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的甲骨文发现与研究

别部司马

                     新中国建立后的甲骨文发现与研究
新中国建立伊始，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殷墟这一埋藏甲骨文的地下宝库。1950年春天，新中国的各项建设还处于百业待举的情况下，国家就拨出专门费用，恢复了对殷墟的大规模科学发掘。随后，国家文物部门又将殷墟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殷墟设立了专门从事殷墟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考古工作站；六十年代，又在该站建立起专门陈列展出殷墟出土甲骨文和其他文物的殷墟陈列室，供中外学者和广大群众参观学习和研究之用。在这一基础上，停顿多年的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其规模和成就都是旧中国的殷墟发掘工作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随着殷墟科学发掘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建国以后在甲骨文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例如，1950年春季，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的第一次殷墟发掘中，在小屯村西边的四盘磨村西地SP4探坑离地三米的SP11小探坑内，发现了一块横刻着三行包括有由数字组成的文字的卜骨(图28)。这些有数字组成的文字被学者称为甲骨文中的异形文字。四盘磨西地甲骨文的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这一发现 使得人们对殷墟甲骨文出土范围的认识较前更为开阔，学 者们发现以前那种认为只有小屯村及其附近一带才出土甲 骨文的看法显然是不当的。这一新的认识在以后的殷墟发 掘过程中曾经再次得到证实。例如，1958年至1959年的殷墟 发掘工作中，在小屯村东北洹河对岸的大司空村又发现过 两块带字的卜骨。其中一片是在灰坑114中发现的，是一块 整治粗糙、臼角未经切除的卜骨，其正面刻有“辛贞在衣”四个字(图29)；另一片刻有“文贞”二字。这两片卜骨经专家 研究，认为都是习刻作品。虽然如此，“辛贞在衣”一片也极 富有学术价值。“衣”依甲骨文通例应为地名，过去学者们都 认为衣地在沁阳附近，而这片卜骨发现于殷墟范围内，这就 使有的学者据以提出“衣”地可能就在安阳附近而与当时的 王都有着密切联系的新看法。


此外，小屯村及其周围也还继续有甲骨文出土。例如，1955年秋季，曾在小屯村的灰坑H1中，出土有一块带字牛胛骨，上面刻有“丁卯。癸亥卜，王其入商，*乙丑王弗每，弘吉”等字(图30)。又如，1971年12月，小屯西地1号探沟内发现21块完整的卜骨，其中有10块刻有文字(图31)。关于这批甲骨文的时代问题，学者间曾经有过较大的争论，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建国以后殷墟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是1973年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所发现的一批甲骨。这批甲骨共7，150片，其中有字甲骨有4，829片。这批甲骨不仅数量较大，而且所刻卜辞的内容也极丰富，几乎广泛涉及到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活动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商代历史文化的又一批弥足珍贵的史料。小屯南地发现的这批甲骨文资料，从时代上讲，除一小部分为第一期和第五期的卜辞外，绝大多数为第三、四期的卜辞，其中尤以第四期武乙时代卜辞为多，康丁、文丁时期的卜辞也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这批甲骨文绝大多数都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且大多都与陶器有共存关系，这就为甲骨文分期断代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新资料。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积极制订、宣传和贯彻国家有关历史文物政策，大量私人手中收藏的甲骨多被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单位陆续征集、收购起来，予以妥善保护，以便为研究人员集中提供甲骨文资料。例如早期刘鹗、罗振玉和哈同夫人所藏的甲骨文，几经辗转，最后都收归浙江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旅大市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与此同时，许多文物收藏家和甲骨学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甲骨文藏品以各种方式捐献给国家主管单位。例如上海的大收藏家刘体智曾将自己珍藏多年的28，000多片甲骨文藏品捐给了文化部，后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又如最早的甲骨文收藏家兼甲骨学者王襄，也将自己五十多年中搜集到的甲骨文藏品献给了天津市文化局，后归天津市博物馆收藏。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内的甲骨文藏品除了极少数尚在私人手中外，绝大多数都已收归到九十多个博物馆、图书馆、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这不仅使过去零散的珍贵文物相对集中起来得到了妥善保管，同时也为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带来了方便。
建国以后，甲骨文研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首先在甲骨文的流传工作方面，胡厚宣一面努力以新的立场，应用新的观点方法，对甲骨文字作一番新的研究，一面积极从事甲骨文资料的调查、搜集和著录公布工作。他从1951年起陆续编集出版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上、下)、《战后京津所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上、下)等四部甲骨文著录书。在这四部甲骨文著录书中，除了公布了他自己从抗日战争结束后所按集到的重要甲骨文资料外，还将当时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国内公私收藏的重要甲骨文藏品尽量收录，总共公布了甲骨文藏品13814片，约占段墟历年出土的全部甲骨文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中大部分资料都是第一次著录的新材料。在著录甲骨文的体例方面，他也突破了以往已出版的各种著录书的局限，采取了分期分类的编排方法。他把董作宾五期分期学说中的三、四两期合为一期，从而把全部甲骨文材料分成四期，然后在每期甲骨材料中再依材料的内容性质分为若干门类。甲骨材料经他这样编排后，不仅眉目清晰，而且科学性极强。他所开创的这一著录甲骨文资料的新体例，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国外不少学者在编纂甲骨文著录书时，也纷纷仿效他的体例。胡厚宣上述四部甲骨著录书的编印出版，是他长期努力访求、搜集、整理甲骨文的结果，其中蕴含着他献身于甲骨文研究事业的大量心血。这些甲骨文著录书的印行，不仅使长期沉埋于公私收藏者手中的零散甲骨文资料得以集中刊布，而且使这些凌乱的甲骨文资料得到初步的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了胡厚宣之外，还有一些甲骨学者也先后编印了一些甲骨文著录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亚农的《殷契摭佚续编》、郭若愚的《殷契拾掇》(一、二编)、陈邦怀的《甲骨文零拾》等。此外，解放前已经编讫尚未印完的《殷虚文字乙编》的下辑，也在五十年代初期分别在我国台湾和北京出版。
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也先后出版过许多种甲骨文著录书籍。例如，董作宾和严一萍曾于1956年编印了《殷虚文字外编》，饶宗颐于1956年编印了《日本所见甲骨录》和《巴黎所见甲骨录》，并于1959年编印了《海外甲骨录遗》，又于1970年编辑出版了《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
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国外也陆续编印了一些重要甲骨文著录书籍。例如，日本著名甲骨学者贝塚茂树曾在五十年代末编辑出版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一书，松丸道雄曾于1979年出版过《谢氏瓠庐殷墟遗文》一书。加拿大学者许进雄在七十年代先后编辑出版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文字》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两书。美国学者周鸿翔也于1976年编印了《美国所藏甲骨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来，由郭沫若任主编、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册已经陆续编讫出版，使学术界有了一部可资利用的集大成的甲骨文资料总集。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全部甲骨文资料编为《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正式出版。这是继《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资料书。这部书不仅材料丰富齐全，在编排上还完全按照坑位关系系统编排，并且在每片下面都明确注明出土坑位和地层关系。这就为学者们结合考古资料更科学地研究甲骨学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建国以后甲骨文研究的另一项成就，是甲骨文的缀合与辨伪工作。甲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由于骨质松脆，甲骨背面经过钻、凿和烧灼，出上时极易碎裂，再加上出土后又屡经转运、转卖和各种人为的损坏，往往一片完整的甲骨几经断裂最后成为碎片，并常常分属几个藏家，弄得身首异处、面目皆非。这种支离破碎的甲骨文碎片，如果不经复原，就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固有联系，使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很早就有学者注意把原来同属一片而散在各处的甲骨文粹片拼接在一起，使之复原为一片。这种工作就是甲骨文的缀合工作，它是甲骨文研究工作中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最早注意到这一工作的是王国维，他在1917年曾将《戬寿堂所藏甲骨文字》中的一片与《殷虚文字后编》中的一片加以缀合(图32)，从而发现了自上甲至示癸的商代先公世系次序与《史记·殷本纪》所记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1933年，董作宾在王国维缀合工作的基础上，又再补缀上一片，使这片甲骨更为完整(图33)。1933年，郭沫若在编纂《卜辞通纂》的过程中，曾经缀合过30多片甲骨，随后又在《古代铭刻汇考》一书中补充了经他缀合的甲骨断片的八个例子。董作宾后来在编写《殷历谱》一书的过程中，又缀合过许多甲骨碎片。这些缀合工作曾经给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建国以后，致力于甲骨文缀合工作的学者也有很多。例如，1950年，曾毅公曾将他多年的缀合工作成果汇集成 书，编印为《甲骨缀合编》，共收录已缀合甲骨396片，取材 于32种主要甲骨文著录书，其中不少都是非常重要的材 料。比起他在解放前出版的《甲骨（上双下双）存》一书，规模要大得 多。 《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两书所收录的甲骨 文资料，虽然都是解放前殷墟发掘所得的科学发掘品，但它 们在出土之后屡经周折，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搬运， 其中多数原来比较完整的甲骨都已破碎成为失掉原有联系 的碎片，这种状况曾给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为了使这些失去联系的甲骨碎片重新会合，郭若愚曾经精 心拼接，缀合出324片。随后，曾毅公、李学勤又在这一基 础上进一步拼合，缀合出郭若愚尚未缀合的甲骨158片，并 于1955年汇合三家缀合结果，印为《殷墟文字缀合》一书， 共收录缀合甲骨482片。
另一位对甲骨文缀合工作做出较大贡献的是台湾学者张秉权。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根据实物对《殷虚文字乙编》中所收录的YHl27坑出土的甲骨碎片进行拼接缀合，复原出较完整和较大的甲骨300多片，先后编为《殷虚文字乙编》上辑、中辑和下辑共6册，分别于1957年、1959年、1962年、1965年、1967年和1972年在台湾印刷出版。还有一位台湾学者屈万里，对《殷虚文字甲编》进行了拼接缀合工作。他除了纠正了《殷虚文字缀合》误拼的一些错误外，又新缀合了106片甲骨。这些成果收录在他在1961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一书中。此外，原在台湾后又旅居美国的严一萍，也于1975年编印了《甲骨缀合新编》一书，全书共十册，总共收录已缀合的甲骨文资料700多片。他还专门将以往误拼错缀的甲骨加以订正，印为《甲骨缀合订伪》一册。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缀合工作在最近一些年来，又有新的异军突起，这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缀合甲骨文试验工作的展开。随着电子计算机进入到现代生活，1973年国外有人开始尝试利用电子计算机对甲骨文进行缀合。1974年，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探索。根据童恩正、张升楷、陈景春等人的报告，他们选用了殷墟第三次发掘中在大连坑出土的263片卜甲和殷墟第四次发掘中E16坑中出土的154片甲骨，编出程序，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缀合试验，结果成功率达到40％左右。虽然从成功率看还不算十分理想，但它毕竟开创了将现代技术应用于甲骨文研究的先例，是甲骨文研究通向现代化的一个可喜的先声。
甲骨文的辨伪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甲骨文发现后，随着它的广泛流传和人们的积极搜求，其价值日渐昂贵。商人们为了牟利，便请人刻制假的甲骨文冒充真品，经过转售而广泛流传。甲骨文的伪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甲骨本身和上面的文字全是假的，例如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土早期收买的甲骨文，不少都是用新鲜牛骨炮制后刻上文字的假甲骨文。有的则是用殷墟出土的无字骨刻上假字，或用真的甲骨文作底本进行仿刻伪造，或在甲骨上真的字数较少的甲骨文旁边再加刻一些假的甲骨文。例如解放前安阳城内即有一位专为古董商刻制假甲骨文的兰宝光，他所刻制的假甲骨文就欺骗过不少学者。这些伪刻的甲骨文有时也出现在一些学者编印的甲骨文著录书中。如果对甲骨文不加鉴别地运用，就会出现以假当真或以真为假的情况，这都会给甲骨文研究工作带来不应有的干扰和损失。
早在解放以前，就有不少学者做过一些辨伪工作。例如，郭沫若、胡光玮、董作宾、陈梦家和容庚等人都曾对《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的伪刻部分有所辨正。解放以后，仍有一些学者对这部书中的有关材料继续进行辫伪工作。
学者间意见分歧最大的是对其中的第1056片所谓“儿氏家谱”这片大骨(图34)的鉴定意见。五十年代中期，陈梦家、李学勤曾经认为“儿氏家谱”不是伪品，并断定它是武丁时代的家系刻辞。于省吾认为它并非伪品，并据以论证了商代王室和其他贵族的谱牒世系的上限，应在夏末商初之际。最近，胡厚宣论证了这片甲骨系伪刻。


对于《甲骨卜辞七集》一书中所收录的孙文澜旧藏甲骨，学者们意见也不一致。1956年陈梦家认为这部分甲骨全是伪刻。有的学者认为这部分甲骨非但不伪，而且内容较精。
此外，过去不少学者在谈到我国古代蚕桑史时，大多都以刻在甲骨上的所谓蚕桑图形的甲骨文作为商代已有蚕桑生产的例证。这种刻有所谓蚕桑图的甲骨文共有2片，经考古学专家鉴定，这2片都是伪刻。
上述这些辨伪工作，对于有效地利用甲骨文资料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甲骨文文字考释方面，建国以后也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新成就。首先是一些学者先后出版了一些甲骨文字考释的专著。例如，杨树达曾于1954年出版过《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和《耐林庼甲文说L辞求义》两书。朱芳圃于1966年出版了《殷周文字释丛》一书，收录了他在甲骨文考释方面的不少成果。于省吾于1980年将其历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有关甲骨文的考释成果汇为一编，编印为《甲骨文字释林》一书。还有不少学者为了深入探讨卜辞内容，更好地发挥甲骨文资料的珍贵史料价值，在甲骨文的文字考释方面进行积极的研究，先后发表过一系列论著。例如，胡厚宣发表过《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释余一人》、《殷代的刖刑》和《说我王》等，张政烺发表过《释甲骨文中俄、隶、蕴三字》、《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和《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等论文，杨向奎也发表过《释“不玄冥”》。另外，裘锡圭、林（水云）、齐文心、王宇信和范毓周等人也部相继发表过一些有关甲骨文文字考释的文章。这些专著和论文，对于甲骨文的文字考释都有新的贡献，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已超过了前人已有的成就。
解放以后，还出现了一些试图对甲骨文研究做出总结或进行综述性质的著作。新中国建国伊始，胡厚宣就先后编印了《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和《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两书，对新中国成立前的甲骨文发现和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全面总结。1956年，陈梦家用了两年多时间撰写的《殷墟卜辞综述》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对1956年以前六十多年来甲骨文研究成果的比较全面系统总结的巨著。在这部书中，陈梦家在充分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搜集了大量文献材料和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自己多年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心得，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经过、研究方法和各个分支领域的主要内容与重要问题，作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叙述和讨论。全书共分总论、文字、文法、断代(上、下)、年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王先妣、庙号(上、下)、亲属、百官、农业及其它、宗教、身分、总结及附录等二十章，共约75万字。这部书出版后，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影响，至今仍为学术界普遍重视。
继陈梦家之后，从事甲骨文综述工作的，还有严一萍。他于1978年在台湾编印了《甲骨学》一书，共分九章，各章篇名为：
第一章认识甲骨与殷商的疆域
第二章甲骨的出土传拓与著录
第三章辨伪与缀合
第四章钻凿与占卜
第五章释字与识字
第六章通句读与识文例
第七章断代
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
第九章甲骨学前途之展望
全书长达1，400多页，也是一部系统总结八十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成果的综述之作，对于学习和研究甲骨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国外也有于些学者从事这一工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教授，1978年编写了《商史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刻辞》一书。这是由外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对甲骨文发现与研究进行全面总结和介绍的英文专著，在学术界受到一致好评；目前被国外的不少学校采用，作为学习甲骨文的必备教材。
1979年，王宇信也编写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对三十年来甲骨文研究在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面介绍。1980年，孟世凯也出版了通俗易懂的《殷墟甲骨文简述》，对甲骨文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概况作了简要介绍。总之，上述各种综述和介绍性书籍的出版，对于普及甲骨文知识、推动甲骨文研究，都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建国以后，甲骨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另一领域是利用骨文资料对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首先是一些甲骨学者，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商代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入探 讨。新中国建立以后，郭沫若首先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 之史实＞》一文，在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拉开了关于商代社会性质讨论的序幕。随后，他又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奴隶制时代》等一系列论文，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至五十年代 中期，许多学者都先后参加过这一讨论。例如，孙海波于1956年发表了《从卜辞试论商代社会性质》一文，主张商代 是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徐喜辰也于1956年发表《商殷奴 隶制特征的探讨》一文，提出了和孙海波大体相似的看法。 同年，束世澄在《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一文中也提出了和 孙、徐相近的观点。1958年，唐兰发表《关于商代社会性质 的讨论》一文，针对于省吾1957年在《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 性质》一文中提出的商代为军事民主主义说，主张商代是奴 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在此之前，李亚农在《殷代社会生活》一书中也持有相似的看法。这些讨论，对于深入探讨甲骨 文与商代历史的许多问题都有积极的作用，对于繁荣和发 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有关商代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根据甲骨文和考古资料，对商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进行探索。例如，胡厚宣于1956年、1959年先后发表《释“余一人”》、《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上、下)，赵锡元于1957年发表《关于殷代的“奴隶”》，于省吾于1956年发表了《殷代的奚、奴》，又于1962年发表《释奴、婢》，姚孝遂于1960年发表过《“人牲”和“人殉”》，胡厚宣又于1976年发表了《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齐文心于1979年发表了《殷代的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兼甲骨文“圉”、“戎”二字用法的分析》。此外，郭沫若、李亚农、王承（示召）、王玉哲、斯维至、徐嘉辰、赵锡元、束世澄和陈福林等人，还曾就“众”和“众人”的阶级身分和社会地位进行过一系列的讨论。陈梦家还曾就殷代的官僚机构与官吏组成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讨论。所有这些，对于深入进行甲骨文和商代社会史研究都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在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方面，建国之初就有陈梦家连续发表《甲骨断代学(甲篇)》(1951年)、《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1951年)、《殷代卜人篇—甲骨断代学丙篇》(1953年)和《商王庙号考—甲骨断代学乙篇》(1954年)等一系列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对甲骨文的分期与断代问题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新看法。胡厚宣在编印前文所述的几部重要甲骨著录书时，合并了董作宾五期分期学说中的第三、四两期，形成新的四期分期法。李学勤于1958年发表了《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首次提出了“非王卜辞”的概念，并对这类卜辞的时代问题提出了新的断代意见。于此同时，日本甲骨学家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也对董作宾、陈梦家等人的分期断代学说进行了详尽的 考察与研究，把董作宾原定为文丁时期的一部分卜辞划归 武丁时代。另外一位对贞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日本甲骨学 者岛邦男，对董作宾的贞人断代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验证和 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正意见。香港学者饶宗颐，也 对贞人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出版了专著《殷代贞卜人物通 考》一书。七十年代初期，加拿大的华裔学者许进雄，从钻 凿形态角度研究甲骨文断代理论，先后发表了《钻凿对卜辞断代的意义》(1970年)的论文和出版了 《卜骨上的钻凿形态—断代分期的重 要标准》(1973年)的专著。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在对T53(4A)探方中出 土的七片“（阜去掉十）组卜甲”进行研究后，依据地层关系，否定了董作宾把这类卜辞定 为文丁时代的说法，从而确定它们的时 代应为武丁时代。甲骨文中有一种字体 较大、书法峻峭，贞人名称为“历”的卜 辞，学者们称之为历组卜辞(图35)。过 去董作宾曾把这类卜辞定为武乙、文丁时代，并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对于董作宾的上述说法发生怀疑。 例如1976年冬，安阳殷墟五号墓发现后，李学勤根据他对 五号墓出土钢器、陶器的分析，认为出现此墓墓主人妇好名 称的历组卜辞可能是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的甲骨文。他的 这一看法后来经过裘锡圭、林（水云）等人的进一步论证，已经成 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学说。目前学术界虽然对于上述一些问 题还有不少看法互异的意见，但总的来讲，已经冲破了传统 甲骨文分期断代理论的禁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又新发现了 数量巨大的甲骨文资料，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增添了一大批具有更高科学价值的新资料，而且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甲骨文研究的许多分支领域，都取得了 可喜的丰硕成果。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作为一个 方兴未艾的独立学科，正在逐渐成长、壮大，不断丰富、完善和继续发展  
                                                     中国画像石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