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写古美术文编

别部司马

                            我写古美术文编

                              ■黄苗子
    1920年代中在香港，那时十三四岁，我在先父冷观先生创办的中华中学读书时，由于父执李孝颐老师讲授绘画，常向我提到他的叔父——“鹿门九爷”在清光绪年间，曾到上海从任伯年学画，而我清楚记得，我的香山（广东中山市的旧称）故居，书房里挂着任伯年的四屏花鸟，是我童年最早接触到和最喜爱的美术作品，孝颐老师还常向我提到恽南田、宋光葆，以及清末广东二房（居廉、居巢）等画家，孝颐老师便是第一位给我以美术史知识的启蒙老师了。
    说到教师，更不能忘怀的是东莞邓尔雅先生，他也是我的父执，在中华中学，尔雅先生并不教画，而是教我们书法和“小学”，当时同学们都十分佩服这位学问渊博、很有学者风度的邓老师，矮瘦个儿，两撇小须，即使对后辈学生，也谦逊有礼。尔雅先生是享誉南方的大书法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又是大学问家。他是吸卷烟的，狭长的小卷烟纸经常装满口袋，原来除了卷裹烟丝之外，这小纸条儿还有更大的用处，就是抄资料。尔难先生所到之处，只要看到有关“六书”、“小学”或其他对他有用的文字材料，就拿出笔很快地抄在卷烟纸上。积累多了，把它分类，将来就成为完整有用的研究资料了。
    踏入1950年代，我已经是不惑之年，定居北京。那时社会上朝气蓬勃，学术空气浓厚，知识分子大都欲对新社会有所自效，于是，我深愧自己过去光阴的浪掷。同时北京这个地方又有丰富的文化积累，研究学问比较方便，因此就下决心适应自己的兴趣，读点关于美术史方面的书，一面读，一面摘抄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材料。不过那时北京已经有了统一的资料卡片，买起来方便，于是就用分类卡片抄点书，日积月累，分类整理起来，也比较可以使用了。更加幸运的是，这些卡片在有时不期而至的飘风骤雨中，还没有全部被横扫掉。
    最初鼓励我搞中国美术史的，是1977年去世的阿英前辈。大家知道，阿英同郑振铎先生一样，是文学家，但同时又是爱好我国艺术的学者，阿英的书籍收藏是当代闻名的（虽然他老人家经常穷得还不起书债），我自己那时也买了点书。1950年代，北京的古旧书店，还常给老主顾送书上门，年节付账，这是北京书铺百年老传统，我有幸享受过这种待遇，这就更加增加了读书兴趣。
    我毕生最大的幸运是得到朋友的好处多。更难忘的是，王畅安先生、启元白先生在1950年代开始的长期交往中，给予我在学识方面的启发和帮助。此外，1950年代初，由于寓所相近，我经常得向叶誉虎（恭绰）先生请益问难，誉虎先生一生对中国文化艺术做出不少贡献；鉴藏书画丰富，著作等身，对于我这个后辈，他总是循循善诱，不吝教诲的。上海谢稚柳先生，那时也较清闲，五六十年代，我们常在通信中互相交换和探讨些美术史资料。傅抱石先生治学甚勤，在中国美术史方面，他的著述卓有贡献。他每次来京，都有幸晤教；1960年代初，我到南京，承他老人家的款洽，还同我谈到共同修改他的旧作《石涛上人年谱》的问题，可惜这已是最后一面，1965年，他就因病辞世了。
    1960年代初，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交给我编纂《中国美术论著丛刊》的任务，打算把南北朝以来的历代美术著述（包括美术史、论，技法，美术家的诗文著作，历代公私收藏等等近一千种）选优整理出版，我更不得不加紧读点书（这期间我到过上海、江、浙各地图书馆访寻古美术珍善本书，也写过一些笔记心得和简介之类的文字）。但这个计划只做了个开头，出版了《历代名画记》等六七册书，就终止了。
    就是在上述情况和环境之下，我断断续续写出来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这本《文编》的基本部分。
    读书做学问忌马虎大意，这在我曾是吃过不少苦头的。记得1960年，《文物》杂志第七期首次发表了李旦先生有关八大山人的一篇长文《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这篇文章，以第一手材料（《净明忠孝宗谱》、《青云谱志》及青云谱开山祖师牌位等）证明八大山人早年为僧，其后又为全真道士，创建并主持南昌青云谱道院多年，然后还俗为画家。这些前所未见的资料，使我为之惊喜，也不问它的可靠程度，不对照有关八大的全部史实，便贸贸然写出三万多字的《八大山人传》，当然根据新资料，把八大山人当青云谱主持写入传中，其后在1978年发表于香港《美术家》杂志。后来我辗转从陈爰庵先生处借来《青云谱志略》（我曾以晒蓝方法复印一份）和李文对照，发现李文引用的《青云谱志》，与《青云谱志略》文字有不同，于是开始怀疑青云谱主持与八大山人是否一人？其后读了汪世清、吴同、王方宇、刘九庵诸先生的多篇论文（此次重写的《八大山人传》也得到他们几位提供不少资料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始知民国九年（1920）才出现的《江西青云谱志》，是篡改康熙刊本的《青云谱志略》刊成的。篡改本把“八大山人”的名字强加于主持朱道朗身上，说他“即八大山人”。我当时没有细心阅读《志略》，深感内疚，便于1990年起，编写了约三十来万字的《八大山人年表》，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逐期发表。在这个基础上，又重新改写了1972年在香港《美术家》发表过的《八大山人传》，本来以为改写是较省事的事，谁知，越改发现的缺失越多，于是在1998年底从北京回澳洲之后，一共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勉强完成了本书最长的一篇文字——《八大山人传》。人有时常常像小孩堆泥沙一样，为了兴趣，不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工作。从1960年代初纪念十大画家写的《八大山人传》开始，到最近重写这篇八大传为止，“流光容易把人抛”，单这一篇《传》，已经抛去了三十多年的时光了。“锦屏人忒看得韶光贱”，《牡丹亭》这句曲子，反复读之，别是一番滋味！
    这本书的文体，既有白话，又有文言。有句现代流行语：是“怪怪的”。原因上文曾提过，用文言写的几篇，是在闲散无聊时作为只供自己和少数朋友交换看的学习心得，不打算公开出版的。但考虑到它的内容，也许对治美术史的青年朋友，还有些用处，所以还是把它收入本书。文言文的好处是文字简练，可以省篇幅的冗赘，同时如果不是有意采用佶屈聱牙的辞句、而是用较浅近易懂的句子写出来，一般研究古典美术的读者，深信是可以接受的。
    附带说一下，文言文有很多缺点，在今天不应普遍提倡。但作为掌握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这一专门知识，文言文是打开这个宝藏的惟一钥匙。
    （本文为《艺林一枝》自序。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艺林一枝——古美术文编》黄苗子著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