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徐清著：沙孟海学术研究（不断更新中）

侯勇

第二节 沙孟海的学术文化视野和立场

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这场国学热潮中不同学人学派之间存在的对立和分歧。文化保守派与新文化派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念和思路，他们在保守和激进的相互抗衡、制约以及自我调整中，寻求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之路，民国时期的诸多青年学子也正是在面对这错综复杂的学派论争和思潮涌动的同时，不断思考和选择。沙孟海1926年11月11日的一则日记，直观形象地呈现出他当时直面的冲突：“欹枕阅《新青年》。余近日枕前所置书为诸家印谱、《语石》、《述学》、《华国》、《新青年》、《向导》等，水火不相容之物，而隶之一处，可见主人南腔北调，亦鲁亮侪之俦矣。” 所谓“水火不相容”，如《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始改名）由陈独秀创办，是发起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文学的重要刊物，“五四运动”以后又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机关刊物。1922年9月创刊的《向导周报》同样是经陈独秀筹办的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与《新青年》一脉相承。而1923年9月创刊的《华国月刊》由章太炎担纲主编，对新文学、新文化派不无批评，所刊文字兼有文言和语体文，且留有较大的篇幅刊载名家书画、印章和金石拓本等，推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至于晚清叶昌炽所撰《语石》是一部中国古代石刻的通论著作，扬州学派代表汪中的文集《述学》则多收辞章、考据之文，显然都与《新青年》旨趣相异。

事实上，沙孟海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接触到的近现代新出版的期刊远不止《新青年》等，据其日记和论文可知，至少包括数十种，其中如国学类刊物《国粹学报》、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国学周刊》、《国学丛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期刊《中国青年》、《新女性》 ，遭到新文化派攻击的《学衡》杂志，文学类刊物《创造月刊》、《小说月报》、《新文艺评论》、《文学周报》，综合类杂志《东方杂志》，较纯粹的学术期刊《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地质汇报》等 。虽然在上引1926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沙孟海并未表明自己的学术文化立场和观点，但从其他资料和相关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重要线索加以解读。

一、支持《学衡》和《华国》

《僧孚日录》壬戌年七月廿三日（1922年9月14日）云：

“南京高等师范有《学衡》杂志刊行，月出一册，翔集中西今古之学说，论议平允，文笔亦近雅，力排近时新文艺、新教育之妄谬，举世非之，独立不挠，虽未必尽美，亦可谓鸡鸣风雨，砥柱中流者矣。此志出后，各处报纸多非骂之，以为顽旧不随潮流。吾诚不解若辈，顺应潮流者，果何裨于社会也！编中译自西籍者，有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葛兰坚《论新》诸篇。白、葛皆美国人，白谈中国言论界之利病，切中款要，葛但论彼国近时风尚之浮嚣，正与我国丝毫无异。我国近日谈新文化者，动引西方邪说，间执众口。此志多以西方学说来相驳责，侃侃而谈，最为痛快。嚣嚣之徒，可以休矣！”

上段日记是理解20年代初沙孟海对《学衡》杂志及学衡派基本认识的重要资料，其中还直接反映了他对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倾向的褒贬态度。显而易见的是，他对《学衡》杂志给予充分褒扬，称其“翔集中西今古之学说，论议平允”，“力排近时新文艺、新教育之妄谬”，可谓中流砥柱。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由南高师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发起和主办，至1933年7月，共出版 79 期。其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该杂志捍卫文言文和传统文化，宣传白璧德人文主义，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因此在当时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顽固守旧的代表，招来新文化派的诸多责难和非议。自1922年2月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杂文《估“学衡”》、提出批评意见后，学衡派多被定性为“复古派”。建国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学界对学衡派的评价接承20年代新、旧思潮论战之余绪，进一步将其妖魔化。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20世纪末期以来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冷静反思，已有学者指出：关于学衡派的文化思想，须重新做出正确认识和评价；学衡派作为一个现代思想文化流派，致力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文化建构理想。

《学衡》创刊号的正、背面分别印有孔子像和苏格拉底像，寓有深意。发起者阐明办刊目标和意图在于引导学界深究中西学术之精义，切勿道听途说、标榜新异：

“（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丙）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饾饤，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

创刊号又在首篇的位置刊发南高师副校长刘伯明《学者之精神》一文，高标学者应具备的精神品格，即追求“自信、求真之精神”、“审慎之态度”，注重学术的“自得”，秉持“知识的贞操”，超然于名利之外，勿以学问为炫耀流俗之具。刘氏此论实为针对当时学界种种弊端而发，比如对于西学新知，不加别择、贸然信之，或剽窃转抄、冀获名利，专营“术”而忽视“学”。学衡派这种开放而不盲从的学术态度、倡扬学者独立精神品格的立场，深得老辈学人和沙孟海等一批有智识青年的共鸣。

沙氏日记中还论及，西方学者白璧德、葛兰坚的著述对于反思中国文化界现状同样切中要害。《中西人文教育谈》原为1921年9月白璧德在美国“中国学生年会”上所做的讲演，由胡先骕翻译后刊载于《学衡》1922年第3期。文章称：“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发展，即为对于前二百年来所谓进步思想之形质渐有怀疑之倾向”，“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在白璧德看来，东方的孔子、释迦牟尼与西方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同是“人”的最高典范，其道德准则及实现途径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曾留学欧美的吴宓对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观点尤感心悦诚服，认为“其讲学立说之大旨，略以西洋近世物质之学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学实业日益兴盛，而宗教道德之势力衰弱，人不知所以为人之道，于是众惟趋于功利一途，而又流于感情作用，中于诡辩之说” 。因此吴宓强调：物质与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规律，人文教育应当教人之所以为人之正道；人文教育的方法探求，不必复古而当求真正之新，不必谨守成说、恪遵前例而当本经验、重事实，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贯通之。 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葛兰坚撰有《新旧杂识》，192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该文集收录其论美国文学、教育之文八篇，持以“新者未必尽真、新者未必胜旧”的观点，批评当时的革新者和所谓新教育家“皆于人性有所忽略”，与白璧德的主张相合。1922年，吴宓、陈训慈合译《新旧杂识》中的第一篇，以《葛兰坚论新》为名发表于《学衡》第6期。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分歧，原本并不在于是否需要建设新文化，正如梅光迪所云“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 ，而是在于如何建设，在于对新旧文化关系的认识上。面对新文化派“弃旧图新”、“破旧立新”的主张，学衡派坚持学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反对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和异化，这也正是让青年沙孟海由衷赞佩的关键所在。虽然学衡派及《学衡》杂志也存在缺憾，但对于民国初期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学术发展而言，它起到了重要的纠偏和制衡作用。 即便在当代，其言论学说亦毫不悖时，极具警醒深戒之效。

2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期刊中，《华国月刊》亦受到沙孟海的钟爱。1923年9月17日，沙孟海初见由冯都良带来的《华国月刊》创刊号，“但观其序目，叹为杰作。鸡鸣风雨，吾道其昌，欢喜舞蹈，不翅获重宝也”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此后直至1926年7月《华国》停刊，沙氏几乎每期必购。

《华国月刊》1923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章太炎任社长兼主编，汪东任编辑，黄侃、孙世扬等数人各任撰述 ，每月1期，每年1卷，共出版3卷28期。该刊定名“华国”，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宗旨。章太炎撰《发刊辞》云：“輓近世乱已亟，而人心之俶诡，学术之陵替，尤莫甚于今日”，学者“大氐稗贩泰西，忘其所自，得以为至宝，而顾自贱其家珍，或有心知其非，不惜曲学以阿世好，斯盖萦情利禄、守道不坚者也”。章门弟子汪东有感于此、欲加补救，故而鸠集同志、创办《华国》，并邀约章太炎总持其事。该刊分“图画、通论、学术、文苑、小说、杂著、记事”等栏目，其中如“图画”类选印古今名家书画、印章及金石、陶瓦拓本，“通论”类不拘文言或语体文，“学术”类辑录融贯中西、自抒新论之文，可谓兼收并容。
《华国》编者对新文化派的态度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与《学衡》颇为一致。汪东云：“这几个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把西欧学术顶礼膜拜自不消说，翻转来，还要把中国原有的文化看得好像不共戴天似的，提起来便发竖眦裂，甚至说中国学术没一件可以研究，中国书籍没一部可以存留，几乎恨到秦火当时燔烧未尽。像这种过火的论调，自然就引起一班旧派学者的反抗来了”，“新文化固当虚心容受，旧文化也断不可以一概抹杀” 。他尤其对部分新文化倡导者排斥异己、垄断专制的做法和青年学子盲目跟风的现象提出批评：“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新文化，若者为是，若者为非，若者为适，若者为否，并没有充分考量判断的识力，一味跟着附和，是不是盲从？我们反对的是专制啊！盲从啊！” 孙世扬《文学管窥》亦云：“近人或慕远西言文一致，遂欲弃旧文而用白话，则以典籍雅言谓之死文学，不知文学自有条例，无古今之别，何有于生死也？”

沙氏钟爱《华国月刊》，当是以同样的态度看待新旧、中西之争。拿到《华国》创刊号的当天，他在日记中还有如下一段记录：“《丙辰札记》云：‘今之文章一道，无复有言者矣。才智纷纷，争言考订，率皆骛名而暗于大道，如水趋壑而不可止，将来必有极变之祸，转使天下以学问为讳，而为空疏不学之流所藉口。’吾师谓：‘今日极耑主张新文学者，视学问家如仇寇，风会所趋，遂使空疏不学者扬首伸眉，而天下且以学问为讳。’实斋乃于百余年前发之，真深识之士也！” 清代学者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丙辰札记》中这段话，本是针砭考据学风影响下学人治学日趋琐碎、不求融通之弊，同时他又预言，将来物极必反，终有一日学人转而以考据、实证为忌讳，且据此为借口，竟尚空疏。在章学诚看来，这两种极端都应避免。沙孟海认为，近世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呈现出的不良风尚，正被章实斋所言中，冯君木之言也相与契合。

对于民国教育制度的弊端，沙氏也深有感触：“阅《华国》但植之《改革学制私议》，确有见地。今日学制之弊，第一在太重视年限，第二在不为贫者谋。” 但焘（1881-1970，字植之）《改革学制私议》一文发表于《华国》1924年第1卷第7期，其批评今日教育有五弊：一曰买卖教育；二曰学额太多；三曰多讲论、少自修；四曰重外学、轻国学；五曰重清谈、轻实学。章太炎在此文后有一段记语：“今者学校丛弊已不可爬梳……余意惟有严定学额，不取学费，则国用足给，而学子亦不至以买主自大。植之斯论，大端与私意相合。”此后不久，章太炎《救学弊论》发表于《华国》该年第12期，专论近现代中国教育制度。沙氏读后深表信服，《日录》云：“顷见章先生《救学弊论》洋洋四五千言，其论国性一段尤为万古笃论。吾人心知其意，口不能言，今睹此篇，不啻臭同秋兰也……章氏所谓今之学子歆慕远西，堕其国性，岂特居处资用之云，即学术亦尔也。”

沙氏与《华国》之间的情感牵系，建立在共同的文化、教育等观念基础上，同时又因《华国》多次刊发自己及师友的诗文，增加了往来联络的机会。1924年夏，沙氏《王君墓志铭》一文登载于《华国》第11期 ，随后不久，冯幵《杨君墓表》一文也见刊载 。沙氏欣喜之余，开始主动联系该刊编辑。《华国》1925年第2期第7册“通讯辑录”刊有沙孟海致汪东的一封信：

“旭初先生阁下：群言雾塞，举国若晦，自《华国月刊》出世而后，海内媚学之士始得有所尉荐，诚不朽之盛事也。文若乡曲鲰生，孤陋少文，井鼃比其岑寂，山樗方其凡庸。忽见贵刊采及拙作《王君墓志铭》，芜秽下品，何缘得入雅鉴？就萎之枝，俄披朝曦，其欣喜可知已。文若之师冯君木先生夙昔服膺章先生最深，其文章见录于贵刊者，惟《杨君墓表》一篇，非其惬意之作。顷写奉《虞君述》、《应墓志铭》（笔者按：当是《应君墓志铭》）、《姜君墓志铭》、《五十生日前告诫二子》四篇，并希随时刊布。附拙作《澹菑记》一篇，追琢为辞，漫不中律，大正之后，能更为之付刊，尤所跂望。气类之感，不嫌冒涉，荆州之识，倘其许我。专此敬候。著祺。不宣。沙文若再拜。”

经沙孟海引介后，冯幵的四篇文章在《华国》1925年第2期第8、第9册和1926年第2期第11册顺利刊发，沙氏自己的《大咸乡澹灾碑记》也载于第9册，可见彼此之间的声息相通。

侯勇

二、服膺胡适和“疑古派”

1923年2月3日，沙孟海收到并阅览了由陈训慈带来的国立北京大学新出版的《国学季刊》创刊号。 《国学季刊》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编，1923年1月正式刊行，胡适任编委会主任。

《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首刊胡适所撰《发刊宣言》。在这篇极为著名的《宣言》中，胡适将近三百年“古学昌明”的成绩概括为“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同时指出三层缺陷：研究范围狭窄，脱不去“儒书一尊”的成见；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因此，他提倡新时期的国学研究应致力于三方面：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打破独尊儒家经学的局面，去除门户之争。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数据”，具体可分三步走，即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专史式的整理。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积极借鉴欧美、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方法。可见，《发刊宣言》正是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集中表述。另外，《编辑略例》也体现了与之相应的主导思想：“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言语学、比较言语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予以相当之地位。”

从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上看，沙孟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胡适“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的启发和影响，其后在语言文字学、书学、印学等领域研究中，皆注重系统性，注重历史脉络的梳理，也曾提出进行“比较文字学”研究的计划。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看，《国学季刊》创刊号所载文章及具体学科知识，例如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依据古、近出土秦铭刻资料，定石鼓为春秋秦穆公时之物，袁复礼《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述及西方学者安特生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这些都在沙孟海后来的学术研究中留下清晰可见的印迹。此外，在著述体例上，胡适及《国学季刊》对现代学术论文体式的积极倡导，也让沙孟海颇受触动。胡适认为，札记、题跋、注疏、品评等中国传统的著述体例，易使学术研究流于支离琐碎，缺乏条理、系统。因此杂志一方面推出西方汉学家钢和泰、伊凤阁等人的学术专论，另一方面也大量刊载如顾颉刚、陈垣、容肇祖等所作的白话论文，并且一律用新式标点符号，采用横行写印。沙孟海在20年代撰写墓志铭、古文的同时，也采用说明体写出了《助词论》、《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等明白畅达的论文，这当与胡适的倡导、《国学季刊》的宣传有密切关联。

沙孟海对胡适的了解不只来自于《国学季刊》，对胡适学识的认可也绝非盲目追随时风。他在1924年8月21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评说：“读书能识其大，论事能尽其情，生于传经之家，兼揽西哲之说，此胡适之所以卓绝一时也。然而世人崇拜胡适固不在此。” 胡适既有研习儒家经典的根底和家学渊源，又能广览和融通西方学术思想，故而洞察古今、中西，论事尽情、成理，其识见之卓绝非一般学人可以企及。也正是从1924年8月开始，直至30年代初，沙孟海反复阅读了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其日记记载如：

甲子年七月廿二日（1924年8月22日）：“阅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竟五篇。”
同年七月廿五日（8月25日）：“看《哲学史大纲》，胡氏于诸子最重墨学，论‘别墨’一篇尤详。闻章行严有驳说，尚待访读之。”
丙寅年二月二日（1926年3月15日）：“子部书每多名句，往往有合于今之科学家言。《墨子•经上篇》云：‘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说》曰：‘久，合古今旦莫；宇，冢东西南北。’胡适之曾拈此二语，谓：‘久即是时间，宇即是空间。’见《中国哲学史大纲》。”
1929年9月17日：“午后至永汉路买书，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夜阅《哲学史大纲》。”
1930年2月3日：“阅……《哲学史大纲》。”
同年2月6日：“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立言得体，尝见有人驳斥之，虽有是处，大旨终乖。”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在其1917年以英文撰就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基础上改定而成，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创之作。开篇“导言”中，胡适明确、系统地论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强调要以可信的史料分析为基础展开历史的研究。具体而言，包括三点：一是“明变”，即研究各家学说之间的传授渊源、交互影响和变迁次序；二是“求因”，即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三是“评判”，即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由此批评学说的价值。 胡适以理性精神和实证方法为指引所做的学术建构，对于哲学史这一学科而言意义非凡，而对于其他诸多领域同样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梁启超于1921年评价胡适此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蔡元培为该著撰写《序言》，盛赞其四大特长，即“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 。

沙孟海日记中特别提到的《别墨》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分别列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第八篇和附录中 ，是胡适先秦诸子研究中最富特色的内容。“诸子九流出于王官”是汉代以来关于诸子学说渊源的一贯看法，即将诸子分别归本于各具职守的王官，其中体现出强烈的尊官学、轻私学以及尊孔崇经的观念。而胡适则大胆怀疑“六家、九流”的旧说，主张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重新寻找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恢复久被压抑的“非儒学派”，尤其是墨家和所谓“别墨学派”。胡适把一向系于“名家”名下的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判归墨家后学，即“别墨学派”，并强调这一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胡适的这些学术观点发前人所未发，虽也有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推促学术观念的焕然一新和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方面，其影响之深远有目共睹。

1923年8月，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钱穆曾揭明梁氏此著与胡适著述的关系：“梁任公谈诸子，尚在胡适之前，然其系统之著作，则皆出胡后。因胡氏有《中国哲学史》，而梁氏遂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叙述时代背景，较胡书特为精密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 胡适弟子顾颉刚更是因在民国初的“整理国故”运动、“诸子论争”中受到直接的思想冲击和启发，而敢于对上古史进行追根究底的疑辨和翻天覆地的彻查，成为“古史辨”运动中最核心的力量。

20年代中后期，沙孟海对梁启超、顾颉刚的著作都曾一一阅读，其《兰沙馆日录》1929年11月29日、12月15日、12月16日、12月17日等数日，皆有“读《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记录 ，而对于“古史辨”，沙孟海更是兴趣浓厚，感佩至深。1926年9月26日，沙孟海收到友人寄赠的新近出版的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 。在随后的9月末至10月间，沙氏通览该著，对顾颉刚大胆质疑、细心求证的治学精神以及“中国古史乃层累造成”的历史观点，尤所服膺，其日记中屡屡评述此阶段顾颉刚与学人之间的论辩观点，甚至做大段摘录和整理。现引部分日记如下：

丙寅年八月廿八日（1926年10月4日）：“今日得暇即看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长凡五十余叶，抵夜竟篇。顾为胡适弟子，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大胆细心，真不可及”，“顾颉刚书名曰《古史辨》，册内大氐论经之作，彼从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不但六经皆史，凡可资考证之书，亦无非史也，故以史之一字包括群经、诸子。其治学以辨伪为主，于经学家与刘知几、郑樵，而不与刘向、郑玄。明胡应麟之《四部正讹》、清姚际恒之《诗经通论》、《古今伪书考》、万斯同之《群书疑辨》、崔述之《东壁遗书》等，是其反复留意者也。”
九月四日（10月10日）：“余于经史之业荒怠久矣，此次稍复阅习，由日前看顾颉刚《古史辨》引起兴味。宿学老辈或不好闻胡适、钱玄同诸人之论议，余往时未睹其文字，亦以为无足取耳，今乃知其不然。胡、钱要自为今世绝顶聪明之人，主张太过则有之，然非如是，亦无以唤起国人之注意。顾颉刚之敏锐竺挚，孳孳无券，则尤所服膺者也。”
九月五日（10月11日）：“课余阅《古史辨》，书札往复，苦蒐穷讨，其治学之精神信可风矣！”
九月六日（10月12日）：“看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小说月报》载之。”
九月八日（10月14日）：“看《古史辨》，一时半眠，至二时半犹未交睫。盖阅顾颉刚与刘掞藜驳论禹事，尚未终篇，心不能无牵挂，因复燃灯，即枕上续阅至四时半才完。篇幅虽完，彼此论辨仍未解决也。是夕凡看百余页。”
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顾颉刚论史，余最服其中国古史乃层累而造成之一语。其说曰：时代愈后，所传说之古史期愈长，传说中之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换言之，即时代愈后，所知之古史愈前，文籍愈无征，所知之古史愈多。此不刊之论也。然顾君好证引古籍，以自明其说之不谬，古籍却不易引，何能无罅隙，观者见其然，并其所建之说亦推翻之，则过矣。”又：“凡治史之态度，信古不易太过，犹疑古不易太过也。信古之过，其蔽也愚；疑古之过，其蔽也妄。为失均也。王静安云：‘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斯语最为近理。余又谓：整理国故，信古、疑古两种人皆不可少。彼此辩诘，乃得真实。然甚望侪辈以史事为重，毋逞意气，庶期有功，不然亦只成无聊之争而已。余观侪辈不免有朋党之色彩，意甚惜之。有几人每用冷语相嘲，最所不取。”
九月十二日（10月18日）：“阅《古史辨》完。此第一册，第二册尚未出也。”

由上引日记至少可得知以下三点：首先，沙氏对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古史学说的看法，从20年代初期到中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往时以为不足取，“今乃知其不然”。其次，沙氏对顾颉刚治学的重点、特征、核心观点以及学术渊源等，都有较完整的了解。第三，对于“疑古学派”的观点和利弊所在，沙氏持论不失平正、客观。沙氏认为，顾颉刚在具体论证和文献征引中不无罅隙，其论禹事亦颇有牵强之处，但“层累说”仍可称“不刊之论”。这一评价应当是沙氏从历史研究方法层面、从大处着眼给予的肯定。正如余英时所说，顾颉刚“并不是从事平面的辨伪”，“他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涵义” 。而在治史的态度上，沙氏亦没有偏执一端，他认为：信古太过则愚昧，疑古太过则虚妄，如王国维所指，上古传说与历史实有种种复杂的关系，难以截然划分，因此史事的辨析须静心凝思，以求得“真实”，不可逞一时意气。

20年代疑古学派对古史传说、三皇五帝的颠覆，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也让立志文史、怀抱学术志向的青年沙孟海为之震撼和着迷。虽然沙氏对“疑古”尽量持以客观的态度，但这种以整个时代学术转型为大背景的“疑古”和“求真”诉求，对于他的影响是渗透肌肤直入骨髓的。直到晚年，沙孟海在对学生谈起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渊源时，首先提及的仍是这场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轰轰烈烈的古史论战和“古史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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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纳马克思主义史学


2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学研究和古史辨运动仍在继续推进的同时，一股崭新的学术力量也正不断孕育壮大，并对此后的中国学术界、史学界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此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核心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1924年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史学理论著作，而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第一部真正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著作。沙孟海对郭著应当是印象深刻，其1930年9月1日的日记有记载：

“车次阅《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君说‘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又说‘没有唯物辩证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轻谈’。彼之态度，此两语可以尽之。篇中颇有新见解，由全体论之，尚嫌其粗疏，而一鸣惊人，胡适之、顾颉刚辈望之色沮。自三月底出书至今，已易三版，销售五六千册，亦云盛矣！”

郭沫若在《自序》中对胡适的史学研究做出扼要评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 在郭沫若看来，学界必须跳出原有的“国学”范围，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指引，采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展开历史研究，才有可能揭开真相，而他也是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视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以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为向导，从《周易》、《诗》、《书》以及甲骨卜辞、周代彝铭中发掘出诸多史料，对其做出全新的社会史层面的解释，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四种社会经济形态也即四大阶段（西周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若以后来的学术进展来衡量，该著尚存在不少错误的观点，对某些史料的断代尚有偏失，郭沫若在后续研究中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加以纠正，比如把殷代原始社会更改为奴隶制社会，把奴隶制的下限从东周移到秦。 尽管如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草创时期的著作，在中国古代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上贡献了卓识创见，因此引起了学界的充分关注。沙孟海以郭沫若的史学观点和方法相较于此前胡适、顾颉刚辈的研究，当能体会学术的日新月异，故而出以“一鸣惊人”、“望之色沮”的评价。事实上，在阅读郭著之前，沙孟海已经认识到顾颉刚的学说并非完美，曾下“顾颉刚知层累造成之一式，而不知此外更有多式”的评价 ，指明“古史层累说”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历史形成过程和现象。

    30年代之后，一批学者如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纷纷追随郭沫若，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时期的重要奠基者。沙孟海在继续关注郭沫若的系列著作如《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1945年）、《青铜时代》（1945年）之外，对吕振羽的《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2卷）（1943年、1946年）等也都有过研读，并在后来的著述特别是1950年任教浙江大学时的授课讲稿《中国古器物学讲稿》中，多处介绍和援引了上述学者的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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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完｜


下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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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文学研究

沙孟海早年勤习中国文学，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论著，但其文学观念和思想在日记中多有记录保存。笔者将这一部分置于下篇首章的位置加以论说，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古典文学是沙孟海治学入门的重要途径，是其理解“学问”与“文章”之关系的基础。1920年代前后居甬、寓沪期间，他对于古文、诗、词等兼有涉猎，但不同文学体裁、文学流派在其心目中轻重有别。清代以来的桐城派、扬州派及诸家之文各有所长，沙孟海尤其敬服“学综周秦两汉，文兼汉魏六朝”的汪中，在文学创作和观念上秉承汪中一脉，力求“文章”以“学问”为根基。1928年，沙孟海携所作《大咸乡赡灾碑记》拓本求教于马一浮，铭记其“应广泛求学问”、不宜停留于文字的当面诫诲。 沙孟海作文频繁，诗词创作却为数不多，他视填词为治学、作文之余事。其次，沙孟海的文学观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元素。他折衷骈散之争、主张兼修的态度，借径宋人、贯通汉唐的诗学倾向，映现出清末民初文人群体的诗文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面对新文学变革浪潮，沙孟海不固守自封，而是真切体会白话小说的别开生面之处，颇有兴味地接纳林纾、胡适、鲁迅、丰子恺等人的译著和文学评论新作，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获得多维度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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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博涉骈散诸家，尤重朴学一派

在清代文学发展史上，桐城学派和扬州学派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影响，而两派之间的论争也从清中晚期一直延续至民国 ，其分歧不仅集中体现于骈文、散文孰为正宗的文统之争，还反映于对文学与学术关系的不同认识。桐城学派推崇唐宋八家古文，上溯《左传》、《史记》，尤以“桐城三祖”方苞、姚鼐、刘大櫆为代表。扬州学派则推崇骈俪，研习《文选》，主张“学问”为“文学”的根基，其成员多数是朴学家、经学家，尤以汪中、凌廷堪、江藩、焦循、阮元等为代表，故又名朴学派、文选派。

沙孟海《僧孚日录》中，多处引录冯君木关于桐城派和扬州派的评述，内容涉及两派的文论宗旨、取法来源、后世演变以及冯氏的取舍倾向，这既是冯的看法，也基本代表了沙氏当时的认识。冯君木“为汉魏文，而并不轻视方、姚” ，“重汪中而不薄姚鼐、张惠言” 。沙孟海在晚年回忆文章中也称：“当时文风，全国披靡于桐城古文。少数作家则服膺江都汪中，喜爱不骈不散的魏晋体。分道扬镳，或至互相诟病。先生一向推崇江都。与同时王壬秋（闿运）、章太炎（炳麟）倾向略同，但亦不排斥桐城。” 此外，冯君木周围的文学友人不拘于桐城一家，各有所重，这对年轻的沙孟海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从沙孟海20年代的阅读书目、学术札记来看，他是将桐城派、扬州派诸多代表人物的著述常置案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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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废桐城

桐城一派，沙孟海以研读方苞《望溪集》、吴汝伦《吴挚甫集》等为多，又及姚鼐、曾国藩、林纾诸家之文。在作文实践中，沙氏取其所长，研习效摹，在具体的文论和文学发展观上，也部分地秉承了桐城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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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文尚“雅洁”

《僧孚日录》辛酉年九月廿七日（1921年10月27日）云：“凡古文至于清世桐城诸家，其静洁可谓至矣，犹之经义，后世殆无以复加也。” 十月三日（11月2日）又云：“方文犹未能尽雅尽瀞，要为桐城古文创始之人，虽有小疵，不可以厚非也。姬传一起，乃始益加精雅，世有谓姚不及方者，真梦寱也。” 沙孟海以“静洁、精雅”概括桐城诸家尤其是方苞、姚鼐古文的特点，并指出姚鼐比方苞更为“精雅”。

“雅洁”论是方苞文论中有关古文写作要求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雅”指语言雅驯，“洁”指行文简洁，其典范之作是儒家经典和两汉唐宋文人的古文作品。方苞称“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 ，他还多次引述柳宗元以“洁”称《史记》之语，并作解释：“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 为保证文意的雅正、语言的清澄，而把语录语、俳语、隽语、佻巧语等拒斥在外，这是桐城早期古文倡导的特色，然而若是过于极端，也容易导致语言日趋贫瘠，缺乏丰富多样的表现力。因此，姚鼐对方苞的“雅洁”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提出对语言“色彩之华”的一定要求，认为古文写作可以从诗歌、辞赋中获取语言的滋养。其《古文辞类纂序目》云：“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 所谓“文之精”者指文章的精神、文理、气韵等，“文之粗”者指文章的结构、声韵、辞藻等，虽然两者有精粗之别，但若舍其粗，亦无从求其精。姚鼐的文论使桐城古文理论和创作指向更趋完善、充实，因此沙孟海对世人或有“姚不及方”的看法提出明确反对。

沙孟海20年代初期所撰之文曾受桐城派影响，除了方、姚、吴汝纶之外，他还曾摹仿桐城后期代表林纾的古文 。对于“雅洁”的心慕手追，致使沙孟海作文一度出现“求洁太过”的偏颇。1922年9月，沙氏将自撰文稿呈示冯君木，冯即直言告诫：“行文宜求洁，固也。然求洁太过，涉笔辄为所阻”，“无充实之气以弥其隙”，“入于枯窘而不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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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章盛衰之变


方苞《赠淳安方文輈序》一文论唐宋以后文学发展云：“盖唐、宋之学者虽逐于诗赋论策之末，然所取尚博，一旦去为古文，而力犹可藉也。明之世，一于五经四子之书，其号则正矣。而人占一经，自少而壮，英华果锐之气，皆敝于时文，而后用其余，以涉于古，则其其不能自树立也宜矣。” 诗赋是唐代科举的主要内容，论策则是宋代以来的科举项目之一。方苞以为，唐宋学者竞相以诗赋或论策之文来角逐和争取入仕，去古已远，但其作文取资尚广博，一旦写古文，仍有一定的才力可资凭借，而明代学人在八股取士制度的钳制下，少年时代即以四书五经的研习来应对科举，才情被扼杀和遮蔽，其古文写作故不能自树面目。

对于方苞的这段论述，沙孟海深表赞同，并认为“明清犹有些微可藉，至于今日，复何如也”，今日之文更不如明清。他继而强调“文章盛衰，确以时代为升降”，1921年的一段日记这样叙说：
“上古人事简易，其高行雅辞，浑出真气，时代渐移，此气之在人者渐减。故古者隶卒厮舆，吐辞成章，黄歌断竹，唐歌日出，音节自谐，岂其学力之过人耶？六经之文，简覈蕴奥，后世学者莫能方其什一，亦由古者语即文，文即语。后世语增而文犹是，音声亦渐歧异，语文之相去日远。夫近者易为工，远者难为力，理固然也。故虽有俊才绝学，工精或齐于古人，而声色臭味则远矣，此古之必不可复也。昌黎之徒，近似而已，况于今日，岂曰能复哉？”

沙孟海认为：上古之人“高行雅辞，浑出真气”，其语言与文辞之间相互谐和，这是时代使然；后世变迁，真气衰减，语言与文辞之间悬隔日深，因此学者凭后天学力作文，终难达到如六经之文的内容丰厚、言辞简约，在气韵风神和声韵音节上均相差甚远，如唐宋八家韩昌黎之辈，仅能近似，后来者更妄谈复古。


其实，方苞对于文学发展史并没有持以“代降而衰”的看法，他的上段论述本意在于强调“文章之盛衰，一视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而非以时代为升降”，即文章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官方的教育制度和倡导，以及在此影响下士人的治学旨趣和作文风尚，而并非取决于时代的先后。他又说“文章之传，代降而卑，以为古必不可复者，惑也”，即对于“古必不可复”的看法表示疑惑、提出异议。正因持这样一种文学史观，方苞希望有所作为，努力以自身的文学实践和理论振起一代古文。由此可见，沙孟海的论述虽然是受方苞的促发，并在部分文学史观点上表示认同，实则仍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