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雄飞——忍无可忍的最后呐喊

王子庸

                        贺雄飞——忍无可忍的最后呐喊(一）
         ——在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大学的演讲

复旦大学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能来贵校演讲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这次陪同“哲学乌鸦”黎鸣先生到全国18个城市40所大学进行“思想文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对上海文坛的几个“大哥大”——王安忆、陈思和和王晓明等先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能欢迎我们吗？这可是他们几位的根据地啊，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呀，准备好了“枪支弹药”，到他们的家门口“骂敌叫阵”，希望他们的弟子能站出来和我们辩论，也好活跃一下上海的文坛。复旦大学的朋友们，陈思和、王晓明两位先生的弟子们，你们有这个胆量吗？
（全场沉默不语）
此次巡回演讲的题目叫《中国人怎样变得聪明起来——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坛的反思和批判》，目的是清理文坛垃圾，呼唤人文精神，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尽早聪明起来。对此，一路上议论纷纷，认为我只是一个出版商，最多只是个编辑家加出版家，没有足够的文学功底及资格来批评其他作家；也有人认为这是本人作为“文化商人”的一次“营销策略”，以“出位或者批判”来抓眼球，意在商业目的；中国的作家更是集体沉默，保持一种所谓“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当记者采访时，他们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知道此事”，要么就是“懒得理会”；还有人认为我们这是“作秀”行为。
可悲啊，“作秀”是没有风险的，而我们是“批评长征”，是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愚蠢举动，是面对着中国文坛的集体堕落和“黑社会”化的反叛，是经过在“垃圾中觅食”的痛苦咀嚼后，被迫着发出的最后呐喊。至于中国作家的集体沉默和“懒得理会”，恰好印证了他们的自卑和缺乏对真理探求的精神，绝大多数作家是贫血缺钙的软体动物，要么是帮忙帮闲的伪作家。当然嘛，有时出于激愤，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但谁又能保证自己所讲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呢。但我信奉这样几句话：第一句话，我平生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第二句话，我能用一句话就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用大头针把蝴蝶钉在墙上一样；第三句话，尽管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第四句话，每一种真正的思想，最初总是作为一个陌生来客出现的；第五句话，我，一个哲学家，不关心满桌的钞票，只关心数钞票的人。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为了作好今晚的演讲，我特地买了两部书，一部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名为“思想的声音”；一部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名为“复旦大讲堂”。
第一部书是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组织的“新世纪论坛”的演讲精选，该论坛发端于2000年7月份，先后邀请了余秋雨、姜文、白岩松、陈逸飞、金庸、莫言、王安忆、杨澜、唐季礼、王蒙等“文化名人”作了“精彩的演讲”，我试图通过这些文化名人的演讲水平，来判别一下上海读者的水平，以免自己不自量力。
余秋雨的演讲名为“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完全是一种矫揉造作的絮絮叨叨，对中华文明提及很少，主要是炫耀了一下他和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所见所闻。最后由于演讲题目的关系，他又不得不对中华文明作了不痛不痒的两点反思，他认为，中华文明虽然千年不衰，但他的老年病也特别多，包袱也特别重，需要做一做减法——也就是对这种文明做精致化的选择。他认为，中华文明主要有两大毛病：一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它变得特别累，二是千年不断的文化遗产重担使它特别累。这是中华文明面对新世纪时的第一挑战（众笑）。
姜文的演讲名为“透过看电影的眼睛”，刚开始的时候，姜文笑得很灿烂，语言也很谦虚，他说：“我是来跟大家座谈的，不是作什么演讲⋯⋯”紧接着他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演艺生涯，最后则对《动物凶猛》、《鬼子来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作了一点阐述和闲聊，只是一些个人经历和体会，根本谈不上什么观点和思考。最可笑的是，当有人问他“我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时，他的回答出语惊人：“我有三个答案，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不知道；第三，我还是不知道。”你不知道来干什么？本来我认为姜文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演员，这下我总算解开了他狂妄背后的真实面纱，原来是“无知者无畏”啊，又一个王朔（众笑）。
白岩松和陈逸飞的演讲，我不想评判，我想谈谈金庸。金庸演讲的题目叫“迎接新的五个世纪”，主要从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一些观点谈起，谈到了35亿年前的微生物，阿拉伯妇女头上顶的东西，地球是圆的，上海人喝的黄浦江的水，伤风、感冒和咳嗽，以及史蒂文霍金的小儿麻痹症，最后又提到了斑马追豹子与郑和下西洋。金庸先生从来都很谦虚，当有人问及东西方哲学有何异同时，他坦然地承认，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可能没有资格回答。经过了若干个海阔天空的问答后，一名读者忍无可忍地问道：“金先生，我问一个有些困惑的问题。今天您演讲的标题叫“迎接新的五个世纪”，但我没听清楚是哪五个，你能否再简单地概括一下？”金大侠非常豪爽地答道：“您提得对，今天恐怕我讲的有些文不对题了，对不起啊。”看来还是钱钟书先生说得对啊：“你只管鸡蛋好吃，何必非要见见下蛋的母鸡呢？”
（众人大笑，掌声）
由于时间关系，我该讲讲王安忆和莫言在《新世纪论坛》中的表演了。二位演讲的题目叫“悲壮的抵抗”，主要是围绕莫言的三个观点展开的：第一、全球化给写作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第二、文学本身的不景气，也给写作带来了悲壮的意味；第三、写作是悲壮的抵抗，也表现为作家向自我做抵抗。观众提问还有点意思，有人问：“现在有种观点说当前的小说创作是处于三无状态——无志、无趣、无爱。请问你们如何看待？能否对当今的文坛作一评述？”莫言的回答是：“原来我听说‘无主题、无故事、无人物’这‘三无’，现在提出来这种说法太武断，太以偏概全了。中国有这么多的作家，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小说，而我们的阅读量毕竟是有限的，简单的用‘三无’来概括肯定是不对的，起码我和王安忆的小说还不是‘三无’嘛，至少主观上不希望是这种状况。”（众笑）又有观众问：“您如何给自己的写作定位？”莫言答：“我的写作没有定位，写作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满足。如果有人要看，那最好；明明知道没有多少人在看，还要继续写下去，那就是悲壮的抵抗。”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悲壮的抵抗啊，真让我哭笑不得，看来作家的理论水平还比不上普通读者的水平，有什么资格耽误别人宝贵的时间呢？来上海滩演讲的，原来是这么一帮混饭吃的人啊！
（众大笑，热烈的掌声）
第二部书名为“复旦大讲堂”，编辑了王晓明、陈思和、李欧梵、朱维铮、哈贝马斯等15位名学者在复旦的演讲录。陈思和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内容从1990年代以来王安忆最著名的两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谈起，又高度评价了王安忆的另两部作品《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紧接着又谈到了张炜的小说，苏童的小说，林白的小说⋯⋯最后又回到了王安忆的《富萍》，并以相当长的一段篇幅进行论述，并认为“张爱玲对农民没有什么感情”，而对王安忆的底层情结却给予高度评价。有趣的是，这位陈思和教授不仅对张爱玲不屑一顾，对王小波更是不屑一顾，在回答一位学生的问题时，他说：“我还没有通读王小波的作品，无法对他作一个全面的评价。我这人有一个毛病，凡是流行的作品我都不读⋯⋯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主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没有选他的作品，其实我很想选⋯⋯但我对流行的东西基本上是不愿意发言的，因为说他好是凑热闹，说他不好是装酷。”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思和教授复杂的内心：一方面他毕竟还是一个教授，能看出王小波作品的好来；另一方面由于说好的人太多，他不愿意凑热闹，完全没有一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健康心态。问题是，王安忆的作品也很畅销啊，每一本书也有十多万的发行量，而且赢得评论界一致的交口称赞，您老人家为什么也去凑热闹呢？为什么不装一下酷呢？
（众笑，掌声）
如果说陈思和对王安忆的吹捧还有所节制的话，毕竟还捎带讲了一大堆别的作家，那王晓明教授对王安忆的赞赏便更有点“情不自禁”，一篇七八千字的演讲稿，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赞扬王安忆。老上海的故事多了，难道只有一个王安忆在描写上海吗？在这篇演讲中，只有二三百字提及张爱玲和苏青，而且认为张爱玲对上海的感受非常浅薄。我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由于张爱玲死得太早，不是圈内的哥们，而王安忆是现任上海作协的主席之故吧，权力和哥们的感情永远大于艺术真正的价值，通过字面意思分析，我只能这么讲，不知背后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掌声，笑声）
在我没有真正介入文学界这一行时，由于受钱理群先生、葛红兵教授、章德宁社长、刘庆邦先生及何玉茹女士等师友的影响，我曾对王安忆女士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而且寄予很高的希望。可是，等我后来推出“蓝色书坊”这一小说系列时，系统地拜读了中国90年代以来广受好评的一些文学作品后，尤其是在2003年春节前后，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拜读了王安忆女士几乎所有的大作（我是读着她的《长恨歌》守岁的）后，禁不住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被陈思和王晓明不遗余力地追捧着的一个“准大师级作家”竟这般模样？以至于我原计划在春节前后读完的雨果的《九三年》、海塞的《荒原狼》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竟被迫搁浅。阅读这样的文字垃圾真是太痛苦了，等于浪费生命。讲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则关于美国歌唱家的笑话：他唱的第一支咏叹调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听众喊道：“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又唱了一遍。可是听众还要求他再唱一遍。接着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地问观众道：“这支咏叹调我还得唱几遍呀？”人们回答：“到你唱准了为止。”王安忆君，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我总觉得您还没有唱准，所以还要继续唱下去。这既是一名普通读者对您的要求，也是广大读者对您的殷切希望。
2004年3月的时候，我和李建军等人联合推出了《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一书，对王安忆、池莉、莫言、贾平凹、二月河这五位当红作家进行了激烈而有理性的批判，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这部书中，我以苍狼为笔名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名为“媚俗是媚俗的通行证——关于<有了快感你就喊>及文学诸问题的思考”；另一篇名为“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致王安忆君的一封公开信”，对王安忆的创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定位为：肤浅中的深刻，欲望化写作和小资情调，小人小悲欢和伪艺术，时尚匠人和陈腐的观念，并为王安忆们指出了困境和出路。在我们所批评的五位作家中，批评前四位的不乏其人，惟独对王安忆的批评成为显学，到目前为止只有三篇文章，一篇是李静的《不冒险的旅程》，已收入《与魔鬼下棋》一书，另一篇是吴俊的《瓶颈中的王安忆》。为什么这部书要叫《与魔鬼下棋》呢？就是借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女人的裤腰带以上属于天使，裤腰带以下则属于魔鬼。现在许多的作品关注的都是裤腰带以下的东西，是人最简单的最本能的低等欲望。书中的那些人物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灵魂，稀里糊涂地跟人上床&#8943;&#8943;他们的小说里都是这样一种景象，所以这就叫“与魔鬼下棋”。我跟这些东西下棋，而这种下棋恰恰也是人生的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可能最后失败，但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
在这本《与魔鬼下棋》中，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媚俗是媚俗者的通行证——评池莉新作《有了快感你就喊》。我认为池莉这篇作品一是地摊文学；二是庸俗的审美趣味；三是伪平民里立场；而第四，小说不是传奇，中国人就想把小说当成传奇，非常热闹，但看完了也就完了，什么印象也没留下。而小说是那种真正的灵魂与心灵的奇迹，就像我所说的歌颂“平凡中的不平凡与不平中的平凡”，这才叫一种艺术。
像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通篇“我操”出现了17次，“肛门”、“阴毛”、“下体”这种词出现了40多次，我看了之后三天都吃不下饭，太肮脏了。所以干这样的批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一方面我的书架上有9000多册图书，那里边有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谢德林、克雷诺夫等一批世界级的大作家等待着我与他们的交流与对话，另一方面我又被迫发出我的呐喊。  其实我不是搞评论的，我是搞经济的，但我没办法，我是为思想者找市场，为市场找思想，我只能做这项垃圾中觅食的工作，而且这些作家有那么多的量，王安忆出了100多本书，贾平凹100多本，池莉几十本，你不把这些书看完你怎么去评论人家，但看了之后你又难受。这种情况下多难啊。而且你还要找到有力的武器与弹药，你用什么子弹、弹药去抨击他，你还要再读些书，用你的生命的体验与直觉，再加上你的思想理论去剖解它，这样你的批评才有力量。可惜中国当代这样的人太少了。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有学生站起来问：文坛和官场、商场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把它想象得太纯洁了。在物欲横流的大潮面前，你会不会有一种冷风刺骨的感觉？
有。我和这类人打交道多了，更觉得冷。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犯罪”，现在一些所谓的批评家，是一些阐释家或者代言家，在互相吹捧。就拿北京的情况来说，一个新人要想进入北京，你如果出一本书，给一个批评家300块钱，他理都不理；500块钱，他会给你写一句话；给1000块钱，他会翻一番，写一段话；给10000块钱的话，他会给你写三五千字的评论，发在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刊物上。这完全是一种名利交换。
我获悉了一些这样的内幕之后，觉得非常可怕。一个文人的良知与激情，导致我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坛发出一种呐喊，呼唤有共同志向的同道来一起参与。还有一些内幕，如某大学中文系的院长为了讨好某著名作家，聘请其担任中文系的教授；然后作家协会主席为了回报他，又聘请其当杂志的主编；就是这样的合谋。又比如刚刚落幕的某某文学奖，某位作家的一篇文章，根本就没有进入初评，却由这位著名人物深夜怀揣着直接进入中评。我当年以苍狼为笔名写过一篇《致鲁迅爷爷的一封公开信》，说一些评上奖的，横看竖看左看右看，怎么也不像咱们鲁家的人，没有那种批判的精神，却是些帮忙与帮闲的文人。
在写完池莉的评论之后，我写了《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致王安忆的一封公开信》。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方面引起一些正面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转载了这篇文章，还有2003年的中国文论选以我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书名。另一方面，也激起作家协会一大批人的反感，尤其是上海文坛的9位老人家，联合对我进行声讨，说贺雄飞根本不懂文学，他在玷污我们中国神圣的文学。因为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究竟谁在玷污我们中国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开美女文学之先河，是中国美女文学的教母。《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一所大学本科学美术的四年级学生，为圆她的外国梦，连着跟五六个外国人稀里胡涂地上床，为了勾引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脱光，用一种人体行为艺术的方式，在身上画了一朵盛开的玫瑰，搞得外国人都对她的身体很向往，然后阿三还说“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啊”。这是一种妓女与嫖客的逻辑，有什么文化可言啊，纯粹是一种媚俗与堕落。卫慧后来的《上海宝贝》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里边的王琦瑶，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一个摄影家给她拍照，上了《上海画报》的封面，后来在上海小姐的选美大赛中得了第三名，被国民党的一个中将看上，做了人家的二奶，成为“埃利”公寓丝的寓主，窗帘拉得黑乎乎的一天不出来，惟一的工作就是晚上陪人家睡觉，没有爱情也没
有阳光，纯粹是一种欲望。后来那个国民党中将在一次战争中死掉了，这个王琦瑶就来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然后跟一群人打麻将，认识了两个人，就又跟人家上床。之后怀孕去医院生产的时候，那两个人没一个肯承认，还是以前给她照相的那个程先生还爱着她，关键时刻帮了她。但她没有一点感恩之情，这使程先生心灵上受到伤害，自杀了。除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性爱，还应有一种感恩之爱啊，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生活中的一点亮色，最苦难的时候可以维持人生。而王琦瑶却连一点感激都没有，你说她的生活中还有阳光吗？这之后王安忆本可以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母女相依为命活下来的感人故事。而王安忆却没写这段历史，“啪”跨过去直接进入90年代，王琦瑶“吾家有女初长成”，出落得像“出水芙蓉”，她妈虽然50多岁了，但是很有风度，母女俩经常争风吃醋，王琦瑶竟去勾引20多岁的年轻人，最后被掐死在床上。
王安忆这种写作就是把锁链当项链来歌颂的，没有一种真正的悲剧的精神。什么叫“悲剧的精神”？就是说人生的主色调是苦难，是苦难向幸福过渡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的主色调或起点是快乐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比快乐更快乐的呢？那么只能是苦难，面对这种心灵的苦难。有些作家选择了逃避，像池莉；有些选择了麻木或苟活，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与《活着》；第三种就是对黑暗的反抗，这种反抗真正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寻找人类存在与活着的理由，这样就造就了一种艺术，像《唐吉诃德》。 我经常对池莉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写了《有了快感你就喊》这部污七八糟的地摊文学的时候，你敢给你15岁的女儿看吗？如果你敢，就说明你的作品还有些价值，而你恰恰是不敢啊。”
所以说，我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就是基于这种状况，而被迫发出我的呐喊（掌声）。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坛的良性发展，2004年8月的时候，我又推出了《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书，这部书虽然没有《与魔鬼下棋》一书畅销，却在文学界反响极大，许多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和博士人手一册。这部书推出的第一个博士就是南京大学的王彬彬，他现在已是博导了，在这部书中他对金庸、王朔、残雪、余华和王蒙等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作了全面的批判；第二位出场的是中国社科院的王兆胜博士，他重点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散文进行了剖析；第三位出场的是北师大的才华横溢的赵勇博士，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骨灰盒里的秘密》，重点对冯小刚的贺岁片《手机》等，进行了全面解读；第四位出场的是华东师大的吴俊博士，他虽然对王安忆的作品略有微词，但对60年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却进行了全面分析；第五位出场的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傅瑾博士，他对评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话剧《切格瓦拉》进行了深刻的解读；第六位出场的是清华大学的肖鹰博士，他不仅对周杰伦的演唱进行了学术批判，还对当前中国诗歌界的缺失进行了分析（众笑）；第七位出场的是山东大学的黄发有博士，这位慈祥可爱的客家人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文学出版与小说的问题进行了解剖；第八位出场的是北大新锐女博士邵燕君，她对“卫慧复制棉棉现象”，以及“大家红河奖”的评选问题作了有力的揭露；第九位出场的则是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博士，他对作家明星化现象和市民小说的审美特征作了认真的阐释；最后出场的重头人物，则是《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的作者，有“文坛清道夫”之称的李建军博士，他对贾平凹的“消极写作”，阿来《尘埃落定》的病象，以及朱大可的“流氓批评”作了有力批评。通过我的叙述，大家对中国文坛的问题该有个初步的了解了吧？商人们做的是普通生意，我做的则是灵魂的生意，每一部书都要为读者负责。坚决拒绝那些既没有眼泪又不含钙的文字垃圾！
（热烈的掌声）
在《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的最后，我以亚伯拉罕为笔名发表了《新文学改良宣言》，现在给大家读一下：
一
读罢《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让人更加清醒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陷入了怎样的境地。文学正在与时代、与历史脱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及核心价值脱节，与宽广的、开放的文化视野脱节，与真实、丰富的想象力和活跃而磅礴的创造力脱节，与文学本身的人性、诗性与神性脱节，与人类的崇高精神脱节，与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脱节，甚至与我们母语涵养了几千年的天良、天赋、天性脱节。那么，中国当代文学还剩下什么？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许是杞人忧天了，我以为太多的伪作家和伪文学批评家正在合力，以集体的无德性、无操守、无精神，由表及里地完成着对文学常识、文学精神、文学品格、文学伦理的瓦解、异化和颠覆。
当下，热热闹闹的“下半身写作”、“美眉写作”、“美男写作”、“我是流氓”写作、“窥私”写作、“我爱美元”写作、“渴望堕落”写作、“讴歌帝王”写作、“迷信暴力”写作无所不在，然而，却少有直指病穴的文学批评。太多的文学批评家成了文学阿谀家，成了文学真精神的杀手。
文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文学的危机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标志着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此时此刻，十位博士以纯正的文学批评，直击中国文坛，犀利、理性、睿智和卓识远见的文字力透纸背。读之，我不能不心存感动，肃然起敬！
文学的真精神，是需要人格来担当的。
这里，十位博士志识与共的努力，正是一种义无返顾的担当。
二
长期以来，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书的出版，有助于打破中国死水一潭的局面，以营造多元、鲜活、自由而生动的文坛新格局，并宣告一种真正文学批评群体的首次实力出击，以期引发更多的文学精神的担当与振作。
雅克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中写道：“艺术存在于灵魂之中，它是灵魂的某种完善&#8943;&#8943;艺术是一种善，是一种实践智性的善——这种特定的智性的善同应完成的客体的创造有关。”巴赫金在《艺术与责任》一文中写道：“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责任中。”在《爱与意志》一书中，罗洛梅以思想家的敏锐和热忱，高屋建瓴地洞察到：20世纪作为人类文明的“过渡时代”，其主要价值危机就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因此，他大声疾呼：“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人们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变为狂热地着魔于性问题。而今天，人们已远不是缄口不谈性问题，事实上，如果真有火星人降临到地球的话，恐怕人们除了跟他们谈论性问题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别的交流话题了。”关于“为何写作”这一问题，萨特指出：只为自己写作是十分糟糕的，没有一种艺术可以以不为别人或没有别人参加创造的，它是观念和创造的综合。阅读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慷慨大度的契约。每个人相信他的对方，每个人依靠他的对方，对自己有多少要求，也向对方提出多少要求，从而达到相互的信任。因此，任何奴役作者的企图，都会危及作家自己的艺术。列托尔斯泰也说过：“评价一部艺术作品，不能够说：‘你还不懂哩！’假如别人不懂，那就说明这个艺术作品不好。因为艺术的任务就在于使不懂的东西变得大家都懂。”
上述引言，道出了中国文学存在的症结，对每一位写作者都有启迪。文明的品格应该是进步的，向上的，朝着真善美的方向。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功能性文明”，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方向。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应有高尚而神圣的情怀，着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使每一位读者早日摆脱野蛮、愚昧、庸俗和受奴役的状态。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一文中所言：“真正的哲学永远是斗争”。
其实，真正的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
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胡适先生针对中国文坛的状况，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指出了文学改良，须从下面八事入手：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针对当代中国文坛的现状，本人有意提出如下八条，呼唤新世纪的文学改良：
一曰，须直面历史和现实。
二曰，不照搬外国作家。
三曰，须关注人类的苦难。
四曰，不躲避崇高、不崇拜“流氓”。
五曰，务去媚语假话。
六曰，不玩文字游戏。
七曰，不比恶俗、无耻。
八曰，不结党营私。
文学乃国民灵魂之灯火，批评乃文学扶正祛邪之手段，故以上述八条与文坛同道共勉，以振文学刚健清新之精神，以挽中国文学萎靡不振之颓势。
（热烈的掌声）
耽误各位同学的宝贵时间，这就是我在新世纪之初关于中国文坛被迫着发出的最后呐喊！
友谊万岁！爱情万岁！文学万岁！自由万岁！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其余：http://www.blogchina.com/new/member/_%BA%D8%D0%DB%B7%C9

王子庸

                             贺雄飞与黎鸣的演讲- -
                                   mimiqiao
                             

在网上，有对他们演讲的感想 与批判 还有讽刺，可就是没有看到对两人演讲的归纳整理，我感到很悲哀，互联网上一盘散沙，文章互相抄袭链接，一片聒噪，有什么资格指责人家是乌鸦？？不妨我整理一下，看看他人是如何评说的，以及再过几年重温一下演讲，一来帮助自己保持清醒，二来为没能听演讲的校友提供些对话原文，但是很遗憾，他们的语速太快了，尤其是贺先生多次引用了犹太人的故事，我无法跟上他的思想，会有一些纰漏。
刚走到东荣的门口，恰好他们的面包车停下来，我有幸和他们乘了同一电梯到了二楼，正站在黎老的身后，听他说话感觉很温文儒雅，后来我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了。
演讲的地点选在了边疆考古中心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面，中间是一张长长的会议桌，我没想到临近期末还有如此多的同学来聆听，一百多人使会议室几无立锥之地，不过很适合讨论与争鸣，现场气氛也很热烈。贺雄飞先生膀大腰圆，小眼睛，头发卷曲，声音有些沙哑。


他首先以一个古老犹太故事开头，"弥赛尔说我一直在等你，其实我也一直在等同学，我和黎鸣先生南征北战，经过39所大学，长春是最冷的地方，身体娇嫩的黎先生非常颤抖。第一站选择了成都，因为成都的人最多，也最愚蠢（笑）。昨天我们去看了脏口二人转，很庸俗，和黄色笑话无异。我对冯小刚和周星驰的电影也持批判态度，本来不想作评论，但实在忍无可忍，很绝望，再比如说金庸的小说纯粹是精神手淫，这么多博士硕士为什么没有人作出批判？这是一个法制人文的社会，再滥用武术这种武器怎么可能行侠仗义？"
"艾莎克的《市场里的××》（我没听清，才疏学浅啊）、辛格《愤怒的上帝》是对人的灵魂的巨大考验，《打赌》小说里的想象力也来源于生活，带给人的思考很深远。我现在搞犹太人的书系，把犹太人和中国人比较，会发现犹太人也喜欢讲笑话，而且很喜欢黑色幽默，笑话里面也充满思想。我也很推崇俄罗斯人这个民族，比如他们的笑话中"喝酒的故事"，讲撒旦在种植葡萄的时候用了四种动物的血液：羊、狮子、猴子、猪，所以人喝完葡萄酒的时候，先像羊一样温顺，再像狮子一样凶猛，然后像猴子一样抓耳挠腮，最后像猪一样埋头大睡（可是俄罗斯民族还是那样嗜酒如命啊：）。"洗澡的故事"讲两个人洗澡，一个人为了认清哪一个是自己，就在手腕上绑了一个红绳，可是洗澡的时候却掉了，另一个人看见后也这样想，于是就把红绳系在自己手上，所以，第一个人看到后在想：这家伙是我，我是谁呢？（笑）在这个故事里面提出一个哲理性的问题：真正的人是什么。人是个性、创造、自由的集合，而不是麻木的猪（王小波语）。褒曼说主流意识形态让普通百姓只去享受，只会享乐消费，不会关心时事，不再有清醒的意识，与大众文化同流合污，知识分子的职责应该是让两者同时升华，清除垃圾。
中国的文化很割裂，20世纪前30年对传统批判认识不够，而接下来的50、60年完全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泥沼当中，可以说只有先秦之前2、3百年有思想而已，而后只是"生殖器文化"，这样看来，中国的文化很年轻，对于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司南的发明波斯（？）比中国要早，活字印刷是德国古登堡的发明，中国发明的只是雕版印刷。中国不是没有四大发明，也有，我认为是：考试、督察、？、黑社会！（笑）胡适认为只有在质疑中，文化才能进步，我所崇敬的中国哲学家只有冯友兰一个人，只有他对墨子进行了批判继承，而中国其他的聪明人被专制制度杀光了，中国人的硬伤有二：1）中国人缺乏希伯莱似的信仰，无绝对追求真理；2）无逻各斯，只有归纳没有推理，只知道火药爆炸，却不研究为何爆炸，有术无学。
我特别欣赏四句话：
1.尼采：我能用一句话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用一个大头针把蝴蝶钉在墙上。
2.在瞎子的国度里，独眼龙就是国王。
3.我的最大梦想，就是阻止知识分子向世俗化堕落。
4.？
我现在不喜欢散文这种文体，讲究语言的文体是诗，讲究虚构技巧的是小说，散文只能靠思想取胜了。但是，中国作家的全部思想是开代表会，内蒙古有一个创作基地，投了几百万元兴建在风景秀美的乡村，是一个二层小楼，二楼专门用来打麻将！后来因为经费紧张，一楼出租出去了，改成按摩基地了（笑）你现在去那里看看，还是一样的情形。内蒙古的作协主席，为了让他的作品获奖，给8个评委打了13个电话！我这次到浙江大学，可以说那里是三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教师从不跟你谈文学，怕引起思想争论吗？广州的学生给我印象也很深，好听一点他们的眼睛是求知若渴，不好听的是和希望工程的孩子眼睛一样（笑，可是我们自己的眼睛呢？）。优秀的作家应该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和全面的知识结构，韩寒和郭敬明的书是垃圾小说，而现在大学的教授迷恋嫖娼赌博，抛开复旦经济学院院长不谈，前几天人民大学一个教授嫖娼后还在到处联络警察局的朋友帮一把（怪不得周星驰被聘为人大教授，至少他没时间嫖娼啊：）
人类的本质是苦难的精神，真正的写作是解放。加缪说："文学......是......骗局"，说中国作家正合适，他们逃避现实，逃避历史。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应该关注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个体的价值如何发挥？对弱势群体提出怎样的关注？一流作家应该超越一切苦难，用悲悯的眼睛正视事实。在池莉新著《有了快感你就喊》中，"‘我×';这两字就出现了17次，还有极其肮脏的字眼出现了30多次。我看了这书，3天都吃不下饭啊！这怎么能成为文学作品呢？真正的艺术是揭示人类的情感，同时又能改善人类的情感。池莉用这样的手法写作，是玷污真正的人类！有人会问了，既然这是媚俗的东西，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呢？我说，不再把贫乏当成贫乏是这样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象征。王安忆她们的写作兴趣和我们的价值判断形成了严重的偏差。王安忆是美女文学的‘教母';。她的《我爱比尔》开了中国美女文学的先河，讲的是一个大三的女学生为了出国和六、七个男人上床，还在自己身上画了朵盛开的玫瑰，迷倒了不少洋鬼子，然后还告诉人家说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长恨歌》写的也是这类题材，她把锁链当作项链，当成装饰品，写的都是空心人、木乃伊，没有感情没有阳光没有玫瑰，都是黑暗。是在丑化我们的人类啊！我们人类不是这样的啊！有些人也是有思想的，还是懂得爱情的，不是为了欲望而一味堕落下去，没有良知不能爱别人。
中国当代文人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休闲文人，像周国平、莫小米、李杭育、李庆西等等，美食美女花鸟鱼虫都是他们笔下的人物，文章不痛不痒，可看可不看；第二种是腐朽文人，像余秋雨、贾平凹、金庸，他们只敢对历史叹息，不敢对现实发言，沉湎于秦砖汉瓦的传统文化，没有真正的对灵魂的拷问，读者看不到鲜活的时代气息，看不到真实的现实，有的是历史的感叹，历史的回忆；第三种是反动文人，他们反对自由民主科学真情，如王朔是反智，柯云路反科学，梁晓声说谎反人性，二月河歌颂皇权反历史；第四种是进步文人，而在中国，进步文人是稀缺动物，眼下可数得出的只有三个半，三个是阎连科、杨显慧、尤凤伟，那半个是北村。前三类的文人都是卑鄙文人，占去中国文人总数的90％。"
他策划推出的《与魔鬼下棋 ———五作家批判书》对池莉、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二月河好好地骂了一通，似乎还嫌不过瘾，"中国作家在干什么，什么下半身写作，美女写作，我为什么要批判，我是被迫发出最后的呐喊。媚俗是媚俗者的通行证，这是池莉；我刚去过武汉吉庆街，那边的卖艺人逼着人听曲，她怎么不写这个，她竟然把那里写成武汉市民文化的体现。"对杭州，他也不客气，"我一想杭州，就是那两句诗 ‘暖风熏得游人醉';、‘商女不知亡国恨';，杭州是个出休闲文人的地方。你说杭州有什么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
"中国没有批评家，这是一个野蛮的物质时代，上海尽出赞扬的批评家，在北京5000元钱只能让批评家写出5000字来（这种肮脏的交易！），博导出书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女硕士、女博士陪着书商睡觉！文学批评，表面上有很多人在搞，可是真正有力量、有思考、有良知、有理性、有激情的人太少。我现在是被迫在垃圾中觅食，被迫发出最后的呐喊！ 我察看了一下王安忆的读书记录，一年中她只看了2、30本书，一年中看了88个电影碟，这些作家的作品结构一部分是从好莱坞大片中模仿来的，一部分从美国五流作家那里抄袭而来，因为一流的作家太有名了，抄他们的作品容易发现。我们的民族表面上重视教师，其实位置不过在妓女、乞丐之间罢了，而犹太民族才真正重视教育和知识，他们的名言是"宁可变卖所有财产，也要把女儿嫁给作家"，他们的孩子第一天上学，都是由家族里面最为德高望重的老人牵手而去，恭敬交给老师，然后老师用蜂蜜写下"知识"（？）这两个字，教他读出来，让他记住，然后用舌头舔干净，并语重心长的对他讲述知识的重要性。2002年，我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论坛，中国学者尽是干枯的说教论述，只有一个犹太老太太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让我们研究软包装的处理，将听讲的人分成六组分别讨论，就是拿着普通的汇源果汁的包装分解，最后作五分钟的点评，一下子把知识点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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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先生今年61岁，花白的头发略长，嘴细长，开始的时候语气单调低沉，却满含韵味，他著有《问天命》、《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书，"中国人的愚蠢让我心痛，界定聪明与愚蠢的方法是：技术上的发明、思维有所创造、科学上的发现。尽管我们在运动会上能取得骄人战绩，但我们的教育真正让我们学到什么了吗？没有！有吗？一点也没有！（振聋发聩的声音，此时贺雄飞正在翻看报纸，我估计是长春的，他皱了皱眉头）没有学！没有逻辑！没有理论！没有哲学的民族怎么可能聪明起来！宋明理学是伪哲学，两汉经学是伪神学，西方的理是从生活中归纳出来的，中国却把君臣与父子相连，简直就是荒谬，目的何在？为的不就是君权的存在吗？根本不可能容易改变！过去两千年如此，现在几十年又如何呢！课堂上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前苏联伪哲学家为新的专制制度、阶级斗争而服务的产物，根本不是哲学！‘对立统一';根本不是规律！什么都不能统一，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规律来教，怎么能让人聪明起来！只能让人学会诡辩。近50年中国依然没有哲学!(语态坚定)"
但是，现在西方的近代哲学也没有使人聪明，西方的哲学已经死了，具有了垂死的表征，后现代主义找不到出路了，西方的哲学家在历史上非常成功，而我们中国人很愚蠢，现在依然没有哲学，那么多的垃圾摆在同学的书架上，让我感到很遗憾，我们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了危机和机遇的边缘，现在我们号称是世界工厂，可是我们只能拿到出口总额17％的利润，为什么？因为我们愚蠢！人家用脑子赚钱，而我们用手赚钱，中国现在能源进口仅次于美国，同时我们的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中国70％的河流遭到污染，2.5亿人喝的水有毒！我们的产品是模仿，我们的学术也是一样，我们在运用别人的概念，充斥了西方的理论，因此患上了失语症。
中国人若要聪明起来，有三代人足已！使中国人聪明起来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于批判自己，正视自己。到了2054年，中国人一定能聪明起来，美德走上颠峰的时代也不过走了50年的时光。我认为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有三：一笛卡儿；二是休谟；三是康德！他们才是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哲学。"我思故我在"在信念上已经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的是康德的作品，康德说，所有的哲学，无非就是每个人对自己提出如下的三个问题。说的多明白啊！第一，我是什么？（不仅仅问我是谁？）第二，我能做什么？第三，我应该希望什么？康德认为对自己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必须由自己来回答，不要借助任何权威，不要借助任何领袖，也不要借助任何老师，全部应该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嘴，用自己的语言，自言自语，给自己一个真切的回答。康德的功绩是伟大的，一直到20世纪，整整一百多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所有重要的理论都是德国人创立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德国的哲学。13岁的爱因斯坦读《纯粹理性批判》津津有味，我们难道连一个少年都不如吗？康德的三句话中，第一句是存在的判断，第二句是理性、功利性判断，第三句道德情感的价值判断。这三句话构成了人的全息。你可以抛开任何领袖、经典、权威，这里只有你自己！不要轻信任何人！德国三大哲学家都是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历史的，人的一生就是不断选择，不停判断，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能克服自己的原罪、原恶、原欲就能获得成功，时常用这三个问题问自己，犯错误的机会也少了。
为天命、为圣人、为大人 "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是横在中国人面前的三座大山，我们设想这三座山会在20年后倒下，年轻人会不会有所准备，更加聪明呢？他提出了"三生万"的观点，认为三是一个不寻常的数字，希望有一天能破解其中奥妙。

王子庸

                 贺雄飞：和崔永元一起对抗“集体失声”
           http://cul.sina.com.cn 2005/11/10 10:42   郑州晚报


　　贺雄飞说：我和崔永元素不相识,就是要让真正有良知的声音不再孤独,让他感受到吾道不孤--
　　晚报记者：左赞
　　敢说真话的崔永元近几年一直是文化娱乐界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对于影视传媒的庸俗媚俗，他一路棒榜喝，直捣本质，各种冷嘲热讽也随之接踵而至。11月8日号，各大媒体发表了由贺雄飞牵头，四位文化界人士共同发出的一封公开信，呼吁大家共同为崔永元喝彩，支持他对影视作品和传媒庸俗化媚俗化的批判。公开信甫一发表，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为此，本报独家专访了当事人贺雄飞先生——
　　以一个父亲的名义，我也要发出倡议
　　记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公开信，此前有没有和崔永元进行过沟通﹖
　　贺雄飞：我不认识崔永元，我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崔永元的采访录的，他对当前影视界和传媒媚俗化庸俗化的批评，我觉得非常正确，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2004年10月份以后在全国的40所大学和18个城市演讲，也对包括周星驰的《功夫》、冯小刚的《手机》《天下无贼》等影视剧进行过批评，所以对崔永元的发言深有同感。可现实是，影视界和传媒这么媚俗庸俗，全国那么多搞影视传媒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这个硬伤，进行检讨，这种集体失声的局面实际上是件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渴望影视圈内能够有人说话。突然间，看到崔永元站出来，是那样有勇气，并且说得如此清楚深刻，让我们振奋。另外，崔永元又是很孤单痛苦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沉默，没有人支持他，所以我感觉自己应该声援支持他一下，让他感觉到吾道不孤，还有人在支持他，和他同样在痛苦、思索、彷徨、呐喊，我想这样做无论对他个人和社会都会有好的影响。
　　记者：公开信发出以后，反响如何﹖
　　贺雄飞：反响很大，不仅网上的点击率很高，而且全国多家平面媒体都用整版的篇幅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报道，你们的报纸不也是吗﹖各地的报纸还纷纷采访了我。我们很欣慰。
　　就像崔永元说的，现在一些低俗的电视剧已经成为社会上的一大“公害”，其实中国还没有商业电视台，所有的电视台还都是公共事业的，是公益性的，既然如此，就应该担当一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公德，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看电视的人群中，知识阶层可能会少一些，因为他们有判断力，电视观众的主力军是老年人和青少年，需要指出的是，电视对少年儿童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了。另外，还有一种“公害”是冯小刚和周星驰的贺岁片，去年我看《天下无贼》和《功夫》，两个片子根本不叫艺术，而是娱乐、凶杀、色情、暴力充斥其中，让人感觉太庸俗了，像周星驰弄的什么斧头帮、狮吼功，这些东西能净化和感染我们的心灵吗﹖我有个小侄子就经常学那个狮吼功，其实这个武功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一种调侃，这个大人能看出来，但小孩呢﹖我的侄子就经常学着狮吼功喊，不仅白天喊一嗓子，而且经常半夜里也来一声，让人感觉很滑稽。
　　以前哲学家黎鸣先生就批评过金庸的武侠剧，但他对武侠剧的危害还认识不够。在我看来，这些武侠剧情节性很强，声称宣扬行侠仗义，但剧中人物“行侠仗义”的工具是武功，问题就在于有些武功是练不出来的，你听说过谁练成了“降龙十八掌”吗﹖一下降龙十八掌的功力比一颗手榴弹的威力还要大，可能吗﹖根本就是在骗人?此外，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法治社会，而武侠宣扬的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实际上就是暴力，以暴制暴，所以在生活中发生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事情，就是没有法律意识、人权意识的结果，大人尚且如此，那小孩就更不用说了。就连我10岁的女儿都嚷着要练降龙十八掌，整天晕晕乎乎的，不能好好学习，这样的危害还不大吗﹖所以，单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说，我就有权力发出抵制庸俗影视，支持崔永元的声音。?
剔除庸俗文化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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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11/10 10:42   郑州晚报

　　剔除庸俗文化特别重要
　　记者：您觉得影视传媒庸俗化问题的症结何在﹖
　　贺雄飞：除了某些影视人的问题、追求投资回报、利益最大化外，关键是有关管理部门对庸俗影视的危害认识不足。一位哲学家说得好：一个驾驶员如果违章操作，不但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还应该吊销他的驾照。这是一个很有先见之明的判断。但事实上，中国的影视人在制作了庸俗的东西后，没有人去监管，更没有人去吊销他们的执照。一些管理部门只对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注意得多，而根本顾及不到作品中庸俗媚俗的东西。同样，针对当前的中国作家，我出了本书叫《与魔鬼下棋》，对池莉等5位当红作家进行了批评。像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通篇“我操”就出现了17次，“肛门”“阴毛”“下体”这种词出现了40多次，我看了之后三天都吃不下饭，太肮脏了。如果再不去监管，我们的影视作品书籍都充斥着这样的东西，让我们的孩子去接触，他们现在就耳濡目染，那么10年20年之后，这些东西就会融入他们的骨子和血液中了，这样，他们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吗﹖
　　记者：崔永元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其实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个折射，就像您说过的，这是一个物质主义有所抬头的时代。
　　贺雄飞：对，因为在整个社会中，在老百姓的心中，中心任务就是挣钱。白领奉行无边消费主义，普通老百姓赚钱少，做小生意的就坑蒙拐骗，注水鸡注水肉等屡见不鲜，我们的食品质量调查和药品质量调查简直是触目惊心。话又回到文化上，注水肉看得见摸得着，而文化作为精神范畴，是无形的，面对良莠不齐的文化产品，需要鉴赏力才行，所以剔除庸俗文化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们在文化领域的消费，就像吃穿都讲究名牌一样，冯小刚是名导，张艺谋也是名导，周星驰是名演员，所以大家就盲目地崇拜，对他们的电影趋之若鹜，不自觉地就受到毒害。往深层次说，这是个信仰问题。犹太人之所以是聪明的民族，是因为这个民族一直处于磨难之中，而这种磨难导致犹太人从少儿时期心灵上就有一种创伤，再加上他们又有信仰，所以他们对艺术的直觉力非常敏锐。
　　《塔木德》有很多戒律，其中有三条是主要的，即戒偶像崇拜、戒杀人、戒淫荡，而现时代中国人恰恰犯的就是这三条。拿偶像崇拜来说，以前是崇拜圣人天子，现在是歌星影星，一味地追逐时尚，物质主义的抬头时代跟这种偶像崇拜是分不开的，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充分的警惕。

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有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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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11/10 10:42   郑州晚报

　　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有良知
　　记者：您在公开信中说，崔永元说了真话，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了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贺雄飞：科尔·凯戈尔有一句话：我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我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一方面国家要发展经济，但这种经济发展是盲目地追求各种各样的高速度，而对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却视而不见。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不甚清楚，认为文化人、文人、作家、拿笔的就是知识分子，当然，有知识的人应该能够成为知识分子，但问题是现在很多有知识的人没有良知、良心、良能，不敢说真话，不善于批判，不善于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致身上缺钙，沦为软体动物，这些人都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当如刚刚去世的巴金先生，他晚年写随想录，敢于反思自己，说真话，虽然他的声音当时是微弱的。就像现在崔永元的处境，崔永元一个堂堂的主持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普通人﹖虽然声音微弱，但我们的良知促使我们，我们必须这样做，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然，我们学到的知识、具备的技能又有什么用呢﹖?
　　哲学家黎鸣先生说，作为一种活的哲学，每个人应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谁；第二句话我能做什么；第三句话我还希望什么。针对这三个问题我自己做出了我的思考，就是作为一个文人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应该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第二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发挥自己的价值；第三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作家、文人、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黑暗、不公正、苦难持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只有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觉得他才能成为一个有责任的、有良知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否则就是一种犯罪。当然，中国还是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巴金先生、李慎之先生、于光远先生、王小波先生等等都是很杰出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子庸

贺雄飞的博克：
http://column.bokee.com/blogger/name/_%BA%D8%D0%DB%B7%C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