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炳良：禅静之美（吴振立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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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静之美

唐炳良

我每惊异于古今一流的书家，或秉烛夜游，或闻鸡起舞，其实是那么安静——我这里是说他们的字。忽然声来，喧声一片，迎来三五野老，躬身引座、烹茶待客之间，亦有谦谦君子之风——我这里依然是说他们的字。

夜游或者舞剑（古人说“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是动静很大的行为，惟内心是静宁的；与荒村野老为伍，每念稼穑，共话桑麻，结果是获得一颗喜悦的心——我这里是说吴振立先生的字。

窃以为，好字有安静、谦逊之态，又有坚强、不屈之心。吴振立先生的字，安静有远意，简澹见曼妙，动静、虚实之间，平朴，淡古，自足，有安身立命之象。

假使我们来谈论一位书家艰苦习字的过程，真草隶篆，从谁谁入手，兼采谁谁、谁谁和谁谁，自然是有意义的，但并不能说明这位书家的全部。因为，类似的学习过程，很多人也能完成。这正如一群到梨园去学戏的孩子，个个好嗓子，一样地聪明，一样地用功，但最终唱成程派青衣的，是程砚秋（哇，一米八六的个子，居然扮演女人），唱成麒派老生的，是周信芳（是不是，他的一条嗓子，早就坏了呀）。

因此，我想说，天分和刻苦只是习书的开始，造化和悟道才是成败的关键。

胡兰成著《今生今世》一书，开篇便言：

“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我乡下映山红花是樵夫担上带着有，菜花豆花是在畈里，人家却不种花，有也只是篱笆上的槿柳树花，与楼窗口屋瓦上的盆葱也会开花，但都不当它是花……这不当花是花，人亦不是看花赏花人，真是人与花皆好。桃花是村中惟井头有一株，春事烂漫到难收难管，亦依然简静，如同我的小时候。”

这段文字，我初读时便有感觉，重温它是在一次饮宴上，由画家陈丹青一字不漏地背出，像一个用功读书的小学生。上世纪九十年代，陈丹青从北京跑到南京，要找一个喜欢胡兰成文字的人，请这人吃酒，结果找到鄙人，请鄙人吃酒。酒是好酒，话也是好话，陈丹青一说起胡兰成来，两眼放光，滔滔不绝，胡著中的文字大段大段地背出来（这位仁兄还惯会背鲁迅、木心的文字），只把作陪的徐累、汤国两位画家晾在了一边。

其时陈丹青的身份，画家而兼文学中年（这年陈丹青已过而立之年了），胡兰成的这段文字，虽也提到绘画，文字也是标准的“胡体”，但到底不是绘画和文学的说项。

我想，陈丹青是指，这人世间有一样东西，广大无边，但没有形迹。山水，田畴，樵夫，楼宇，瓦屋，井，桃树，盆葱，槿柳树，映山红，之所以历历分明，只因它们“自在”。设若农人是为了饭米熟，要从灶膛里生出火来，便去砍一担柴，这柴上有没有花，是不管它的。故胡兰成言，“我乡下映山红花是樵夫担上带着有”。畈里的豆、菜和屋瓦上的盆葱，也会开花，但终是用来食用，开了花也白开。“桃花是村中惟井头有一株”，种在那里，却也忘了，就算开了花，也不当它是花。陈丹青是指着这样东西说——也就是胡兰成所说——“这不当花是花，人亦不是看花赏花人，真是人与花皆好。”

这里，明明白白是在说禅——胡兰成另有一本著作，便叫《禅是一枝花》。

禅，禅道，禅语，禅意，仿佛是玄而又玄的学问。我虽然不认为禅是玄学，但也不认为禅是显学，因为要说透它终不容易，还不如正心诚意，认这世上之事，人与花、人与物不可相扰，世事分明了，才会“人与花皆好”。

到了书法艺术里，这叫做“禅静之美”。

老实说，我读吴振立的资料，是觉得他有理由生出几分愤怨之气，来发泄发泄的。平民出身，插队落户十二年，回到城市，做一份管理仓库的工作，终是很辛苦的。他的面前，不是没有出现过另一种生活道路的可能性，例如他热爱音乐，有一条好嗓子，唱美声，当年就很有名。他也有过晋升的机会，事实就是当官，拿的俸禄也可多些。不过，他似乎总放不下一件事，这就是写字。无论是在乡下，还是回到城里，真正支撑他人生的，是写字。吴振立先生曾经在一篇访谈中，提到他第一次见到颜真卿《祭侄稿》时的感受，是一种“如骤遇故人，心扉洞开”、“夜不能寐”的狂喜。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诱惑，可以阻挡他在书法道路上前进的脚步。

我非常重视他见到颜真卿《祭侄稿》时的瞬间感受，重视他在西方音乐方面的天分和悟性，也重视他长期在底层工作中所显示的那份耐心与毅力。

胡兰成说“桃花是惟村中井头有一株，春事烂漫到难收难管，亦依然简静，如同我的小时候。”人小时候容易简静，老了之后可以复归简静，惟中间那一段未必能简静，除非像吴振立先生那样，有一种力量鼓舞着他，可以做到删繁就简，心无旁骛。

我热爱的已故哲学家张申府先生，亦有关于艺术创造的断言：

“创须撞。——庄带装。熟致俗。岁为祟。遂在随。”

这里是说，凡涉艺术创造的事，“撞”，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免不了的。然而，“熟致俗”，太熟的路径却走不得。“庄带装”，是说修为和技术——例如写字——“素面朝天”亦不可取。书家所说的“人书俱老”（人老了，手指变得僵硬、颤抖），与其说是技术的退步，不如说是精神的不死。反过来，“何妨带水又拖泥”（林散之语），与其说是技术的营谋，不如说是人到七秩之境的从心所欲，更为恰当。故张申府又言，“岁为祟，遂在随”。

许多事情，做好做坏，其实只在够不够自信，有没有底气。我每不喜现在京剧界老旦的唱法，每个字都用足了劲，像要砸出一个坑来。我爱的是从前的“老李派”（李多奎），演唱中有“衰音”，也不卖弄，你才觉这衰音迷人，马上消失，这才让你放它不下。我对南京名票俞律先生说起李多奎的衰音里有体温，暖人心窝，俞律先生注视我片刻，点了点头。我亦不喜现在几个名角唱的梅派、程派、裘派，无不过火，惟恐没人听，马上会离席。从前程砚秋是，嗓音像带点涩，压着，含着，在喉咙里滚来滚去。这很让人想起坊间的靛青蓝印花布，青青爽爽的蓝底白花，底子蓝得看去像带点涩，伸手一摸，是干爽的。

我看吴振立先生的字，会想到废名（冯文炳，我心仪的一位五四作家），废名似的一座古庙，和古庙前的黄叶飘飘。会想到沈从文，沈从文似的一条小溪，迤涎在荒野里，连人影也没照过。会想到周作人，知堂老人一贯的平朴和散淡。还有一宗物品，明清民窑的青花瓷，蒙翳华滋（官窑的青花瓷是莹澈富丽），堪与手工的靛青蓝印花布媲美，一样的清洁和凄美，不带一点匠气。

皆是世上的好东西。

三十年前，我因到过一间屋子，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从此便不能忘记。南京中山东路三百一十三号，南京人称作“东宫”的仿古大屋顶建筑，三十年前是江苏省作家协会的驻地，更早时是民国政府监察院的驻地。千真万确，二楼东首，我白天上班、晚上睡的那间，正是当年民国政府监察院院长、大书法家于右任的办公室。我对自己说，管它呢，我今天来到这里，只认东宫的今生，不认它的前世。可是事情来了，东宫太静，到了夜晚尤静，静到这静仿佛不是今天的，是过去的；静到这静即或是今天的，我却仿佛不是今天的人。我感到我周围有一种空气，类似于一个“场”，我之受制于它，是因为我“在场”。东宫的静，仿佛有“分贝”，我能听到；百米之外，中山东路上的汽车引擎声，车轮滚动声，人的喧哗声，仿佛没有分贝，我总也听不见。静的“分贝”中，我分明听见于右任的呼吸，脚步的走动，嗒，盖碗茶盏掀开，抿一口，又盖上。然后，极轻微的沙沙声，是毛笔在宣纸上书写。

我相信，于右任存世的诗文和书法，有一部分是在这间屋子里完成。那时陕西那个叫曾卓的人（其父当年是于右任的卫士），为一批于右任的书法，与政协的纠纷案还没发生，如果当时有这件事，我也许会听见于右任说：

“吵什么呢？不都是我写废的纸么？——捡了就捡了，吵什么呢？”

我终于庆幸，我可以夜夜住在“民国”，住在于右任的办公室，住在他的书法里。

今夜，此刻，我沉浸在吴振立的书法里。


唐炳良，作家，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先后任《钟山》编辑、《雨花》杂志副主编。小说曾获首届、二届“青春文学奖”、“雨花文学奖”、“广州文艺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篇散文、随笔被《读者》、《青年文摘》、《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作家文摘》、《杂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转载。著有小说集《父亲的行状》、散文集《华丽缘》、《苦茶居闲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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