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古文献发掘与研究成就斐然

别部司马

                         古文字古文献发掘与研究成就斐然(上)
                                       陶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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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甲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由蒙昧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文字出现很早，经过相当长的原始文字阶段后，才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字。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时期，陶器上已经有了刻画符号，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这样的陶片。在夏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10至20多种刻划符号，其中有些已经接近甲骨文。
　　龟卜作为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来源于古人“动物之灵”的观念。出于对神灵的崇拜，古人常用龟甲占卜问卦。各地龟卜方式不尽相同，太史公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指的就是这种现象。随着龟卜习俗的发展，古人将文字符号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甲骨文便产生了，由此揭开了中华文明史。 汉字的形成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中期，到夏商之际(即公元前17世纪前后)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到了商朝，甲骨文已经发展成相当成熟的文字，开始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商代甲骨文是我国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文化发展沿革的一把钥匙。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继续深入甲骨文研究，将古代文明发拙出来、传承下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殷墟出土的商代刻辞甲骨，是1899年秋在河南安阳被发现的。安阳曾是殷商的都城，殷商灭亡后，渐成废墟，故称为“殷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商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曾写道：“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因素。”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殷墟为中国早期文字史、古代信仰、社会制度和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确切物证。它的发现，使中国有文字可证实的历史上推了近千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殷墟外，郑州等地也有少量商代甲骨出土。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甲骨4000多片，内容丰富，地层关系明确，对甲骨分期有重大价值；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1583片，是又一次重要发现；近年来，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了2处甲骨坑，发现牛肩胛骨、龟版、动物骨骼、骨料近70 块，还有少量的陶片。不久前在墟小屯南地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新清理出5层甲骨共200多片，并在祭祀坑中首次发现一商代铜块和5片罕见的木块，及一副蚌饰项链和一个骨制蛙首刻刀，从而丰富和补充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实物资料。西周甲骨于1954年在山西红洞发现，以后在北京、陕西和河北等地也有发现。陕西周原岐山凤雏遗址出土的一批商周之际的甲骨文，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周之际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扩大了甲骨学的研究范围。目前全世界15万余片甲骨片分布在12个国家和地区。祖国大陆约有8至9万片，台湾有2万片，安阳博物馆目前有数百片。
　　建国以来，甲骨学考古与研究成就斐然，已发现甲骨文有4600多个单字，识别出其中的1000多个，基本掌握了甲骨文以象声、假借、形声等主要造字方法及基本词类、句子形式、结构序位。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所以殷墟甲骨文内容几乎涉及商代社会各个领域。经过考古工作的辛勤努力，破解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从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顺利完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充分的证据。然而，10多万片甲骨文的丰富内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真相仍有待廓清。随着殷墟以及其他遗址考古工作的展开，还会发现更多新的甲骨，甲骨文研究还将揭示中华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与甲骨的发现有着密切的关联。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重大的事件；甲骨文的发现，也是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近年来国内外已组织了很多次颇具规模的会议。甲骨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其中记述了传世史书中罕存的商代历史，包括文化礼制、地理甚至保存着许多天象记录。其中有密集的日月食记录，可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证认，尤其珍贵。
　　除甲骨文外，商周一些青铜器上也铸刻有称为“金文”文字。金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礼制、政治、文化、经济情况，也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珍贵的史料。金文是一种比甲骨文更规范的文字，至西周晚期被整理成为一种叫作“大篆”的文字样式。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文字、文化的记录、传播，自商周至魏晋共200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靠竹木简牍写作，因此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简牍时代”。但竹木简牍由于易朽难存，因此直到20世纪初，人们都没有发现过实物。20世纪30年代后，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甘肃与内蒙古交接的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简牍，这是与甲骨文发现同样重要的学术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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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卜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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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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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秦《效律

别部司马

[这个贴子最后由别部司马在 2003/05/06 09:00pm 第 2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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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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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竹简《孙子兵法》

　　新中国成立后，战国楚墓多次出土竹简，除随葬的“遣册”外，也有先秦文献。特别是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残本、《太一生水》和儒家著作摘录等，引起学术界的轰动。简牍大批被发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上千枚记载有秦代法律的秦简，对研究战国晚期秦国历史特别是秦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前后于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田律”木牍，记载了当时限制伐木、采摘和狩猎的规定，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关环保的法规。
　　今年6月，在湖南龙山县里耶镇战国古城出土2万余枚秦简，质地为竹木两种，字体为大篆和战国楚文字，文字达数十万字。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简牍一次出土上万枚的这是第一次。这是中国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文献资料方面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上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也是近百年来秦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也将极大地改写和填补《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的大片空白，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战国秦汉学术史的面貌，对中国的档案学、简帛学、文献学、秦史等学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批秦简内涵极为丰富，涉及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法律、文化、职官、行政设置、邮传、地理等诸多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科学、历史、文物、艺术价值，极大地增添和充实了秦代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将湘西地区文字记载历史由汉代提升到了战国时期，为研究湘西地区古代政治军事、天文历法、语言文字提供了文字资料，对秦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也给中国土家族起源提供了直接的佐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有不少竹简出土，出土了《诗经》、《仓颉篇》；八十年代，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1000多枚竹简，其中有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算术书》及《引书》、《盖庐》和汉代法律；九十年代，湖南慈利汉墓也有竹简出土。但这些发现都不过千枚；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儒家者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王杖十简》、医药书和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兵书；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薄》等木牍，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河西走廊、居延地区以及天水、甘谷等地共发现5万余枚汉简，为研究秦汉时期的社会形态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也为研究纸张发明以前的简册形制、书写工具和行文款式提供了大量的直观实物。特别是1972-1982年在汉代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发现的2万余枚汉代简牍，有多篇完整的简册，是研究汉代西北屯戍历史的重要资料。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14万枚汉末至三国吴简牍，超过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包括竹简、木简、木牍、封检等，内容丰富，涵盖了基层人民的社会生活、经济关系、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史料，考古价值十分重大，为存世匮乏的三国文献史料做了重要的补充，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这批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至40字，用途和形制大致可分为券书、司法文书、人名簿、名刺、官刺、账簿。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将文字书写在简牍上，也有书写在缯帛上的。帛书因其质地极难保存，故考古偶有所获，弥足珍贵。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实物是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盗掘出土的楚帛书。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甘肃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其中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28种、计12万余字的帛书，内容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术和地图6类，其中有《老子》、《战国策》等珍贵文献，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上海博物馆发现战国楚竹书，是先秦古籍一次非同寻常的发现。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获得有关先秦古籍的完整和断残竹简计1200余支。简文记载的史事多与楚国有关，应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这1200余支的辞文内容有哲学、文学、历史、政论等等方面的丰富记载、文字3万余.
　　简牍过于笨重，缯帛价格昂贵，需要寻求新的书写材料。强烈的社会需求催生了造纸术，我们祖先在世界上首先发明了纸，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书写，也极大地加速了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进程。1957年在西安灞桥西汉古墓中发现88片用大麻制作的纸，考古研究确认这种纸至少产生于汉武帝时代，表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就有了造纸术。其后，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西晋至唐代墓葬中发现的约2700余件纸质文书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文物史料研究价值。1986年，从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西汉早期绘有地图的纸，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纸，纸面光滑平整，说明当时造纸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
　　建国后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无论殷墟甲骨、商周金文、秦汉简牍、历代石刻，还是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考古工作者将发掘与研究紧密结合，全面整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根据最新发掘资料，编辑出版了许多重要考古的报告。如：史前时期的《西安半坡》、《大汶口》、《元君庙仰韶墓地》、《青海柳湾》等；商周时期有《郑州二里冈》、《上村岭虢国墓地》、《殷虚妇好墓》、《曲阜鲁国故城》、《江陵雨台山楚墓》等；秦汉时期有《云梦睡虎地秦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广州汉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等；唐宋时期有《唐长安大明宫》 、《西安郊区隋唐墓》 、《陕西铜川耀州窑》等；集成性大型资料汇编的编辑出版方面，《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等；梁思永、尹达、夏鼐、苏秉琦、贾兰坡、安志敏、邹衡、马衡、于省吾、杨树达、李学勤、王仲殊、陈梦家、郭宝钧等考古学者都发表了这方面的重要论著或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文物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等著作，充分展现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学的辉煌成就。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古文字、古文献的发掘、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宁夏、甘肃等地出土了大批西夏文物和西夏文献，西夏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西夏学研究方面的里程碑。《西夏简史》、《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党项古代史》等20多部专著及数百篇学术论文先后问世。这些成果远远超过了西夏灭亡到新中国成立前的700多年间的西夏研究成果；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5万多件敦煌文献，涵括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社会诸方面。考古工作者彻底清查了现存的248个北区石窟的类型特性、性质和功能，并发掘出大量历史文献，为研究汉、唐等朝代历史提供了新资料；一批反映1000年前藏传佛教传播状况的手抄经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现，日前在西藏吉如拉康寺修复、整理成册，总计300多卷。这批经书的整理完成，为研究早期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珍贵经典，也为研究古藏文词语、文法的特点和藏文字体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考古学者在新疆发现了许多历史文字的遗存，主要分为汉文字、阿拉美文字和婆罗米文字三大系统。汉文是新疆发现的古文字中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新疆所发现的古文字文物种类较多，有钱币、木简、石刻、碑铭、墓表墓志、纸文书、印章、织物等，其中吐鲁番文书、楼兰尼雅文书、吐鲁番出土的墓表墓志，以发现量之多、研究价值之高而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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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竹简《孙膑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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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武威市磨嘴子出土的西汉木简《礼仪.士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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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敦煌市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帛书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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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时代吴国木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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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水出土的西汉早期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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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居延出土的汉代木简



                                                              转自中国画像石网

刘正成

资料很好。
请别部斑竹查一下湘西里耶镇出土的秦简图版资料，这是最新的，曾发表过部分图版的。如何？谢谢！
建设图版放大一点。

西蜀宏亮

太好了。
赶紧收藏。

西蜀宏亮

我一直在想：《尚书》里说的：“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殷商时不会所有的文字都刻在甲骨上吧。可能也有简牍，只是还未发现。
现在，商代唯一能见到的墨迹是一个朱书“祀”字。
期盼有一天商代的更多墨迹发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