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应须论万里——写在《朱复戡墨迹遗存·论书卷》出版之际

原帖由 巧工司马 于 2009-4-16 07:5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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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复戡（1900-1989）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祖籍浙江海宁，生于上海。四十岁以后更名起，号复戡，另署伏戡。幼承庭训，天资聪慧。翰林王秉兰授以《说文》，督其临摹《石鼓》、钟鼎款识。七岁肘，以石鼓文书体作八尺大字集联于上海怡春堂笺扇主，适逢吴昌硕得见，不禁赞不绝口，称其为「小畏友」。一时「神童」美誉名传沪渎。十六岁加入由吴昌硕、李瑞清、吴侍秋、俞语霜、任堇叔、程瑶笙等一大批当时海上著召金石书画家组成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交游于冯君木、沈曾植、郑孝胥、罗振玉、康有为等名士之列。此时，年轻的他如鱼得水，见多识广，艺事益迸。十六岁篆刻作品编入《全国名家印选》，十八岁出版字帖，二十二岁《静龛印集》问世，并由罗振玉署签，吴昌硕题写靡页。当时有前辈评日： 「临摹碑版，下笔即是。又工刻石，秦玺汉印，往往乱真。」可见其书法篆刻艺术的才华，在上海这块鸿儒硕彦聚集之地已崭露头角，名扬一方。
　　朱复戡书法以篆文和草书见长，篆书得益于早年对石鼓和彝器铭文的研习，风格敦厚遒劲。草书取法黄道周、王铎，并以篆书笔法拙之，气韵宽博开张。其纂刻，早年得到吴昌硕亲授，同时又受到赵之谦影响，这在其早年的《静龛印集》中可见一斑。如「春水草堂」 「梅墟草堂」「杨庶堪印」 「十鼓止载数骆驼」便酷似缶翁。再如「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般」和「安博湖涵」，似有赵之谦、徐三庚意味。朱氏的一些早年作品，虽然还本目成面目，但其佳作中，雄丽幽雅气息己昭然可见。由于早年积累了深厚的书法和文字学功底，步人中年后印风为之一变，用刀如笔，直追周秦两汉，尤其是对古玺印的探究及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他以古玺印为形式，取铜器铭文人印，用凿金削铁、力能扛鼎的氏」刀法，开垦出一片新的天地。其白文印线条浑厚刚劲，而富有金属感，尤其章法一洗古玺印陈调，令人耳目一新。朱复戡的篆刻作品气势磅礴，古质雄奇，其中以仿古玺或仅印为主调的创作形式，是其风格的基本所在，我们可从朱氏的代表作之中去读懂他那独特的篆刻语言。如「身轻一剑知」 「潜龙泼墨」 「汪统忒翁信玺」 「谬城汪氏之玺」 「朱式之玺」「汪氏潜龙」等作，无论从刀法、字法、章法还是形式和气息上都有强烈的朱氏色彩。其结篆以钟鼎铭文或石鼓或两者兼用;用刀犹如搂金凿砚，锋芒毕露，兼有赵石（古泥）趣味。章法平中见奇，线条厚重，力能扛鼎。晚清的赵之谦、黄牧甫都是引用金文入印的高手，但朱复戡无论在结篆布局和用刀上皆有别于赵、黄两家。赵之谦以柔雅之美取胜，黄牧甫则以坚韧之美见长，而朱氏所表现出的是金文最本质的质朴、雄浑和敦厚之美（试以朱氏的「正修堂考藏记」为例与赵、黄相比较）。在创作形式上，朱氏也有一番革新。民国印坛高手李尹桑（茗柯）、乔曾劬（大壮）都以取法古玺自出新意相标榜，但李乔两人的作品基本恪守正局格式，从根本上未能真正突破古玺印模式的藩篱。而朱复戡的过人之处在于将人印文字的笔致变圆浑为方棱，追求一种雄强、奇崛、拙朴的审美取向。他在这方面的得意言辞，常见于他的印章边跋之中。难怪当年马公愚先生赞其为「拟古玺千载一人」。
　　朱复戡与陈巨来、方介堪等崇尚工细一路的写实派印人不同，他的创作不斤斤计较于笔笔到位而是追求总体效果，大体可称是一个写意派艺术家。话虽这么说，但是在朱氏的大量篆刻作品中也不乏令人叫绝的工稳之作。如： 「秦诏铜量之楼」 「岁丙辰吾以降」 「谬城汪氏」 「正修堂藏」诸印，见刀见笔，耐人寻味，是朱氏以铭文、石鼓、秦诏、权量文字等人印作品中精巧一路的饺佼佼者。朱氏在章法的经营中时有出奇之招，有些印章的章法看似平稳，但总有一股灵动之气，例如，「车如流水马如龙」 「平阳汪氏」 「江山如此多娇」，真是遣笔逸逸，章法自然的高手。这也许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所谓名师大家的不同凡响吧。可以这么说，当年的朱复戡，在书法篆刻方面的影响，或许不逊于同辈中的任何一位大家。
　朱复戡先生一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作品，如《朱复戡大篆》《朱复戡草书千字文》《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静龛印集》《复戡印集》《朱复戡篆刻》以及《朱复戡金石书画选》等。晚年，他在青铜器鼎彝的考证、铸造以及对山东一地《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的修复方面，皆作出了历史性的功绩。

奇人朱复戡

复戡7岁成名，但今人多不知其“名”。这话别扭，换个说法。朱复戡名太大，以至一般人不晓其名。这话似说得还不够明白。要说最不明白的，当属日本人。沙孟海先生曾在《朱复戡篆刻》跋中讲了件趣事：日本人拿着一张列有大名家的单子，来中国按名单买画，其中有朱复戡，更有名字四周框了黑框表示是已故名家的“朱义方”。岂不知复戡即义方后来的号，义方乃复戡早年之名。
这恐怕要怪朱老自己了，因为朱先生自幼即有“神童”之名，得名太容易，故而也太轻名。他一生中曾用名多达几十个，有事无事就换个名玩玩。
朱先生1902年出生于上海，最早的乳名是阿兰。后来学名朱义方，字伯行，号静龛。此后便开始玩起“名字”游戏。
不嫌累赘，就列出以供参观：
从朱义方演变出的名：朱方、朱朱方，朱仪方、朱艺舫；
从伯行的谐音变化的名：白行、百行、伯寅、八寅、白婴、伯赢、白赢；
从静龛演变的名：静堪、秦戡、秦斋。
40岁以后，更名朱起，号复戡。从复戡变出的又有：风戡、丰戡、伏堪、凤戡、虎凯等。
另外，因宋代朱熹，号紫阳，故朱老又有名为“紫阳”。因姓朱，又名“赤子”。好友戴传贤又名天仇，取意与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清廷既灭，便要发财致富如陶朱公，遂改名戴季陶。当时，朱先生与戴季陶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共事，也学戴，索性将陶朱公的陶字从前面移到最后，为“朱公陶”，成为自己的名，不换姓，只更名，亦见巧思。还有名为“朱振邦”。牌九，六、三一起称“至尊宝”，最大，通吃。“朱振邦”与“至尊宝”用吴语读出是谐音，即朱振邦最大，通吃。另有名“朱博尹”亦此意。由此可见朱氏少年得意的骄纵之气。其他尚有子训、适存、建中、梅墟钓徒、石贸山樵、风满楼主、秦诏铜量楼主、紫阳书堂主人等别署。
一个人一生中屡屡易名，艺术圈中的行家或能知某名即某人，可对圈外，实难知其端底，此便是本文开始讲到的，朱复戡名太大，而一般人不晓其名的底牌。无怪日本人要把本是同人异名的朱义方、朱复戡当作两个人了。一般说来，能成就名声者，实属不易，故人多惜名，不轻易名。但朱氏于名太近，易得则轻弃，是原因之一。而更深一层的用意，实为朱氏为不断进取，不断否定以前之我而求新我之意。马公愚对此曾有联谓朱复戡云：“（先生）于名信手拈舍，于利随挥去来”，十分中肯。
老子常爱说“色无色”、“味无味”之类的话，意为以没有色为色，以没有味为味。抑或朱氏是以不要名为名耶？是为正名。

懒散成性的一丝不苟之人

“懒散成性”是张大千在1946年为朱复戡写的润例中对朱的评价。此话确为中肯。记得1978年寒假，我去北京看望家母，朱老修书介绍我去向当时住在北京饭店的刘海粟大师讨教，刘老见信欣然收我为徒。当时谈了许多话，印象最深的有两桩：一、刘老自与朱老比较，论名气，是我（刘）大；论本事，朱老大。二、朱老这个人做学问很精道，但做人太懒散。回忆当年朱在上海美专当教授，口才极好，附徒甚众，如来楚生、黄若舟、孙育孺等。朱上课时，甚至将别班的学生都引了过来。可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的问题：经常因跳舞跳得忘记了上课。最后终于不愿受学校的时间束缚，荐了马公愚代替他，自己拍拍屁股跑了。
朱老做学问的一丝不苟，我的体会可就深了。我跟他学金石书画，第一课竟然是：包饼。那一次，朱老破例带我出去吃晚饭，很简单：老人家自己一个饼，问我吃几个，我说要两个。一加二等于三，可朱老要了四个。吃完饭剩下一个饼，朱老叫我用纸包上带回招待所，说夜里写字饿时充饥，可见其待人之细。当时我随便胡乱用纸一卷，拿着欲走，被朱老喝住：慢！亲自把纸打开，用手展平，把饼置于纸中央，上下左右四面细细折叠，上面做成夹层，将最后的纸头塞进夹层。问：比你包得好看吗？我直纳闷，不就包个饼吗？饼吃完，纸一扔，何必费这劲儿？朱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是美术工作者（那时还不兴称什么家，什么会员），一切都不要忘记一个“美”字。后来我才知道，朱老不但对艺术美的要求甚高，对人的美要求也很高，他有三种人不交往：一是心怀叵测者不交；二是身无绝技者不交；第三就是面目可憎者不交。难怪朱老初见我时盯着相了半天面，看来我的面目尚未达到可憎的地步，所以才收了做徒弟。万幸！
朱复戡年轻时曾游学法国，在枫丹白露大学攻油画，特重写实功夫。给我讲画翎毛走兽，鸡、鹤、鹰的脚爪以及爪上的鳞片有何不同；猫和虎的耳朵向背方向有何不同，并都讲清楚为什么不同。李苦禅先生当年曾以画鹰请朱复戡指点，朱先生竟恳切地说：你要注意大写意画中，鹰的耳朵处应留有空白。
朱复戡先生做学问，搞艺术，大的不说（实在是没法儿三言两语说清楚），只是从朱氏讲究的“小玩艺儿”，便可见其严谨之一斑。有一次朱老看了我的大草作业，突然问我会唱“革命样板戏”吗？这是那个年代的基本功，当然会。于是命唱《沙家浜》中郭建光的“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那几句。听完我的，他再唱这几句。不知怎的，就比我唱的味道好。他说，你那是直着嗓子傻叫，不懂得京剧的“小腔儿”，不知“收”与“放”。收处要收得紧，滴水不漏；放处要放得开，一泻无余。“小腔儿”是细微处见精神。明白了京剧“小腔儿”，就知道书法艺术的“小玩艺儿”。接着讲了一些书法中的细微之处，就像“包饼”那么“细”。最后讲到钤印章。一方印不是像盖公章一样，随便“啪”的一下就行，而是要照顾上下左右，要起到调节整幅作品轻重疏密等关系，即画龙点睛的作用。并讲了个小故事：吴昌硕写好了字，由四十多岁的儿子吴迈代为钤印，自己陪着朱复戡抽烟聊天，待买字的客人如约前来取字时，吴昌老拿过盖完章的书件一看，问吴迈：你盖的章？迈答是。昌老：附耳过来。等吴迈跑过来，附耳至昌老手之可及处，“啪”，便是一记耳光，骂道：畜生，一张字叫你盖坏了，出去对客人解释，请另约日取件。朱复戡看到吴昌硕当着客人责打这把年纪的儿子，甚为奇怪。拿过“打坏印章的字”一看，便劝昌老不必如此光火，不过只差一点儿。吴昌硕更是大怒：朱义方小小年纪，都能看出差一点儿，你却看不出。攘臂还要打，幸被劝住，吴迈才得诺诺退出。
从那时起，朱复戡对艺术就有个信念：差一点都不行！他自己如此，要求学生更如此。记得1976年国家外贸收购我的书作时，说来见笑，那印章还是朱老给钤———因为朱老怕我随便拿出去不成功的作品，一直将我的印章“扣留”在他老人家那儿。

“赤免马”、“炼银枪”

这是朱复戡年轻时喜欢玩的两件东西。“赤免马”，其实是红色的轿车。我的老学长黄若舟老教授在九十多岁时，还常对我发感慨：咱们的老师（指朱老），开着豪华车子去美专上课，在美专是第一个，威风得不得了哩！
朱复戡先生的车，是进口的“斯蒂派克”，八只汽缸，车体为流线型，车身都是玫瑰红色，惟车顶是黑色，色彩十分漂亮。车牌号是通过上海的小字辈大亨陆连奎特地给办的。当时在上海大抵都是黑色车，很少见过这么鲜艳夺目的车。就因为这，这车还曾大出了一次风头。
1927年8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然后赴日本，接着向宋家求婚。回国后，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婚前准备一切顺利，惟有一件突然想到的事，那就是结婚典礼时用什么车。宋美龄提出结婚要用红色的轿车以讨吉利，而蒋宋两家的车虽然豪华，却都是黑色，黑色是“大孝”色，怎么办？当时幸好有孔祥熙的下属、中央银行的副秘书长范鹤言，是朱复戡的内兄，由范出面向朱借车。朱小气，不愿把新买的车借人，托辞自己出门要用车，蒋介石只好把自己的车换给朱用，才得借到朱复戡红色的豪华车，办了喜事儿。
“炼银枪”，是指手枪。朱复戡年轻时喜欢玩枪，其中一只勃朗宁手枪是法租界的法国人督察长（相当于今检察官）费席珍所赠，此枪装饰部位全为银质，朱非常喜爱，常示人炫耀。30年代早期，朱有一盟兄叫金龙章，是个小军阀，把枪借去玩赏。这次借枪，可不同借车那么风光了，而是跌了个大跟头。
忽一日，朱复戡居住的重庆南路大陆坊31号，来了好多侦探、警探，要拘捕朱复戡。朱夫人陈纫梅是张美翊的外孙女，见过大世面，一口咬定朱不在家，态度很强硬，将来人拒之楼下。侦探、警察也不敢硬闯，在楼下等。许久，警察都出去了，只留一个侦探去弄堂口等。朱复戡趁机穿着浴衣，从对门房东太太（华裔法人）的后门溜出去，给法租界刑事律师严志超打电话。原来，是那把“炼银枪”出了问题。一伙兵匪持枪抢劫霞飞路（今淮海路）新华银行，其中一被捕的兵匪，手中那把枪正是“炼银枪”。一查枪号、执照，是朱复戡的，疑朱复戡是主谋，故来捕人。后经法国人督察长费席珍、书画家翁瑞午及陆小曼等人鼎力相救，多方打点，终于以罚朱复戡三百大洋，同时交保金五千大洋（房东以地契抵押之）了事。因被捕匪徒只是从上峰那里得到枪，并不知朱复戡，也不知金龙章，供不出此二人，也就断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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