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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墨缘 流水挹清芬
——韩国金膺显艺术馆国际名家邀请展序言
1995年秋，95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后，韩国金膺显（左一）、美国王方宇（右一）做客松竹草堂观摩古画。
韩国任昌淳先生说：“若说代表李朝各个时代的书者是李溶、韩镬、金正喜等人的话，那么能代表近现代百年间书坛的人物便是金膺显，我想这一点是没有人持有异义的。”同样，在中国和国际书坛也是没有人对此说法持有异义的。我作为与如初金膺显先生有近二十年工作伙伴关系和良好亲切私谊的忘年之交，站在东亚和世界艺术史的立场来观察、回顾和审视，金膺显先生在韩国近百年书法艺术的发展进程中，确实是无可取代的历史人物。
与中国一样，韩国在最近百年遭到了有史以来未有之历史大变局。如果说一代书圣秋史金正喜所遭遇的是国家内政与个人命运悲剧的话，那么，又一代书圣如初金膺显所遭遇的是国家颠复与文化变异的更大悲剧的时代。二百年前，金正喜通过一己之力在把韩国书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史高峰，二百年后，金膺显通过一己之力为挽救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价质观既将毁灭于一旦。有人把金膺显与“中国风”视为一物，这只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彻底渗透于东亚民族之时的新闻贬义词。金膺显用毕生的精力和艺术创造力，在延续着朝鲜民族自身悠久而光辉的文化传统。正如用英文书写的美国历史并不是英国史一样，用汉文所书写的朝鲜民族历史绝不是中国史。同样，用汉字作为载体所表现的韩国书艺并非附属于中国书艺，而是朝鲜民族自己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在各种西方艺术模式已经成为东亚民族文化主流的今天，如果评价金膺显先生的历史地位时可以使用“中国风”这个艺术史范畴的话，这恰恰体现出金膺显先生与众不同的特殊历史贡献，他的书法艺术不仅站在朝鲜书法艺术史的新高峰上，也站在东亚和世界书法艺术史的时代前列。
二百年前的一八0九年，金正喜随其任冬至副使的父亲金敬鲁到中国，在北京与中国学者翁方纲、阮元建立了友谊，翁方纲对他的学识有较好的评价。回国后，金正喜曾任成均馆大司成、兵曹参判等职，将重考证实学的金石学、考古学、碑学理论与碑学书风及汉诗在韩国传播开来。我在近期的书法史研究中，把清朝乾、嘉时期的碑学理论与碑学书风兴起界定为近五百年书法史的三个重要转折点之一，翁方纲、阮元正是这个历史转折点的开创者。而金正喜所触摸和践行的乾、嘉实学风习正是走在当时东亚学术和艺术史的前列。翁方纲所撰写的《艺舟双楫》、阮元所发表的《北碑南帖论》及其他们所搜寻、整理、编纂的大量金石碑刻著作，与金正喜吟咏考古发现的《石歌》等诗文集《覃研斋诗稿》、《阮堂集》以及金石学著作《礼堂金石过眼录》，具有异曲同工之美。他的“秋史体”正是以汉碑和北魏书风为主要特征的一代新书风，并成为韩国书法史的经典。全正喜的书法不仅是韩国书法史的经典，也是整个东亚近古书法史的经典之一。由是观之，二百年后，金膺显在做着与当年金正喜同样意义的工作。截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几千年中韩两国关系因殖民统治和战争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冰河期，金膺显在崔光烈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次年即一九九0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个人书法展，在中国首都北京掀起了一个韩国书法热潮，这个韩国书法热直接成了一九九二年中韩两国复交的前奏。我在十年前撰写的《我与书法二十年》中，把这金膺显先生的这一事迹称之为“中韩书法的破冰之旅”，这一“破冰之旅”是金正喜时代所没有面临的困难之行。今年九月，韩国总统朴瑾惠应习近平主席之邀来到北京参加阅兵典礼，标志着中韩友谊的新高潮，这让我们更加难以忘记金膺显先生作为艺术家敢为天下先的担当精和为中韩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当然，我并非在此着力书写金先生的外交意义，而在观察、研究金膺显的中国之行中所带来的书法断代史特征。
某些评论家以“中和”和“心线”来评价金膺显先生书法，虽未有错但仍皮毛。四卷本的《如初金膺显手墨》是作者于一九九六年即古稀之年的自选作品集，试从诸体析之即可见其匠心。从一九八九年“破冰之旅”开始，金先生涉足于华夏之大江南北黑山白水之间，诸体皆为大变。论篆书：观安阳殷墟甲骨文，作《集契字四言屏》、《集唐人句五言斗方》、《集甲骨字五言轴》、《日月元吉七言联》等朱书，并作大幅《主人古老七言联》、《俞越句七言联》等佳作；观中原商周青铜器，作《集周罍铭字轴》、《东周铜器铭古篆屏》等。论隶书，观秦汉简牍、帛书，作《贞为芳作五言联》、《唐李嘉祜七言联》、《唐赵嘏七言联》等。这是金正喜乾、嘉以至道光金石学时代以来所未有的金膺显时代的篆、隶新体，这是汲取中国现代考古学资料后所形成的破体新书风。这与从翁方纲、阮元、伊秉绶得小篆笔法，从东汉末年山东诸汉碑得隶书笔法的金正喜书法大异其趣。即使其一九九四年的两丈力作《金正喜五言诗大卷》，是在汉《石门颂》结体上也参以汉简的逶迤松放的篆笔作隶之法，较金正喜更为老辣淳厚和新奇。细观他的一九七九年的力作《孔德之容帛书六屏》和《老子甲乙本墨书》跋语，不仅记载他对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的考证，而且显示了他对这种篆、隶过度时期破体书的技法汲取与深度的表现力。金膺显和同时期的中国书家一样，跨越了乾、嘉时代以来的碑派书风，进入了一个书法的新时代。如果把金正喜对中国乾、嘉时代和金膺显对中国现代考古学时代之接受、发展和创造过程称之为“中国风”的话，那么，金膺显和金正喜一样，都是“中国风”所代表的东亚书法革新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分别把近代和现代东亚书法艺术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除了篆、隶创作外，再细审金膺显楷行作品，尤其是七十岁以后的暮年书法尤是一个极大的跨越。的确如论家所说，金膺显是一位重“唐法”的书法家，这从他早期的书学论文《唐代楷书对东国的影响》，以及他在《东方书艺讲座》等学术谈话对韩国青年书家的教导和对日本现代书法的批评所阐述的观点可以看得出来。他告诉韩国青年书家首先要学习正统的经典范本，再借鉴新出土的资料。他认为，日本书家比较注重表现自我，写的隶书和颜体字是不符合法度的，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他身体力行，在《好大王碑》及汉碑上下足了功夫，同时在唐楷和颜行上也垫定了深厚的基础，并显示了对汉唐经典深刻的领悟和把握能力。他的两丈大卷《李珥应制龙门诗卷》则是其对《好大王碑》运用自如的体现。他的楷书多取法于北魏，其方笔峻利，结构周正，与全正喜相较堪称略胜一筹。其代表作有《金昌翕窦广国诗四屏》、《孟子尽心章句轴》等，均显示了对北魏各种风格体式的运用。不过，他的重点则在颜行的取法上。一九八四年所作《欧阳修醉翁亭记》和一九八六年所作《乙支文德将军传十轴》，均运用了颜真卿《争座位帖》中锋用笔的纯熟技法，作品雄厚强劲中尤显从容与严正的气度。但是，金膺显先生到了古稀之年，出了四大本《如初金膺显手墨》之后，大家以为他已大功告成，从此艺术定型之时，没想到他衰年变法，在行草方面一改唐法的严谨，大得宋意之精髓，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如初先生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除了才学之外极重气节风骨，因此他和金正喜及翁方纲等一代一代东亚知识分子一样，十分崇拜苏东坡，将之视为人生之楷模。上世记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在四川召开了一个学术会议，他带了一大队人马赶来参加。除了考察东汉崖墓之外，他还专程去拜谒过眉山三苏祠，以表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一生也书写过许多东坡诗文。东坡的论书名句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这是苏东坡所确立和影响中国其后一千年的文人写意艺术观的生动描述。到了暮年，金膺显如大彻大悟般地从唐法走到宋意，实现了艺术生命的蝶化。二00五年，国际书协在首尔中国文化中心成立时，如初先生邀请全体中国同行到他指定的一个会馆午宴，如初先生坐着轮椅接待我们。当时，那个会馆挂了满壁书法，皆是金先生的近墨。我和马世晓、曹宝麟、于明诠、赵长刚、胡秋萍、邵岩等中国书家在权昌伦、李敦兴等先生陪同下，一见其新作即大为惊讶。这些作品给我们所有中国书家巨大的震撼，即在于“天真烂漫”的书写，忘却笔墨之法，一派大家气象。与之相交近二十年，今天真有刮目之感，并当场即呼：“有谢无量遗意！”这些率意苍老之笔，完全没有韩国书家历来重视“始艮终乾”之起笔收笔形态和裹笔中锋的行笔之法，颇有八面出锋不衫不履的刷笔之意，这正是苏、米的宋人之法。我当时很想和如初先生聊聊他这衰年变法由唐入宋的心得，可惜他已衰病而不能大声随意地说话了。在他羽化将近十年之际，我斗胆对金膺显书法的评论如有违作者初意，也无法顾及了。我认为，纵观东亚各国书坛名家，能对传统浸餽深入者多，但能不断吸取新的创作资料而丰富创作风貌者少；能始终保持艺术水平并不因年事增高而退步者不多，但能不顾数十年积累不怕失败的衰年变法者罕见！如有，则如初金膺显是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未，韩国美术协会暨书艺分科委员会取消官办去行政化后，金膺显先生发起和领导的东方研书会在实现文艺社团现代化常态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金先生与赵守镐先生为首的韩国书家协会、杨镇尼先生为首的韩国书艺协会三足鼎立相互合作相互提携，创造出一个既竞争又和谐的韩国书坛的空前繁荣局面，并走出国门发挥出世界性影响，金先生已成为有口皆碑的群伦领袖。今天，我们各国书法家齐集在金膺显先生故居的如初书艺馆，举办“国际书法名家邀请展”开幕式，并以此纪念这位国际书法界的历史性人物，让我们得以回顾他在现代韩国书法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以及在推动中韩、东亚和世界书坛双边多边友好交流的丰功伟绩，已经充分显示了金膺显书法的国际影响力和艺术史地位。我因此有《依青莲韵中秋有怀故友金膺显夫子》俚句为献。云：
吾爱金夫子，风流东国闻。
红颜倾汉城，白首驱眉岭。
醉月佳句出，挥毫龙蛇惊。
高山仰墨缘，流水挹清芬！
谨代为序。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 刘正成
二0一五年中秋前夕于北京泥龟梦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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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1 1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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