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推荐]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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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全集.清代名家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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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元的书学与书法
                                   
                                   叶鹏飞
    清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经过嘉道变革，书法呈现出缤纷多彩、流派纷呈、风格各异、名家辈出的“中兴”景象，给中国古代书法史划上了一个华美的句号。而阮元在其中是一位极有作用的人物，他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 阮元的生平及时代
   
     阮元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十六。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老人、经老人，江苏仪征人。阮元五岁开始识字，十一岁开始习文，二十一岁试取入仪征县学，二十二岁科试第一名，补廪膳生员，二十三岁时中举人，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二十六岁时中进士，为殿试二甲第三名，旋充国史馆、武英殿纂修官，可谓仕途畅达。又在乾隆五十六年圆明园大考中，被乾隆帝亲擢为第一名，受乾隆帝赏识。此后历任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出任浙江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地方大吏，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1838）告老还乡，里居十多年后逝世，卒溢文达。
    阮元在清代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几乎活跃了近半个世纪：他于嘉庆初年先后两任浙江巡抚，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在当地兴修水利、赈灾济荒、整顿盐务、安定海疆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在江西巡抚任上，平定天地会起事，安定了局面；他于嘉道之际任两广总督，先后兼署广东巡抚、学政等职，在任十年间大力整顿海疆防务、整饬军备、以防外敌，严禁鸦片，为巩固疆防作了很多贡献；于云贵总督任上，他多次处理边疆土司纠纷，为处理好民族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阮元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始终坚持学术研究和书法研究，不仅于官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整理典藉、刊刻图书，而且勤奋不懈地著述，在经学、史学、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造诣。因此，阮元的一生与乾、嘉、道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同时，阮元的宽厚待人，也赢得人们的尊敬。据《清代名人轶事》一书载：在嘉庆甲子浙江乡试时，阮元为监临，“第一场点名时，搜检官某以士子怀挟之文字，在功令不得不然，吾辈当体圣主作人之意，爱养为先，何可任意某求，罔顾大体乎？跪白于公（阮元），公若为弗见也者。某乃起置文字于案，公取视之，正色曰：‘此旧帐簿也，安所用之。’某惶惑退去。公尝谓僚属曰：‘士子入围，能带文字，不能带福命。国家严怀挟之罪’存心仁恕如此，宜乎富贵寿考，兼备一身也”，由此可见其为人之一斑。
    阮元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盛急剧转衰的时期，乾隆在其执政后期，陶醉在“十全武功”之中，听凭权奸和珅当道，吏治腐败、贿赂盛行，急剧膨胀的人口大大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激化了矛盾。就在乾隆禅位这一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绵延数省的暴动，历时九年，使清廷耗费了二亿两白银。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已味觉到“盛极即衰”的来临，却又不敢多发议论。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已逼使士大夫们钻入故纸堆中，从事与现实政治无关的考证，免遭身首异处、满门抄斩的下场，士风之萎靡，为历朝所罕见。
    嘉庆当政后，颇想励精图治。逮捕和珅、撤换官吏，终止豪华的南巡，厉行节约。更值得一说的是他认为已不存在汉族士人用文字来“反清复明”的危险，开释“文字狱”犯人。还鉴于旗人督抚的贪污腐败，开始重用汉人为督抚，自此督抚一级的大员，汉人开始多于满人。可是，嘉庆并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的改革也只是悄悄地进行，他面对的是乾隆盛世遗留的社会危机。一方面他广开言路，命令官吏可以直接给他上奏议；另一方面，他又怕士人论议朝政，抨击时弊，以至洪亮吉的上书所指出的吏治腐败、风俗日卑又使他承受不了，“文字狱”的阴影一直到道光朝也未能完全清除，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感叹。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锈门，惊破了封建王朝的美梦。其实早在乾隆时期，西方崛起的英国，已在觊觎中国的虚实，思索着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而清廷上下，对英国一无所知。当一个老大帝国被迫拉入世界竞争的格局中，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有识志士已在思考和寻找救国的方案，“经世致用”的思想应运而生，思想、学术的异常活跃，成为嘉道时期的一个特色。
    阮元青年早达，历官三朝，始终兢兢业业，清慎持躬，亲自参予处理地方及朝廷的许多重要政务。龚自珍在上海为阮元作《阮尚书年谱第一序》，赞扬其的武备。指出英国人的贸易“实乃巨诈，拒之则敂关，狎之则蠹国”，必须向阮元那样加强海防，严加戒备。又称其作官“仁心为质，施于有政”，其学术“波澜之壮阔焉”，“功在训迪者也”。阮元以学者位致通显，在身体力行，著述不辍的同时，时刻以提倡学术、奖掖人才为己任，不仅自身成为乾嘉学派的强有力的殿军，而且左右了一代学风。
                     
                          二、阮元的书学贡献
   
     阮元的书学在书法史上有关崇高的地位，尤其是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清代书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拨开了迷雾，成为清代碑学的开宗宣言。
    阮元的书学观的形成，是他治学广博的结果，与他深厚的学识分不开。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仪征学案》中说阮元“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所著《性命古训》、《论语》、《孟子论仁论》、《曾子十篇注》，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说明了阮元既是一位“通儒”，又是一位“经世致用”的倡导者。
    阮元的学识极为全面，不同于狭隘局促的考据学者。在经学上，他曾校刊了《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又名《学海堂经解》）、编《经籍纂诂》等书。在治学上，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弄清古代经典的内容、意义，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并将音训是寻求“义理”的工具而非治学的目的。王国维认为阮元的经学“以宋儒之说还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三代，而使吾人得明认三代与唐宋以后之说之所以异，其功固不可没也”。阮元对文化史资料的整理和考证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从概念上辨别了孔子与宋儒的不同，扫除宋儒所强加于古籍的种种神秘色彩和附会。阮元还认为，训诂的作用不但能通经、而且还是政治的根本：“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他用考据学者的家法，以复古为口号，着眼于考据与政治的一体观，倡导振衰求变、经世致用的学风。他还著《畴人传》，成为我国第一部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专著，可看出他的“致用”性。刘师培作为近代史上的特异人物，在学术上、政治上皆有惊人的表现，而他极力推崇阮元的观点，给予其很高的评价：“阮氏之学主于表微，偶得一义，初若创获，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贯纂群言，昭若发蒙，异于饾饤猥琐之学”。
    在文学上，阮元主张以恢复六朝的“文笔之辨”来倡导“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点，试图划清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他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云：“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纪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为古文乎！”古文派津津乐道的文统及其心中的写作偶像，却被无情破坏，这是对声势犹盛的桐城派的一次严重的冲击。阮元当时大力提倡“文言”，主要是着眼于改变古文创作中平直疏浅，音韵失和的习气，也是为了纠正桐城派雅洁有余、文采不足的创作倾向。刘师培还作《广阮氏文言说》一文，发展阮元的文学观。
    可以说，嘉庆的改革，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促使着士风的转变，打着复古旗号的变革思潮，滋发了书法变革的思想：为书法艺术摆脱了“康熙尊董、乾隆爱赵”的羁绊。此时阮元极为关注着书法艺术的变革，他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去研究帖与碑的源流派别，“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亲眼所见及亲自收藏的南北朝碑志就不下七八十种，对秦汉魏晋及北朝书法的感性认识已大大超过了前代学者，在嘉庆年间写出了《南北书派论》和《南帖北碑论》，首倡南北书派，从理论上为近代碑学的兴起提供了依据。
    在书学上阮元首先在《南北书派论》和《南北帖碑论》中确立了汉碑的地位，提倡书法要“溯其源”、“返于古”，隶书是重要的一环。认为“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从文字发展演变过程来论述正、行书中的隶书渊源，颇重汉碑的“古法”，并以这种“古法”为宗，来反靡弱的俗书。其次，对北碑竭力推崇，他从南北两派书法作品的流传上来说明北碑比南帖更为可靠更接近原来的真面目，认为后世流传的晋人法帖都是几经钩摹已非原样，而北碑之刻皆为原刻，仅下真迹一等。他还在《复程竹鵰编修书》中对王著所纂的《淳化阁帖》最为鄙视，认为此帖“全将唐人双钩响拓之本画一改为浑圆模棱之形，北法从此更衰矣”，他推重北碑，追求雄强古朴之美的书法--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又适应了书法艺术振衰求变的需要。
再者，阮元在推崇汉碑、北碑的同时，还竭力推崇唐碑，他在《颜鲁公争座位帖跋》中认为：“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争座位》稿如镕金出治，随地流走，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夫不复以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为行书之极致，试观北魏《张猛龙碑》后有行书数行，可识鲁公书法所由来矣”，他的唐代大书家亦取法北碑的观点，对晚清师法唐碑、北碑书风的盛行起到了极大作用。
                 
                         三、阮元的书法成就
   
     魏晋以后至明代，隶篆衰微，长期不能振作，明末清初隶篆的探索开始逐步地被重视。由于以隶、篆为主要素材的文字学作了先导，所以乾嘉之际，首先在篆隶上涌现出大家。其中成就最大而影响深远的是邓石如和伊秉绶，他们的书法是上继乾嘉隶篆书风，下开了晚清隶篆的风气。
    如果说邓石如是一位学碑的典范，那么阮元则是一位倡导碑学的领袖。阮元倡导的碑学与他自己的身体力行的书法实践是一致的，他的书法是从帖向碑转换的基础上，来不断实现自己的观念的。
    阮元的隶书有着厚重浑穆、端庄博大的特色，又能在厚重中透出灵动，这是他与前辈书家的不同处，乾嘉之际隶书大家的书风多是厚重、端庄的一格，这已成为当时的时代特征。阮元隶书用笔坚劲，笔画圆浑，体态多伸展之势，并不逊于当时的隶书大家。这是与他的勤奋苦练、博学多闻所分不开的。方朔在其著《枕经堂题跋·石门颂》跋云：“此碑近日学者少，得者亦少。姜玉溪先生藏有阮文达公旧赠一联，波澜无二，始知公之寝馈于此刻者久矣”说明了阮元师法过《石门颂》；方朔又在《百石卒史碑》跋云：“阮文达公中年亦力学此碑。鲁孝王石人有‘乾隆甲寅阮元移置’八字，尚未臻极，至西湖之诂经精舍横额擘窠四大字，则纵横排列，无一不神会此碑也”，说明了阮元又专心师法过《百石卒史碑》（即《乙瑛碑》）。阮元的隶书受时代书风的影响，与邓石如、伊秉缓、桂馥的隶书有很多相通处。其结体偏长，时用横粗竖瘦的笔法，使之在厚重中透出灵动--既与同时代的书家有共同处，又与前辈书家有明显的不同处，具有着自己的特色。
    阮元的篆书以方正坚劲为特点，伍崇曜《石渠随笔跋》曰：“文达所作书，郁盘飞动，间仿《天发神谶碑》，尝书学海堂匾二，一悬堂中，一悬文澜进院，前后不同，如出一辙，则法度存也”。晚清时期，篆书创作亦是空前繁荣，继承乾嘉遗风，而又别开生面，打破了承承相袭的李斯式的工整清雅为特点的格局，开始风格多样。阮元即是得到《天发神谶碑》的启发，以方笔作篆，这又大大地启发了后人，此后与阮元同乡的吴熙载即是师法《天发神谶碑》而写得极有成就的一位书家。
    帖学并不是保守的代称，事实上，清代乾嘉之际的好帖书家已露出食古欲化的端倪，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虽然代表了当时帖学的高峰，但他们多少在唐碑上及汉碑上下过功夫。碑学的兴起，出现了许多师法唐碑的书家，这些书家以唐碑与汉碑、北碑相结合，尤其是以欧、颜、柳为基，成为晚清书法的一个特色。道光皇帝是推崇欧楷的，他喜欢的是“干净匀称，以避谬讹”的实用欧字，也使士子们学欧成风，以至形成典型的“馆阁体”。可是，道光的号召力毕竟要比康熙，乾隆小得多，然则他的习欧号召又正好与碑学兴起后推崇的唐碑、北碑有某些相合之处，促使师法唐碑者众多，成为碑学兴起后的热点。
    阮元的行书和楷书，早年受董其昌书风影响较大，由于清代书法是受到科举殿试制约的：“新进士殿用大卷，朝试用白折，阅读者但重楷书，乃置文字于不顾，一字破碎，一点污损，皆足以失翰林”，这是古人的无奈之处。所以，阮元早年练就了非常严谨、规矩、端正、秀劲的楷书和行书。从其早期作品来看，书风超逸、端庄、工整、，不论是结体还是用笔，都相承董法，并没有自己的特色。嘉庆以来，阮元在倡导碑学的同时，不但致力于汉碑，而又致力于唐碑，书风为之一变，使自己的书法观与书法创作达到了默契。阮元学颜，主要得力于《争座位帖》，在用笔上从“内”变为“外拓”，圆转笔法增多，结体上溶入隶书结体的特点，字形稳重而含蓄，有着线条苍劲，浓淡枯湿变化的特点，颇得浑厚之象，冶碑帖于一炉了。
                        
                          四、阮元的书史意义
   
     通观达历史，就会发现晚明以后，学碑书家不断增多，尤其到了乾隆时期，已渐渐可观，但真正意义上的碑派要待阮元确立理论为开端。阮元之前，碑学的地位仍然低微，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造成的。书法与治学一样，不仅要尚古，而且更崇拜正统。唐宋以后的书家，大多称自己师法“二王”，行必《兰亭》、楷必《黄庭》，汉碑、北碑虽有古法，但无“王法”，师碑者，被视为“非正道也”。所以乾隆之际的郑板桥、金农、李复堂、邓石如在当时难免遭受嘲讽。阮元提出碑帖的分类，实际上是其总结这些碑派书家实践的结果，为碑学开山劈路，而真正意义上的碑学书家，也是从在扬州活动的邓石如和伊秉绶为开端的。
    阮元将北派书法推到与南派相提并论的地位，并为北派书法何以在唐宋以后衰微给予辩护，指出是“太宗独善王羲之书”、“王氏一家兼掩南北”、“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之故，非北派自身书法不佳的道理，还将北碑书法推到了“犹如汉隶”的崇高地位，与当时推崇汉法的学风相一致。乾嘉学派在学术上提倡实事求是的考证功夫，阮元作为朴学大师，在书论中也引入了考据的方法，处处证之以史，从而在文献上为其书论找到了依据。并以碑版与正史记载相佐证，为研究不同时代的历史和社会情况提供实物资料，也为晚清书法提供了新的师法范本，奠定了书法变革、发展的基础。
    阮元在书法实践中，也是偏爱碑学的，他不仅大量收罗汉魏碑石进行考证临摹，而且还翻刻一些原石已毁的优秀碑石如《天发神谶碑》等，以昭绝学。而他推崇汉碑、北碑、唐碑的目的，更是“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为袆欤！”
    清代碑派书法的确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力于阮元显赫的地位和学坛的威望，与乾嘉时期的著名书家伊秉绶、桂馥、洪亮吉、黄钺、张问陶为同科进士。阮元的《南北书派论》观点一出，很快得到了书家的积极响应，并产生了声势浩大的碑学狂涛，如果阮元是一介并无影响的布衣，那么又能鼓动多么人呢，这与阮元早年得志，历乾、嘉、道三朝高位密切相关。他爱好和推崇汉碑、唐碑以及北碑的观点影响了一大批人。从其与书家的交往上看，他也是极其资深的：孙星衍、朱为弼、李富孙等人曾在他抚浙江时所立的诂经精舍受其骋讲学；陈鸿寿曾随他作幕僚，而张廷济则为其学生辈。阮元的影响一直到他去世后的几十年的俞樾，在诂经精舍作主讲，课徒仍一依阮元成法。阮元书法的师法唐碑，形成了师唐风气，如当时的张望适济、英和、吴荣光、杨解、林则徐等人，他们不是师颜，就是师柳师欧，而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还诞生了像何绍基这样一位师唐碑而出新意的大家。师唐的风气，一直延续影响到清末翁同和、谭延闿等人。
    阮元对书法艺术的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他倡导碑学起，晚清的书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是师法汉碑，使隶书、篆书创作达到空前的鼎盛；其次是师法唐碑，以碑学观念来研习欧、颜、柳式的传统楷书和行草，使之有新的突破；三是崇尚北朝碑版，树立了以“金石气”、“质朴美”为尚的新的书法审美观，在表现形式上创立了新的范型；四是碑帖的结合，书家们或立足于碑学，对帖学加以重新审视，或立足于帖学对碑版加以改造，最终出现了碑帖相溶的新风格。

子昂

呵呵，叶鹏飞老师人很好的，子昂还蒙其赠书呢，虽近在咫尺，也无缘得见，改天有空一定要去拜访~~~

谷雨生

这是一位好编辑。

蘼芜居士

是居士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