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档案》

王子庸

                                    《大学精神档案》序言


　　在一定意义上，这套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档案，也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一些朋友的大学理想。历史刚刚进入一个新的世纪，这套书包含着曾经是大学生的我们对旧世纪大学生活各种深刻的记忆，也包含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们的大学理想不仅来自对当下处境的焦虑，也来自对历史上各种伟大精神的继承与反思。由于中国大学不仅存在精神贫困，也存在着物质贫困——更多的中国人无法进人大学读书，因此我们的大学理想也包含这样一项内容：这是一所无围墙的大学，它向所有求知的心灵开放。

“现代的早期”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在欧洲12到13世纪，并在近代获得了自己的规定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大学精神就是一种“近代精神”。当然，近代精神并不完全等于大学精神，它拥有更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近代”的另外一种说法是‘现代的早期’，一般来说指16世纪到18世纪末这一历史时期。在这三百年中，人类文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这段时间中所创造的文化对人类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不过是“近代的晚期”而已。
　　这一历史时期在精神文化史上发端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结束于启蒙运动。在社会文化史上始于意大利商业革命、经17世纪40年代英国革命（1629～1649）和光荣革命（1688～1689），结束于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政治革命。而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将上述文化成果推向了19世纪。工业革命的出现也得益于这段时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理大发现、农业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改进等因素。当然，有研究者认为诸如意大利成为地中海贸易中心等“资木主义兴起”事件，与宗教理性有一定的相关性。
　　特别是由于地理大发现，人类进人了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在文化方面，关于世界和平、关于国际法等思想已经提出来了。当然，这一全球进程中的重要又化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和西方的相遇。传教士为早期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接触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而英国使团1793年出使中国则是两个世界政治接触的象征性事件。这一事件基本上形成了农耕社会面对工业革命挑战的反应模式，这种模式至少延续了200年。

理性与信仰
　　近代精神在经济学意义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胜利，在政治学上表现为市民对国王的胜利、天赋人权原则对君权神授原则的胜利，在哲学上表现为“理性的胜利”。关于“现代世界早期”专制君主政体的兴起及衰落，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但关于“理性的胜利”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阐释方式。
　　“理性的胜利”一般被理解为理性对信仰的胜利，也部分包含着王权对神权的胜利。不过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理性社会的诞生得益干市民权利、教会权力和国王权力三者之间的互相制衡。更引人瞩目的发现是，理性对信仰的批评事实上是对教会绝对权力的批判，而不是对宗教信仰的毁灭。因此，全面的观点是，近代精神一方面表现为理性获得了胜利；而另一方面表现为宗教走向宽容。正是在宗教理性的支援下，近代政治理念先后确立了以下两个现代观念：由干只有上帝是上帝，因此，君主不是上帝，人民也不是。君主不是上帝宣告了世俗王权专制政治的不合法性，而人民不是上帝宣告了“警惕多数暴政”这一自由主义原则。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近代与中世纪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近代的兴起是一个突发性事件，是对中世纪的断裂。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为近代不过是中世纪的自然延续，所谓近代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世纪已经萌芽或得到不同程度的阐述。因此，近代史不能按历史主义的简单公式来理解（诸如所谓文艺复兴反对中世纪，人文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等等），近代思想最多表现为各观念的冲突而不是单一思想的胜利。很多历史学家反对这种先人为主的见解：把中世纪看作一个野蛮、晦涩和阴暗时期。对他们来说，近代文化既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即使反对教皇但仍然是信徒。因此在近代，与其说出现了教会的世俗化，不如说出现了思想的多元化；或者，出现了人性范围内的宗教与宗教范围内的理性。
　　至于哪种观点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只能请读者通过阅读自己做出判断。不过有趣的是，赞同近代与中世纪在精神气质上对立观点的人，正是赞同近代精神与当代精神具有连续性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历史主义观点的某种逻辑局限。此外，对近代思想的评价也不能超越它本身的高度，比如，尽管宽容精神成为思想界的基本共识，但政治家仍然在使用暴力。而在世界上更广泛的地区，还处于人文理性和宗教理性的光明之外。
　　近代精神也存在内部的矛盾。也是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政治学中的民族主义、哲学中的庸俗唯物论出现并获得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掌声。这些掌声很多是来自工业革命产生的城市底层。当“理性的胜利”通过浪漫主义的援助而发展为“理性的自负”的时候，当浪漫主义文学家集团和底层群众结合起来的时候，理性时代就面临了来自自己的挑战。理性时代的内在矛盾在“启蒙思想”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过令人尊敬的是，面对各种极端主义风险，从近代开始就有很多思想家与之争论，并为个人自由奔走呼告。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或新精神运动
　　“当下意识”和“民族自觉”是本套书编辑的主要出发点。所谓“当下意识”是指编辑本书主要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当代中国精神状况和中国大学精神之改善已经刻不容缓。譬如，以机会主义为出发点而表现出来的大儒主义和极端思潮，已经对精神文化造成了严重伤害，并进一步伤害了社会生活。所谓“民族自觉”就是指汉语世界的精神品质面对西万文化需要自我认识，通过学习和传承以尽快进人世界文明主流。
　　事实上，这一任务100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提出来了，其集中表现为“变法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等文化事件上。今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是传承中国本土这种近代传统；另一万面是希望深化这100年来汉语思想的理性精神，同时弥补这一理性的局限。
　　大致来说，精神文化有两个发展方向：追求真理（不以实用为目的）与社会关怀（文化为社会服务）。汉语思想从古代到近代，总体说来缺乏形而上学传统，缺乏为求真理而求真理的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汉语思想就表现为宗教理性和哲学理性的短缺。汉语思想更多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真理问题。但由于缺乏“求真”的终极意识，社会关怀或“求善”就表现为“圣人政治”、“救星政治”等形式，也表现为个人自由被“国族利益”所吸收，这种形式在近代并没有彻底的转变。同时，汉语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文学性的，这种“诗人统治”也不同程度地导致了对理性和信仰的忽视或曲解。
　　基于这种认识，提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必要的。在我发起并参与编辑《新语文读本》（为中学生和小学生编辑的“民间语文课本”，于2001年春天完成）的时候，我曾提出“呼唤第二次新语文运动”这一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新语文”这一概念无法获得更多精神上的内容，在表现方式上也无法脱离文学抒情的语言局限，因此，在此我提出“新精神运动”这一命题，并希望获得读者和思想界的回应。本套书最后命名为“大学精神档案”，也主要考虑“人文”、“语文”等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远不足以涵盖本书选文的内容。“精神”指向更宽泛的领域：它不仅是文学的，更主要是理性的；它不仅是人文的，也是神文的。此外，我们也相信，“文学读本”不足以真正实现汉语教育的自我解脱，也不适合大学生的阅读特点。总之，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话语方式上，汉语思想都需要一种超越“文学思维”、“道德语录”、“隐喻”和“杂文”之上的新的表现方式。在我看来，这种新的表现方式主要是“理性”和”信仰”，这两种精神气质和话语方式都是汉语世界所缺乏的。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是“科学与民主”，那么“新精神运动”的两面旗帜就是“理性与信仰”。
　　事实上俄罗斯的“白银时代”曾出现过“新精神运动”。汉语世界的“新精神运动”应该拥有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不是谁事先规定的，而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陆续被赋予的。“新精神运动”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事业。希望《大学精神档案》的出版能标志着这一事业的开端。
　　需要说明的是，本套书各分卷的序言都是分卷主编的一家之言。此外，个人风格也影响了本书的单元设计与编排。比如，本书“启蒙时代”一章，主要凸显了18世纪以及法国的“启蒙精神”。最后，我愿意在这里向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表示谢意——如果您珍视我们的友谊，希望能在本书出版后提出更多的批评意见，也希望监督我们，以便我们倡导的“自我质疑”的精神不至于成为纯粹的文学卖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