代。 60年代，启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对“草书”的概念做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称“广义的，不论时代，凡写得潦草的都可以算。但狭义的、或说是当作一种专门的字体名称，则是汉代才有的” ，与沙孟海意见相一致。后一问题涉及“隶、草书的字形来源”，它与“隶、草书的胚胎期”问题相辅相连。既然隶书并非始于秦朝，它就不可能单线源自秦小篆；“草从隶出”的传统观点恐怕也不能解释所有字形。沙孟海通过梳理隶、草形态演变上的相互关系，概括出以下若干类型：隶书有从草、从篆、从籀而来三类，章草有从隶、从篆而来二类，今草有从楷书、从章草、从隶、从篆而来四类。另外，他还归纳出隶、草字形变化的六条通则“平变、增加、省略、移易、假借、错误”，相比王鸣盛和孙星衍的论说更为细化和深入。

综上可知，沙孟海在隶、草书渊源及其变化的研究中，力图破除旧说和迷信，希望通过实证分析、绘制系图、归纳通例和总结规律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系统地研究字体字形的发展演变。

4、隶书研究中的缺憾

沙孟海的隶书研究存有缺憾，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视域下，尚有难以突破的瓶颈。比如将秦诏版上的文字视为古隶，是有偏差的。裘锡圭是较早辨析秦权量、诏版字体的学者，1974年他依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册指出：“刻得草率的权量诏文基本上还应该看作草率的小篆，而不能就看作隶书。” 继裘锡圭之后，其他研究者在更多出土简帛的支撑下，进一步明确了古隶与秦权量、诏版字体的区别。1978年，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一文云：“我们判断某种字体是否隶书，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现有破坏篆书结构失掉象形原意之处。过去有人认为秦权量诏版的文字笔划方折，就是秦隶书。这是不对的。因为它们还是保持着篆书结构，只能称为‘草篆’，不能称为隶书。” 尹显德《小篆产生以前的隶书墨迹——介绍青川战国木牍兼谈“初有隶书”问题》一文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者根据《天水秦简》等再次证明：秦国文字至少有两种，一是力求工整美观、富于装饰性的秦篆，如商鞅量、新郪虎符等权量诏版上的铭文及秦代刻石；二是力求简化、重于实用而书写较为草率急就的秦隶，如大良造镦上的铭文以及青川木牍、天水秦简和云梦秦简等文字。 沙孟海1973年所撰《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史上几种主要字体》一文中，仍持以秦权量诏版文字属于秦隶的看法 ，7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书法史图录》（上册）中，提到湖北云梦竹简文字和秦代为求书写简便而形成的草篆，也将秦隶和草篆视为一体 。

研究的缺憾之二是，沙孟海在判断隶书的成熟时仅以汉宣帝时期的两件鼎和《鲁孝王刻石》为证，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实则《流沙坠简》收录的西域简牍中，已见西汉时期带波磔之笔的隶书， 但是罗振玉、王国维的考释未专门涉及这一类隶书，沙孟海也没有将此与汉隶的成熟作更进一步的对照和分析。这一问题一直留待20世纪中后期，更多新出土的西汉简帛书公之于世后，才逐步得以较完满的解决。特别是1972年之后，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残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简牍，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期帛书《老子》乙本、《五星占》、《经法》、《易经》、《相马经》以及江陵凤凰山和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初简牍等，促使研究者又将隶书成熟期从西汉中后期推前至西汉初期。 1981年方传鑫《从帛书和竹木简牍论隶书的形成期和成熟期》一文强调：西汉初期帛书和竹木简“虽然其间有些字体仍带有大小篆笔意，但从整个字体来看，则隶书波磔分明等特点在这里已决非偶然出现的几笔或几个字，而是作为一种必然的、占主导地位艺术风貌客观存在着。这些隶书与秦简上的那些波磔不明的隶书体来比较，则前者显然更为成熟” 。

5、对文字学研究新领域、新方法的敏锐把握

笔者提出沙孟海研究中的以上两点偏误，目的在于更完整地呈现半个世纪以后学界有关隶书的新认知，并非以此苛责沙孟海的论证。事实上，在当时的学术条件和氛围下，他对文字学研究新领域、新方法的捕捉和把握，已经颇显敏锐和独到。

1929年至1930年前后，沙孟海对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并从董作宾、闻宥等人的甲骨文字整理中得到重要启发。《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刊出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一文，其中列有一个“吉”字演变系统表，该表是根据安阳发掘新得甲骨中的二十余种不同字形，更参以《簠室殷契类纂》及《殷虚文字类编》中所录，校其异同、排比而成。文章指出，甲骨卜辞中的“吉”字虽然字形变化多端，但经仔细比对，“甚可见其极有趣味之演化系统，于此更可知其变迁之由来已久，决非短时期内所能有” 。将这一“吉”字演变图与沙孟海的“漆、叔、辨”三字系图做一对比，后者受前者影响的痕迹明显可见，只是沙氏编入系图的字体不限一种，而是包括了篆、隶、楷、草等。闻宥在《研究甲骨文字的两条新路》中以贞鼎一系为例，对“型式学”这一文字研究新方法的介绍和运用，也让沙氏深感探求各体文字变化规律、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在篆、籀方面，当时国内已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分析，而隶、草方面，相关整理还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以隶、草作为研究重点，可以说是沙孟海在了解上述研究新动向、新方法基础上的自觉选择。

沙孟海1930年10月的一则日记文简意丰，值得注意：

“董作宾《论甲骨文研究之扩大》一文，可见中国文字学之突进，有几点与余前《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所说默契。学术进步，一日千里。惜乎！余不得好环境以与海内外通人竞驰争驱也。”

沙孟海称与董作宾论文有几点默契，却未详述默契何在。若要明悉其中关节，需仔细寻绎董作宾原文意旨，以便与沙氏此期观点对照。董氏《论甲骨文研究之扩大》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文章虽以“甲骨文”为题，论述内容并不局限于此，实则多关乎中国文字。概而言之，笔者以为二人的观点契合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字考释、研究的路径和方向。董文提到，目前学界做文字考释的人很多，但还有两条要路，是大家不曾走过的，一是字形增减变化的公例，二是部分形体所代表的意义和他的沿革。 “吉”字演变系统表即是针对第一条路径的尝试。而沙孟海做的“漆、叔、辨”三字演变图也是基于同一考虑。其次是文字的大规模系统整理。董文论及：甲骨卜辞今后的研究范围非常广，其中专就文字而言，应该做一个大规模的整理；先以“甲骨文字汇编”为第一步骤，再作索引和分门别类的整理，进而以“契学”为基础，建设殷商一代的文化史。 沙孟海前此已怀有整理各体文字的宏愿，读到此处，亦当是心有戚戚焉。第三是中西文字的比较研究。董文曰：“中国文字外来之说，早已甚嚣尘上，然欲解决此问题，自非取古象形字，彼此比较，以求他们有否因袭的关系不可……而苏谟尔古象形字为西方文字的起源，尤当以甲骨文中象形字与之比较研究。” 苏谟尔又译作苏美尔，其原始楔形文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国殷商甲骨文都是人类古文明中的成熟文字体系。上一节论及沙孟海以比较文字学研究为自己的远期学术目标，已可为证，兹不赘述。

沙孟海对董作宾此文的重视，除了源于上述观点的契合之外，更因由此窥见“中国文字学之突进”。甲骨文研究从一开始的文字学、古史学领域向考古学的不断挺进，从最初的文字研究到实物观察，再到地层考察、同出器物的比较，乃至他国古学的参考，展现了近现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和特质。但同时，甲骨学仍在起步阶段，如董作宾所言：“可识的文字，犹不及一半；而读不通、讲不通的语句，又是触目而有” ，文字学诸多领域尚需猛进、开拓，时人治学应该“一面把眼光放大，要看到全世界的学人，他们走到何处？在如何的工作？一面把眼光缩小，要精密的观察，自己向秋毫之末来找问题” 。沙孟海虽然没有条件如董作宾等参与到甲骨文的考古发掘、系统研究中，但在对学术新气象的敏锐感知和种种内外因素的刺激下，尽自己所能，紧随文字学的最新发展，以实现“与海内外通人竞驰争驱”的学术抱负。

相比于一般的青年学子和研究者，沙孟海在文字学领域具备了较开阔的视野和卓拔的识见。1930年12月，沙孟海借得吕思勉（1884-1957）《中国文字变迁考》一书，本以为或有胜己之处，然翻阅后，“始知无甚新意，转不及余之畅闢，惟其硁硁考经，亦有发明处” 。作为史学家的吕思勉早年曾研究文字学，并有专著四种，其中《中国文字变迁考》于1926年2月作为“国学小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分五章，论文字变迁之理、文字之始、古文籀篆、隶书八分正书、草书行书，对诸种文字变迁旧说作出辨释，欲阐明变迁的脉络和规律。以草书为例，吕思勉首论草书兴于秦汉之际，一一引述《说文叙》和江式《论书表》、《书势》、庾肩吾《书品》、赵壹《非草书》、张怀瓘《书断》等书论，次论“草书缘起，由于草稿”，以张怀瓘书论为证，再引《书品》、《书断》中的“史游”、“杜度”、“杜操”各说，加以考述 ，可见其注重史料整理，旁征博引、考证详密的特点。但是问题在于，作者考辨旧说时运用的史料仅涉及典籍文献，是以文献自身的抵牾或互证来立论，而对于20世纪初期以来的考古新发现、简牍文书等重要文字材料未加注意，因此沙孟海称其“无甚新意”。吕思勉作为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开拓中国社会史方向的先驱者，在史学领域成就卓著 ，但他的文字学研究未能站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沙孟海的上述评价决非妄下判断和盲目自信。

侯勇

四、楷书研究

对于楷书的萌芽期、成熟期和字体字形来源，沙孟海在1930年已有考察，并形成基本观点，但真正将楷书作为关注重点，反复加以讨论，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

《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一文中，沙孟海以“今隶”指称楷书。他认为：今隶在前汉宣帝时萌芽，至迟在后汉顺帝时已成熟；今隶的字体字形来源有三，即草、隶、篆。沙孟海这一时期对楷书的认识，同样受到罗振玉观点的影响。《流沙坠简&#8226;简牍遗文》“为世主纸片”后，罗氏考释曰：“‘神爵四年简’（《屯戍丛残》烽燧类第二十二）与二爨碑颇相近，为今楷之滥觞，至‘永和二年简’则楷七而隶三矣，‘魏景元四年简’（《屯戍丛残》杂事类第五十六）则全为楷书。此卷魏晋以后诸书楷法亦大备，昔人疑钟太傅诸帖为传摹失真或赝作者，以此卷证之，确知其不然也。” 沙孟海亦引汉宣帝“神爵四年简”、汉顺帝“永和二年简”和钟繇诸帖为证。

蒋善国《汉字形体学》一著中论真书（即楷书）的起源，与沙孟海观点非常近似，称“真书在西汉宣帝的时候已有了萌芽，到了东汉末顺帝的时候已成熟，魏、晋以后才大盛起来”，并且也援引东汉“元和四年简”、“永和二年简”及罗振玉的考释为证，而此著的出版已是1959年 。近代西北汉简的发现和整理，为学界提供了有关楷书史的新资料，促其重新认识楷书发生和形成的漫长过程，但总体而言，在20世纪前半叶，楷书研究为数并不多，尚未引起学人充分关注。

60年代之后，“楷书的起源与发展”成为文字学界与书法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与当时轰动学界的“兰亭论辨”有很大的关联。1965年，郭沫若以新出土的带有波挑笔法的东晋《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对照《兰亭序》，否定王羲之书写此种流美的楷、行书的可能性，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论辨。 论辨的焦点即是东晋时代是否已有成熟的楷、行书，文字是否仍未脱隶意，论辩双方各以魏晋碑志、砖瓦陶文、写经、文书残纸等，论证字体的面貌和发展。从这场真伪论辨，沙孟海延伸出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比如隶、楷字体的演变，文字使用的复杂性，以及写手、刻手对碑志字体风貌的影响等。他指出，即便楷书已经通行的时代，仍能看到楷隶相参的文字，石刻如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墨迹如北凉《菩萨藏经》、《封戴赠官木表》，直到唐代欧阳通书《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仍带隶意，因此不能简单地以碑志字体风貌判断楷书形成的时间。

70、80年代，沙孟海多次提出“楷书起源于三国时代”。1973年，他在《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史上几种主要字体》一文中说：  

“真书（即正书、楷书，也称今隶）。章草与真书都从隶书蜕变出来……至于章草与真书的形成孰先孰后问题，现在还不易肯定的答复，或者是同时分途蜕变出来的。今天能看到的由隶书过渡到真书的字体，孙吴《谷朗碑》（公元272年）是一个最好资料……至于最早形成的真书碑帖，康有为说：‘真书之传于今者，自吴碑之葛府君（即葛祚碑额）及元常（钟繇字元常）《力命》、《戎路》、《宣示》、《荐季直》诸帖始。’但这两个例子都有些问题。《葛祚碑额》只有‘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十二字，碑身已佚，所以并无立碑的具体年份。有人疑是六朝人补立的碑……钟繇是曹魏的大臣，今天流传诸帖，不知道临摹翻刻过多少次（《宣示帖》写明是王羲之临的），能够保存几分真面目，也很难说。”

文中引康有为语出自《广艺舟双楫&#8226;本汉篇》，沙孟海对康氏论真书的两个证据《葛府君碑》和钟繇诸帖加以反驳，其中对钟繇诸帖的疑信态度与1930年正相反。沙孟海认为可信的资料，除了传世的孙吴《谷朗碑》是由隶到楷的过渡字体之外，还有近世出土的文物：“后汉《永寿二年陶瓮》（公元156年）、《熹平二年陶瓮》（公元172年）、曹魏《景元四年简》（公元263年）、《咸熙二年简》（公元216年），都是由隶变真的过渡体。看《咸熙二年简》上端一个‘种’字，已经形成正式真书。还有西晋《泰始四年简》（公元268年）《泰始六年简》（公元270年）和没有纪年的《韦四枚简》、《逯进简》、《左朗简》等，完全是真书了。” 1980年，沙孟海在《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中明确将楷书起源定于三国时代，并补充了新的例证。1974年江西省博物馆发掘南昌吴应墓，经鉴定其时代接近西晋。墓中出土的一块木方，有墨书三百余字，沙孟海认为：其字体已是成熟的行楷，末行“右卌七种”四字纯属正楷，与曹魏《咸熙二年简》上的“种”字极相似，因此这块木方应是楷书形成以后的作品。 至80年代后期，沙孟海仍保持了“以三国时代为由隶变楷过渡期”的观点。

相较于30年代的“楷书萌芽于西汉、成熟于东汉”之说，沙氏的观点已有所调整，即将起源时间推后，这与此时学界对楷书逐步取得的共识相为呼应。启功《古代字体论稿》云：“只要看汉永寿瓦罐、汉熹平瓦罐、魏钟繇表启、魏景元木简和曹魏咸熙木简、吴谷朗碑等等，即可知这时字体出现了一种新风格……这些字实是后世真书的雏形” ，“汉魏之际新俗体出现” 。兰亭论辨中各执一方的徐森玉和商承祚对楷书的基本认识非常一致，认为作为字体的楷书（包括行书）在隶书盛行时期已在民间缓慢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在三国和西晋初已接近成熟。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也称：“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了一种比较简便的俗体，我们姑且称之为新隶体。” 所谓新俗体、新隶体，均指初期的楷书。80年代之后，考古新发现如安徽马鞍山孙吴名将朱然墓中出土的名刺、长沙东牌楼出土的东汉末年简牍、长沙走马楼以及南京城南出土的孙吴简牍等等，都再一次印证了楷书在汉末三国时期的形成和使用。但是，沙孟海此阶段对楷书形成期的界定，也并非与先前的看法完全背离，因为楷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乎涵盖了“隶变”的后半个阶段 ，如罗振玉所言，楷书的部分笔画特征在西汉简牍中已露端倪也是事实，楷书字形不仅来自隶书，更来自于草书乃至篆书。

九斤老太

文如其人，赞。

侯勇

第三节——第五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