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不是即兴的呕吐『刘索拉访谈录』

昨夜雪落

                                       灵感不是即兴的呕吐　　　　　
　　　　　　　　　　　　　　　　　　　——刘索拉访谈录
　　　　　　　　　　　　　　 　　　　　　采访：金燕
　　我妈妈很痛苦。我们两边都痛苦。打呀，打得特别厉害，尤其是在我青少年最有问题的时期。我和我妈妈都特别极端——我妈妈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在延安的时候穿黑军装，那种浪漫那种潇洒，是一种上海来的革命者的风格。我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是十六七岁背着吉他穿着游泳衣在北京市内骑车到处跑的女孩，那时候警察都跟在后面追。

　　记者：国内媒体上很少看见你的消息，你最近在忙什么？
　　刘索拉：我在创作一个部歌剧，明年在欧洲有一个特别大的演出。我自己写剧本，自己作曲，自己主演，还得自己导演。
　　记者： 这么大规模是要找人投资的吧？怎么运作？
　　刘索拉：德国政府已经投了。
　　记者：那他们为什么会信任你？
　　刘索拉： 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了我的演出吧？我今年六月刚刚在德国为德国政府举办了一个很大的艺术节，这个艺术节是德国政府投资，音乐部分由我来做。
　　记者：你策划？
　　刘索拉：对，我主要是负责音乐部分，其他人策划舞蹈等部分。事后艺术节告诉我，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艺术家能引起这么大的报道密度，几乎每一天都是在重要版面。20天的艺术节，从音乐节第一天开始报道，媒体就一直追踪。他们认为我是有说服力的艺术家。明年我在柏林再举办一个音乐节，同时艺术节委托我写一部歌剧，并指定让我导演。我其实不想做导演，我说我请导演，可是他们指定我。我做导演是被迫的，赶鸭子上架。（笑）
　　记者：你是88年出国的吧？
　　刘索拉：恩，先去的英国。
　　记者：我们是88年上的大学，看你85年左右写的小说，然后就追踪你的消息，但是你出国之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然后突然看有个报道说你剔个光头，染了发什么的。在那个年代，那种形象给人的印象就是你很颓废。我想知道你在国外的那段是怎样的。
　　刘索拉：关于我在国外的生活其实采访很多。我经历了很多，什么阶段都经历过了。
　　刘索拉：我主要是做创作，一直做音乐，没停。 比如说你看我剃光头的时候是我和朋克乐队合作，后来又有我自己的RAGGEA乐队。就是在欧洲他们也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从音乐学院出来的人经历了这么多。这些经历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亲身经历了几乎所有类型的音乐。所以这次在德国，从伊朗的摇滚乐队到美国的重金属、自由爵士，还有包括德国的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我都请了。可是我自己带的是纯中国民乐队，他们听了后特别吃惊，都说这不像是纯的中国民族音乐，但这分明就是中国音乐。我给他们的解释说，你看我经历了多少音乐经验？！有意思的是，中东的音乐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演出，效果特好。音乐节最后的演出是JOHN ZONE，是美国著名的重金属兼自由爵士音乐家，他也邀请我做嘉宾和他们演，我完全非常和谐地和他们在一起。观众觉得不可思议，我说这就是我的生活经历，对我来说都是真的。没有假的和凑合的，不是瞎猫碰死耗子，我不用蒙，因为它们都是我经历过的，都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一听到不同风格的音乐我就知道怎么一下子跳进去。
　　　　　　　　　　　　　　　创作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像排泄一样就出来了
　　记者：上次我在保利剧院是第一次听你的音乐，之前在我的概念里，你基本上是一个作家。可能绝大多数人虽然知道你是音乐家，但是大家都听不到也看不到，所以都不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音乐。那场音乐是慕名而去，就算圆一个年轻时候的梦想，其实对音乐本身没有抱太大希望，也就是看一下《蓝天绿海》的作者是谁。但是听了后感到很震惊，听到后半场的时候差不多快疯掉了。你的音乐很民间的，感觉象跳大神一样，很巫，但同时又是爵士，因为有很多即兴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把你音乐做怎样的定位，只是很激动！你是怎么想到把这么多元素融到一起的？
　　刘索拉：我没有刻意那样做，就是天生的感觉，我从没想过很急功近利的刻意去挖掘民间元素啊什么的，只要有什么东西能感动我，他就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记者：哈哈，吸星大法？
　　刘索拉：当那些感动我的东西变成我的，它就会以我的形式传达出来。这都是自然的——要不然我说我没有宿愿，因为这些都是自然的，命中注定的东西。当然创作并不简单的事情，你要懂得创作中的逻辑，要知道创作的规则，这要动脑子——这不光是感性的。特别是要遵守创作美学，所以我很在意你们的杂志，《艺术评论》是业界声誉最高的杂志，是中国最好的杂志。特别有价值。我感觉中国需要一个美学杂志，一个艺术批评杂志，因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在美学上非常严格。一个感动我的东西，从我身体里再挤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不是一个简单的“通道”。当我表达的时候是经过物品自己的消化的，这是一个创作者的基本素质。
　　记者：这种基本素质是从学习中得来的？
　　刘索拉：不光全在音乐学院中学到，还有在工作中得到的经验、思想的美学的经验等等。但也不光是在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因为只通过工作得来的经验太功利了。这其实是一个思想的经验，是对美学的探索。对创作者来说要不停的探索。要懂得“为什么”。比如说你去了解重金属，就要了解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什么样的情绪下才会产生重金属。而不是说今天重金属特别红，我们就跟风模仿。它是一个对意识形态的美学的非常深刻的认识。惟一没有意识形态的是流行音乐，所有现代音乐，摇滚、重金属，包括现代音乐中表现主义、无调性主义音乐，包括HIP-HOP，都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需要很认真的严肃的美学研究过程。
　　记者：这难道是音乐家必需做的事情吗？
　　刘索拉：对！这是现代音乐家必须做的事情。在纽约，和很多大的艺术家谈论的都是美学。因为现代艺术的背景和以前的时代不同，不是就那么几个艺术家。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有多少美学派别都出来了。你不可能很简单地说“我的心在跳动！”，然后就从钢琴上“乓”地弹出一个大和弦，然后分解，七和弦、十一和弦，然后你说，“啊，我已经会了不协和的和弦——不和协表现了我激昂的情绪”，这是完全胡说八道！你我认为这个和弦是你的——对不起，没有一个和弦是你的，它早就有了。你怎么来处理这个和弦，他后面又是什么，这需要美学的非常准确的研究，每个做曲家必须懂，否则就不可能有你自己的东西，有你自己的境界。做出来的就是三流的四流的垃圾。这就是为什么美学杂志这么重要？美学家、批评家这么重要？！
　　记者：那你这样创作的话会不会特别累？
　　刘索拉：对，创作就是累的，也应该是累的！谁说创作是呕吐一样？创作不是呕吐、拉屎、泻肚子，创作是非常难的过程，它有很多非常准确的东西要出来，创作就是严格的美学过程。还有灵感，什么是灵感？现在很多人以为吐出来就是灵感——“啊，我的心在咆哮！”——那不是灵感，那是渣滓。灵感是要在智慧的积淀下产生，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而突然之间跳出来的东西，这是有价值的。你可以问郭文景，他的东西是怎么写的，他是怎么积累的？我为什么一直喜欢他的音乐？他写每一小节都很讲究的。这就是创作。
　　记者：我也看过你的访谈，他们说你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
　　刘索拉：我就是特别的感性。
　　记者：对，因为我在看你舞台上的状态和声音，太自由了，随心所欲。
　　刘索拉：对，我是很自由。
　　记者：所以我很难想象你的创作背后还有这么理性的基础。
　　刘索拉：我的创作有非常理性的基础。我们学作曲的都知道，其实灵感就是一小节，其他在结构时都是理性的。这是为什么作曲系真正的考试都是不用钢琴的。　　

我的生命是即兴的，你给我拿本小说我能马上唱出来
　　记者：我在国内听到最好的爵士是美国的“血鼓精神”，他们所有的乐队成员都是硕士、博士甚至教授，我还奇怪打鼓还要学到博士？为什么要这样？
　　刘索拉：当然了！自由爵士就要考验你的美学反应。作曲家有时间坐在家里考虑如何安排音符，而爵士演奏者在台上没有时间考虑，马上要发挥出来。这就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严格的学习。在国外，音乐家在一起就是谈音乐，谈各种各样的文化，而国内不是这样。因为在舞台上一瞬间出来的东西是平时训练的积累。好的音乐都是有原因的，当然这说的不是学生玩的POP（流行音乐）。小孩玩儿音乐走红你也不要奇怪，这是青春的象征。小孩玩儿流行音乐你不要去做艺术上的批评，他的音乐反映的青少年意识形态和文化，也很有意思。年轻人发现的东西有时你是看不到的。这是另一个美学角度，而成熟人的美学就不一样了，有更严格的美学要求。比如说我的音乐，就是把所有的音乐的经验回归到中国民族音乐上来，你听的我很自由，其实我费了很多劲儿。我从94年在美国就做了“中国拼帖”，唱片是在日本出版、美国录制的，那等于第一次用中国琵琶表现（吴蛮演奏）和摇滚乐抗衡的声音，从那时到现在，我已尝试了很久。我现在回国后才有机会成立了长期合作的乐队——就是我六月份带到德国的乐队。
　　记者：乐队组成是什么？
　　刘索拉：打击乐、弹拨乐，琵琶、古筝、中国鼓。
　　记者：这是为了音乐节？
　　刘索拉：这个乐队还是叫“刘索拉和朋友们”。这个乐队的名称是97年在美国成立的。这个乐队最大的一次演出是2003年在德国，由中国民乐独奏家们加上美国著名的爵士钢琴家和贝司，鼓。一共十几个人。
　　记者：那么庞大的组合？不乱套了吗？
　　刘索拉：他们在一起碰撞太有意思了，第一次中国民乐家和美国的摇滚音乐家、爵士乐音乐家在一起合作，他们特别兴奋。
　　记者：中国民乐的即兴能力似乎很少，你怎么做到？
　　刘索拉：我们乐队就是训练这个。2003年的演出前就有两周的排练，专攻演奏风格。到现在我们还是要这么练习。我们还特别重视观摩不同风格的音乐表演，比如摇滚乐是怎么在舞台上表现的。我请的中国民乐家们都是非常好的音乐家，可是在即兴能力上还需要很多的训练和体验，现在大家已越来越融入音乐，越来越自然。另外这些音乐家有个特别好的条件，就是他们识谱能力特别强，这样更能发挥作曲家的作用，所以我的谱子写的越来越多。而我跟美国爵士音乐家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们现场能力强，但不太识谱，这样在演出的时候会分散总体的方向，美学上不够准确—— 因为大家都是在靠经验即兴，不能有一个统一的美学标准。非常熟练的即兴演奏家，也容易出现喜欢重复的声音。这会使音乐会的声音听起来有陈词滥调的嫌疑。所以我不喜欢太自由即兴的音乐会。
　　记者：但你曾经很投入于即兴。
　　刘索拉：我现在也投入，别人请我作嘉宾我上去就即兴。并且我的表演永远是即兴的——我写谱子是给别人写的。
　　记者：你自己是自由，又给你的乐队规定谱子，他们跟的上吗？
　　刘索拉：这都是对音乐的把握，因为我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我们不停在排练，他们跟着跟着就激动起来了，就开始有变化了。但刚开始他们紧张，你必须给他们写出来。我对即兴太熟了，20年了，没脸没皮到家了，但我不能要求他们像我一样。音乐会上我要和他们一样的读谱子，我就死掉了，作为领演，我得永远是扩张和放松的。我的即兴很多，但也不是全部。即兴对我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你给我拿本小说，我能马上给你唱出来。但我不能要求别人都这样。
　　　　　　　　　　　　　　　我们那个班级的人都不是书呆子
　　记者：我有个疑问，你是83年毕业的，又在国内受长期教育，可你怎么能在85年写出那样的小说？为什么能一直这样有着自由的思想而不受时代的观念的束缚？
　　刘索拉：我得感谢我妈妈没让我受那么传统的教育。我爸爸从小让我学古文、诗词、国画，我妈妈让我从三岁起学钢琴，但同时他们又给了放任我的环境，我的性格在家从没受压抑。大家都觉得我不像共产党的孩子——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嘛。（笑）
　　记者：很幸运，降生在这样的家庭。
　　刘索拉：对，但我一出门，反倒是社会束缚我。
　　记者：那学校教育呢？
　　刘索拉：对，其实只有学校教育控制了我，我常觉得很拘束。但碰巧文革时不是都停了么？那时我正上小学，我就开始玩儿，中学时代又赶上上山下乡。文革时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玩儿的很好，我总有机会放纵，哈哈。所以从小到大没有受过束缚。
　　记者：那大学呢？
　　刘索拉：我在音乐学院主要学作曲嘛，文化课主要是文学，对我来说也很好办——有家庭的训练，从小就喜欢文学。考音乐学院时幸亏没考数学，否则我肯定考不上，（大笑）也没有英文。然后还考作曲，我有钢琴的底子，所以考上了。
　　记者：你们当年那个班现在几乎是一个传奇，出来一批人，比如郭文景、瞿效松、叶小纲、谭盾呀，你们这个班级怎么会有这样的能量？
　　刘索拉：有时你要把灾难看成幸运——文革让我们对生活体会更深。那时不光是玩，其实我们都受苦了，只是我不爱总说。我的同学也是，从小去工厂，插队呀，家庭受到冲击啊，都受了苦了。但这样反倒使你在青少年经历了生活，而不是一个书呆子。进了音乐学院后都是有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所以思想、想象力就要比一般的小孩、书呆子要丰富。因为文革你的家庭要受到冲击你的生活要受到冲击，所以，你很早就已经开始思考了，这个思想过程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幸运，成了一批早熟的年轻人。所以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不光是在学，还要在想，这十年的经历都要想一遍，把它注入到音乐里。所以你作曲的感觉要跟一般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太多要说的话。
　　记者：你们互相之间有影响么？
　　刘索拉：特别有影响。我们也特别团结。说到这儿我正好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明年三月我要把他们聚在一起，参加德国中国文化回顾展的音乐节，请欧洲最好的现代管弦乐队演奏他们的作品。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被定为世界巡回演出的项目，最后可能还要回到中国来演。相当于我们班同学的一次聚会。
　　记者：有女的吗？除了你？
　　刘索拉：有啊，陈怡，张丽达。陈怡在美国非常成功，是美国大学作曲系的教授，而且有非常结实的功底，擅长写大型交响乐，她的音乐一出来就是勃拉姆斯式的强大，而且她演奏才能也很好，小提琴钢琴都演奏的非常好。张丽达在国内得了很多奖，中央乐团的作曲家。
　　记者：我觉得在创作上，尤其是作曲，女人好象很少，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班出来这么多？很可能你们这一批是非常特殊的一批，可能中国积压了十年的力量都爆发在你们身上。
　　刘索拉：这是一个陈腐的观念。陈怡也在美国得了很多奖，只是你们不知道。而且现在作曲系尽是女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以后都是作曲家！有人问我女作曲家有没有前途？我说这样想都是因为男作曲家给你脑子里灌输进来的忧虑。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人说：你算了把，别做了，你看历史上有几个女作曲家？当时我就信了这话。但是其实你太傻了，你上学看的书都是哪个年代的书？都是20世纪以前的书，最基本的西方音乐历史书，早都过时了。20世纪末以后的艺术家不是那样一个系统，不是有一个作曲家在顶尖上，而剩下的都不是人了，现在不是那时代了！现在在国际上有那么多为女作曲家的音乐节，为女艺术家的艺术节，就是因为有大批的女艺术家出来。她们没有这个概念说女性就不能有创造力。还有一个，作曲不是单一的一种概念，不是光写交响乐就是作曲，各种音乐创作形式都是作曲。如果一个女音乐家就会唱歌，但是她只会唱自己的音乐，她也是作曲家——她做她自己的曲子。作曲家的概念已经变了，不是作曲系的才是作曲家，只有写交响乐才是作曲家，只要你在创作你自己的声音你就是作曲家。如果你的概念变了，你的天地就特别广大，你想那么多干吗？去做就是了！那些灌输这种东西的男人都是没看过几本书的男人。看了一本音乐简化小册子，还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还是繁体字，就在那儿胡说八道（大笑）。那不是误人子弟吗？孤陋寡闻，所以就造成了自杀现象，还没做，自己就放弃了。如果你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只要你想做都可以。
　　　　　　　　　　　　　　　我的事业是建立在强大的感情基础上的
　　记者：你的语言天赋很强？从小就这样吗？
　　刘索拉：我不知道（笑）
　　记者：你会找到很好玩的方式把事情描述的特别准确。
　　刘索拉：我的语言很苛刻。（笑）
　　记者：是很准确，这让我联想到你以前的小说，一般人只有一种表达能力或者说表达通道，但你的语言、你的音乐表达都很棒——这对你好象很简单。
　　刘索拉：不简单。
　　记者：但你的小说虽然给我们的刺激是很强烈的，但语言本身好象随心所欲，很玩闹的写出来的。写作在你身上占多大分量？写作和音乐哪个更重要？
　　刘索拉：各占百分之五十。以前没有感觉到，但现在文字的比例越来越重了，尤其是现在我作歌剧，文字就很重要了。包括写一些关于音乐的散文，我还是在文字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我还是搞音乐的。我对音乐的要求太多了，太累了，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写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但文字在我生活中占的比重挺大的——两种表达方式对我都很重要，我想也许我年纪大一些后我会写更多。
　　记者：那我一直想问个问题，你的作品灵感的基本来源是什么？我觉得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如果没有大胸怀，作品就不会有大境界。
　　刘索拉：我有强烈的感情基础，我父母给了我这个基础。他们带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世界，包括我的保姆。文革后，我们建立了非常非凡的家庭关系，而且他们也领我进入了一个非凡的政治世界。由于我的家庭，我一生下来经历的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所有这一切都给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包括我为什么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跟我的家庭背景是连着的，这个东西好象给了我一个永远没有完的故事。除了我父母之外，我还有一个老阿姨，是一个劳动女性，她文革时期一直跟着我，她为了我，一直到文革结束我父母放出来才结婚。我周围经常有这样一些非凡的人，特别幸运。比如说我阿姨把我带进另外一个世界，所谓劳动人民的世界。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的语言特别奇怪，她的语言更有意思。我妈妈语言特别苛刻，但是她很爱开玩笑，临去世前还在开玩笑，我阿姨也是张口就是土话就是笑话的人，所以我对语言的感觉是她们俩的语言加一块的结果。家里的人，每个人带给我一个世界，包括我后来见到的朋友，包括我的经历……因为有这么一个根儿，我看东西可能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包括我对外来文化的兴趣。有的时候我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会到外国文化里找，比如非洲文化比如说印度文化，他们给了我很多我在中国找不到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我身上承载的东西太重了，经历太多了。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家庭，太重太重了。这个历史太重了。

　　女人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复杂的动物
　　记者：你对女性主义怎么看？
　　刘索拉：我自己就是女人，我的声音本身就是女性的代表。在我的生命里面，有特别多的女性表现，各个角度的表现，你听我的人声就能感觉到。我主张不加工的女人的声音——除非上高音的时候需要，但更多的时候不需要加工。
　　记者：你要的是自然的女声？
　　刘索拉：嗯，有一次我在香港演出，要求我二十分钟即兴，有个导演要求我帮忙救场，那个演出是关于张爱玲的，让我在台上去表现张爱玲小说里的话。我就说来吧，然后坐在台上唱了20分钟，于是评论就说我的声音表现了张爱玲小说中女人的各种心理什么的，其实我什么都没想。20分钟给观众生命的经验，我没想刻意说什么，但自然的，他们就听出好多东西来。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女人嘛！你诚实的对待你最容易处理的经验就可以了，不用去强调什么。
　　记者：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纯粹的女人，能传达出女人的信息。
　　刘索拉：对，我很放松的传达，什么东西就都出来了，不需要想。因为我是女人，我能看到女人特别多的好处和坏处，所以能很自然地钻进去刻画女性。女人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复杂的动物。比男人复杂得多。男人永远不可能这样，他们就没张女人那根筋——女人太复杂了！
　　记者：你对流行的女权主义怎么看？你有女权的概念吗？或是女性主义的概念？
　　刘索拉：我有女性主义的概念——其实在国外没有女性和女权主义分别。我其实挺喜欢国内这样的说法，其实女性和女权不是一回事，如果按国内的分法的话，我想我更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妈妈是女权主义者，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我妈妈受的是女权主义教育。她年轻的时候是女诗人，在30年代是就是个诗人，在上海艺专上学，又是抗大鲁艺的参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她非常主张男女平等，从小她不让我做饭，我是受女权主义影响张大的，我一辈子不许进厨房。
　　记者：难以想象！
　　刘索拉：我结婚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我想有一个能进的厨房——住在妈妈家，我妈妈永远不容许我进厨房。我结婚以后才知道胡椒面和盐面是怎么使的。小的时候不许我照镜子，她认为女孩子就应该学习，不应该有乱七八糟的想法，工作事业学习是最重要的，她说女孩子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的样子，长得漂亮不是好事情。
　　记者：我觉得你妈妈的想法挺极端的，我觉得她们身上女性的意识和特征特别少。
　　刘索拉：就是挺极端的，第一代老女权主义的人都是这样的。可是我妈妈特别女性，她特别会打扮，她年轻的时候是穿着绿段子旗袍去延安的，到延安后把军装染成黑色的穿，她嫌军装的颜色难看，就染了一身黑，特酷。因为她们是第一代女权么，都特个性，所以穿军装也要显出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来。可能是受她影响，我也是喜欢黑色的，老是一身黑，满柜子的衣服都是黑色的。她说你不要打扮成一个小丑，一个女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能表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小时候特别对抗，特别不愿意按照妈妈的要求去做，因为我完全是另外一代么，所以涂指甲油啊带耳环啊什么的，我妈妈就特别生气，说我们一辈子搞女权，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再受这种男权意识的束缚，为什么你们又把它给捡起来了？！
　　记者：在给男人打扮？做男人的附庸？
　　刘索拉：反过来，我愿意！（大笑）这是我的权利！让男人为我发疯，哈哈哈，对不起，这是第二代女权。我不是恨男人的人。我妈妈也不是恨男人的人，她对我爸爸非常非常好，但是她是女权主义者。
　　记者：你们这样的代沟有过强烈的冲突吗？有没有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刘索拉：有啊，我们有很深的代沟。
　　记者：你妈妈不痛苦吗？
　　刘索拉：我妈妈很痛苦。我们两边都痛苦。打呀，打得特别厉害，尤其是在我青少年最有问题的时期。我和我妈妈都特别极端——她们在延安的时候穿黑军装，那种浪漫那种潇洒，是一种上海来的革命者的风格。我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是十六七岁背着吉他穿着游泳衣在北京市内骑车到处跑的女孩，那时候警察都跟在后面追。
　　记者：故意的？
　　刘索拉：故意的，那时候就是极端反叛了。有人都奇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可是我们就是这样的，而且是一大帮孩子。非常开化的，跟国外的小孩一样的，穿很少的衣服，露很多的身体。
　　记者：那时候有身体意识么
　　刘索拉：有啊，所以我妈妈阻止我这种意识，可是他们被关起来了，所以这种阻止就没有用了，不生效了，正好这时候我长大了！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的表现也是这样，我妈妈也看不惯。当然比起现在的小孩还是规矩多了。
　　记者：但放在那个年代反差就很大了。
　　刘索拉：是那个时候的反叛分子。那时候弹琴唱歌啊，抽烟啊，都是很反叛的行为。

——世艺网

昨夜雪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