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金石书画藏鉴溯往（下）

李丰原

     按：此乃著名美术史论家郑志刚为《中国美术》而作，见该刊2014年第3期

               金石书画藏鉴溯往
                                                     郑志刚

      对敦煌遗书、木版年画等珍贵文化遗产曾经遭受的忽视，确实令人愧悔，而实际上，我们对汉画与玺印的重视与研究程度也是有限的。关于两汉绘画，书画家、美术理论家郑午昌作过总结：“今合金石而统观之，则知汉画之类别，凡三，曰传写经史故事，曰实写风俗现状，曰意写神怪祥瑞。顾实写风俗现状，意写神怪祥瑞，多为当时民间的艺术作品。至若王室士族，则极注重经史故事之传写，以其有足昭炯戒助教化之用也。如‘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经史故事，尤为绝妙之画材。其制作也，用笔多古拙雄浑。”[8]尽管北宋中期之后，汉画便被金石学家赵明诚、洪适等陆续访求、著录、考藏，但直到20世纪初，随着法国、日本有关考古学家、古建筑学家对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汉代遗存展开调查，汉画才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关注。一个例子是，迟至1930年，时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的关百益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南阳汉画像集》，以及1936年文博学者孙文青出版《南阳汉画像石汇存》之后，河南南阳汉画的风采方始为世所知。玺印方面，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及：“清朝人大量收集古玺、古印。山东潍县有个陈介祺，在咸丰年间，同吴大澂是朋友。他是个进士，但不做官，只收集各种古代器物。所以影响了潍县这地方不少人故意制造假的古物，一直到后来还有这种风气。”[9] 为了牟利，不仅可以制作假玺印出售，还可以在书画作品上造出假印记。一般来说，假印记包括伪鉴藏印、作者姓名字号印及闲印等，大略有翻刻、照像制版、凭空臆造三样手法。在使用这些假印章时，有经验的钤盖者会故意晃动或轻微搓移，造成纸绢表面的朱痕模糊迷离，藉以达到混淆是非的目的。

      在书画临摹、作假方面，米芾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因为深谙行情，所以老米用印特别讲究，尝于《画史》夫子自道：“余家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箧印，宝晋书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绝品。玉印唯著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虽参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贤，唯用玉印。”[10] 谨细若此，足见痴爱。那么，像米芾这般精鉴赏、富收藏的士大夫书画家，会不会有“打眼”的时候呢？启功有云，文征明和董其昌就收过伪品。比如《停云》（案即文征明的《停云馆帖》）收唐李怀琳草书《绝交书》，实际上是李氏伪造王羲之的帖。但由于李的书法水平本已很高，就算是他个人的作品，也照样值得宝贵。又如《戏鸿》（案即董其昌的《戏鸿堂帖》）收的米芾《蜀素帖》，是一个勾摹的“复制品”，但刻搨出来的效果，也足以表达米字的形态。如果不是董氏自己在真迹卷内提出这件事，谁也无从看出《戏鸿》所刻的底本是一个“复制品”。这类情况，可以说是“虽伪亦真”或“虽伪亦佳”。[11] 针对古书画鉴定中的“乱云飞渡”现象，鉴定家徐邦达特别强调看“原迹”的重要性。比方说他看过颜真卿的《祭侄稿》原迹，肯定其为唐代真品。而柳公权的《蒙诏帖》，却被徐氏断为“是一个很明显的托柳公权名的假帖”，因为该帖一直藏于故宫博物院，他有机会经常过目：“这件作品写是写得较好的，起码也是宋朝人所临的精品”。在徐氏看来，只有王献之一个帖子后面的两行题字可能是柳公权真迹，但也“只是见的影印本，没有见过原迹，有些东西一见原迹便不行了！”[12]有机会零距离抚查古代金石书画原迹，是一个鉴定家的莫大福气。曹操高陵经考古发掘之后，我曾得以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文物整理、修复库房，就备受争议的高陵刻字石牌及部分画像残石实物，现场进行过细致观测。与先前仅凭看照片得到的感觉，果然大为不同。

      在著有《清河书画舫》十二卷的明代书画鉴藏家张丑眼中，“法书名画，以无破损为上。间遇破损处，尤当潜心考察，毋使俗子得行其伎俩，方是真赏。”[13]这是有道理的。书画藏品原本脆弱，需要时时精心呵护，这就对收藏者的专业知识及个人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无谓的折腾，只会使古字画横遭摧残。有宋鉴赏家赵希鹄在其《洞天清禄集》中说：“画不脱落，不宜数装背，一装背则一损精神，此决然无疑者。”[14]即便遇到残破不堪确需改装的书画作品，在作业过程中也要如履薄冰般精意为之，万不可敷衍草率，致有“怯裱”之虞。信如明代收藏家周嘉胄于《装潢志》中所形容的“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

      古人留下的书画伪作，行话俗称“老充头”。在金石碑帖界，这样的“老充头”并不罕见。一个现象是，明清两季，多有将明代晋藩王府的《宝贤堂帖》（以摹刻《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宝晋斋法帖》等为主），伪充宋拓本《淳化阁帖》或《大观帖》（一名《太清楼帖》）的，迷惑性极强，纵便擅鉴名家，也多有“走眼”失察之时。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沈曾植就遭遇过这种“老充头”，其《大观帖跋》云：“此残本《大观》六卷，即覃溪（案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翁方纲）所谓以《宝贤》伪充者也。与真本自不可混，然是《宝贤》明拓佳者，装褙亦明时之旧，存此以存《宝贤》真面，以证覃溪之说。”[不同的是，沈氏在辨伪之后，并未全盘否定此“老充头”，而是对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作了客观分析与有力肯定。这种理性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所谓“真的未必好，假的未必坏”，即是这个道理。相反，如果不能对书画鉴定下一番“研精覃思，博考众籍，采摭群言”的功夫，便容易像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说的那样“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在金石书画藏鉴行业并不洁齐清明的现状之下，这委实不能不令人有所警醒。

注释：

[1]启功《金石书画漫谈》，《启功丛稿·艺论卷》第196页，中华书局，2008年

[2]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第7页，中华书局，1998年

[3]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本）》上册，第24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4]同[3]

[5]史树青《书画鉴真》第37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6]（俄）孟列夫《论敦煌写卷的日期标注法》，孟列夫主编，袁席箴、陈华平翻译《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下册，第5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7]王树村《中国年画史》第24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2年

[8]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9]顾颉刚著，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第114页，北京出版社，2009年

[10]同[3]下册，第1235页

[11]启功《从〈戏鸿堂帖〉看董其昌对法书的鉴定》，《启功丛稿·论文卷》第127页，中华书局，1999
[12]徐邦达《判定真伪，一定要看原迹》，《中国书法》双月刊，1995年第6期（总第50期）第42页
[13]同[3]下册，第1251页
[14]同[3]下册，第1241页
[15]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第42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16]同[3]下册，第1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