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犹太学者、出版家贺雄飞在几所大学的讲演

公心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6/02/11 00:24pm 第 3 次编辑]

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犹太学者、出版家贺雄飞在几所大学的讲演
——在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大学的演讲
复旦大学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能来贵校演讲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这次陪同“哲学乌鸦”黎鸣先生到全国18个城市40所大学进行“思想文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对上海文坛的几个“大哥大”——王安忆、陈思和和王晓明等先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能欢迎我们吗？这可是他们几位的根据地啊，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呀，准备好了“枪支弹药”，到他们的家门口“骂敌叫阵”，希望他们的弟子能站出来和我们辩论，也好活跃一下上海的文坛。复旦大学的朋友们，陈思和、王晓明两位先生的弟子们，你们有这个胆量吗？
            　　（全场沉默不语）
　　此次巡回演讲的题目叫《中国人怎样变得聪明起来——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坛的反思和批判》，目的是清理文坛垃圾，呼唤人文精神，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尽早聪明起来。对此，一路上议论纷纷，认为我只是一个出版商，最多只是个编辑家加出版家，没有足够的文学功底及资格来批评其他作家；也有人认为这是本人作为“文化商人”的一次“营销策略”，以“出位或者批判”来抓眼球，意在商业目的；中国的作家更是集体沉默，保持一种所谓“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当记者采访时，他们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知道此事”，要么就是“懒得理会”；还有人认为我们这是“作秀”行为。
　　可悲啊，“作秀”是没有风险的，而我们是“批评长征”，是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愚蠢举动，是面对着中国文坛的集体堕落和“黑社会”化的反叛，是经过在“垃圾中觅食”的痛苦咀嚼后，被迫着发出的最后呐喊。至于中国作家的集体沉默和“懒得理会”，恰好印证了他们的自卑和缺乏对真理探求的精神，绝大多数作家是贫血缺钙的软体动物，要么是帮忙帮闲的伪作家。当然嘛，有时出于激愤，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但谁又能保证自己所讲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呢。但我信奉这样几句话：第一句话，我平生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第二句话，我能用一句话就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用大头针把蝴蝶钉在墙上一样；第三句话，尽管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第四句话，每一种真正的思想，最初总是作为一个陌生来客出现的；第五句话，我，一个哲学家，不关心满桌的钞票，只关心数钞票的人。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为了作好今晚的演讲，我特地买了两部书，一部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名为“思想的声音”；一部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名为“复旦大讲堂”。
　　第一部书是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组织的“新世纪论坛”的演讲精选，该论坛发端于2000年7月份，先后邀请了余秋雨、姜文、白岩松、陈逸飞、金庸、莫言、王安忆、杨澜、唐季礼、王蒙等“文化名人”作了“精彩的演讲”，我试图通过这些文化名人的演讲水平，来判别一下上海读者的水平，以免自己不自量力。
　　余秋雨的演讲名为“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完全是一种矫揉造作的絮絮叨叨，对中华文明提及很少，主要是炫耀了一下他和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所见所闻。最后由于演讲题目的关系，他又不得不对中华文明作了不痛不痒的两点反思，他认为，中华文明虽然千年不衰，但他的老年病也特别多，包袱也特别重，需要做一做减法——也就是对这种文明做精致化的选择。他认为，中华文明主要有两大毛病：一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它变得特别累，二是千年不断的文化遗产重担使它特别累。这是中华文明面对新世纪时的第一挑战（众笑）。
　　姜文的演讲名为“透过看电影的眼睛”，刚开始的时候，姜文笑得很灿烂，语言也很谦虚，他说：“我是来跟大家座谈的，不是作什么演讲??”紧接着他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演艺生涯，最后则对《动物凶猛》、《鬼子来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作了一点阐述和闲聊，只是一些个人经历和体会，根本谈不上什么观点和思考。最可笑的是，当有人问他“我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时，他的回答出语惊人：“我有三个答案，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不知道；第三，我还是不知道。”你不知道来干什么？本来我认为姜文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演员，这下我总算解开了他狂妄背后的真实面纱，原来是“无知者无畏”啊，又一个王朔（众笑）。
　　白岩松和陈逸飞的演讲，我不想评判，我想谈谈金庸。金庸演讲的题目叫“迎接新的五个世纪”，主要从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一些观点谈起，谈到了35亿年前的微生物，阿拉伯妇女头上顶的东西，地球是圆的，上海人喝的黄浦江的水，伤风、感冒和咳嗽，以及史蒂文霍金的小儿麻痹症，最后又提到了斑马追豹子与郑和下西洋。金庸先生从来都很谦虚，当有人问及东西方哲学有何异同时，他坦然地承认，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可能没有资格回答。经过了若干个海阔天空的问答后，一名读者忍无可忍地问道：“金先生，我问一个有些困惑的问题。今天您演讲的标题叫“迎接新的五个世纪”，但我没听清楚是哪五个，你能否再简单地概括一下？”金大侠非常豪爽地答道：“您提得对，今天恐怕我讲的有些文不对题了，对不起啊。”看来还是钱钟书先生说得对啊：“你只管鸡蛋好吃，何必非要见见下蛋的母鸡呢？”
            　　（众人大笑，掌声）
　　由于时间关系，我该讲讲王安忆和莫言在《新世纪论坛》中的表演了。二位演讲的题目叫“悲壮的抵抗”，主要是围绕莫言的三个观点展开的：第一、全球化给写作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第二、文学本身的不景气，也给写作带来了悲壮的意味；第三、写作是悲壮的抵抗，也表现为作家向自我做抵抗。观众提问还有点意思，有人问：“现在有种观点说当前的小说创作是处于三无状态——无志、无趣、无爱。请问你们如何看待？能否对当今的文坛作一评述？”莫言的回答是：“原来我听说‘无主题、无故事、无人物’这‘三无’，现在提出来这种说法太武断，太以偏概全了。中国有这么多的作家，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小说，而我们的阅读量毕竟是有限的，简单的用‘三无’来概括肯定是不对的，起码我和王安忆的小说还不是‘三无’嘛，至少主观上不希望是这种状况。”（众笑）又有观众问：“您如何给自己的写作定位？”莫言答：“我的写作没有定位，写作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满足。如果有人要看，那最好；明明知道没有多少人在看，还要继续写下去，那就是悲壮的抵抗。”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悲壮的抵抗啊，真让我哭笑不得，看来作家的理论水平还比不上普通读者的水平，有什么资格耽误别人宝贵的时间呢？来上海滩演讲的，原来是这么一帮混饭吃的人啊！
            　　（众大笑，热烈的掌声）
　　第二部书名为“复旦大讲堂”，编辑了王晓明、陈思和、李欧梵、朱维铮、哈贝马斯等15位名学者在复旦的演讲录。陈思和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内容从1990年代以来王安忆最著名的两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谈起，又高度评价了王安忆的另两部作品《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紧接着又谈到了张炜的小说，苏童的小说，林白的小说??最后又回到了王安忆的《富萍》，并以相当长的一段篇幅进行论述，并认为“张爱玲对农民没有什么感情”，而对王安忆的底层情结却给予高度评价。有趣的是，这位陈思和教授不仅对张爱玲不屑一顾，对王小波更是不屑一顾，在回答一位学生的问题时，他说：“我还没有通读王小波的作品，无法对他作一个全面的评价。我这人有一个毛病，凡是流行的作品我都不读??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主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没有选他的作品，其实我很想选??但我对流行的东西基本上是不愿意发言的，因为说他好是凑热闹，说他不好是装酷。”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思和教授复杂的内心：一方面他毕竟还是一个教授，能看出王小波作品的好来；另一方面由于说好的人太多，他不愿意凑热闹，完全没有一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健康心态。问题是，王安忆的作品也很畅销啊，每一本书也有十多万的发行量，而且赢得评论界一致的交口称赞，您老人家为什么也去凑热闹呢？为什么不装一下酷呢？
            　　（众笑，掌声）
　　如果说陈思和对王安忆的吹捧还有所节制的话，毕竟还捎带讲了一大堆别的作家，那王晓明教授对王安忆的赞赏便更有点“情不自禁”，一篇七八千字的演讲稿，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赞扬王安忆。老上海的故事多了，难道只有一个王安忆在描写上海吗？在这篇演讲中，只有二三百字提及张爱玲和苏青，而且认为张爱玲对上海的感受非常浅薄。我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由于张爱玲死得太早，不是圈内的哥们，而王安忆是现任上海作协的主席之故吧，权力和哥们的感情永远大于艺术真正的价值，通过字面意思分析，我只能这么讲，不知背后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掌声，笑声）
　　在我没有真正介入文学界这一行时，由于受钱理群先生、葛红兵教授、章德宁社长、刘庆邦先生及何玉茹女士等师友的影响，我曾对王安忆女士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而且寄予很高的希望。可是，等我后来推出“蓝色书坊”这一小说系列时，系统地拜读了中国90年代以来广受好评的一些文学作品后，尤其是在2003年春节前后，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拜读了王安忆女士几乎所有的大作（我是读着她的《长恨歌》守岁的）后，禁不住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被陈思和王晓明不遗余力地追捧着的一个“准大师级作家”竟这般模样？以至于我原计划在春节前后读完的雨果的《九三年》、海塞的《荒原狼》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竟被迫搁浅。阅读这样的文字垃圾真是太痛苦了，等于浪费生命。讲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则关于美国歌唱家的笑话：他唱的第一支咏叹调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听众喊道：“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又唱了一遍。可是听众还要求他再唱一遍。接着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地问观众道：“这支咏叹调我还得唱几遍呀？”人们回答：“到你唱准了为止。”王安忆君，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我总觉得您还没有唱准，所以还要继续唱下去。这既是一名普通读者对您的要求，也是广大读者对您的殷切希望。
2004年3月的时候，我和李建军等人联合推出了《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一书，对王安忆、池莉、莫言、贾平凹、二月河这五位当红作家进行了激烈而有理性的批判，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这部书中，我以苍狼为笔名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名为“媚俗是媚俗的通行证——关于<有了快感你就喊>及文学诸问题的思考”；另一篇名为“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致王安忆君的一封公开信”，对王安忆的创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定位为：肤浅中的深刻，欲望化写作和小资情调，小人小悲欢和伪艺术，时尚匠人和陈腐的观念，并为王安忆们指出了困境和出路。在我们所批评的五位作家中，批评前四位的不乏其人，惟独对王安忆的批评成为显学，到目前为止只有三篇文章，一篇是李静的《不冒险的旅程》，已收入《与魔鬼下棋》一书，另一篇是吴俊的《瓶颈中的王安忆》。为什么这部书要叫《与魔鬼下棋》呢？就是借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女人的裤腰带以上属于天使，裤腰带以下则属于魔鬼。现在许多的作品关注的都是裤腰带以下的东西，是人最简单的最本能的低等欲望。书中的那些人物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灵魂，稀里糊涂地跟人上床??他们的小说里都是这样一种景象，所以这就叫“与魔鬼下棋”。我跟这些东西下棋，而这种下棋恰恰也是人生的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可能最后失败，但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
　　在这本《与魔鬼下棋》中，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媚俗是媚俗者的通行证——评池莉新作《有了快感你就喊》。我认为池莉这篇作品一是地摊文学；二是庸俗的审美趣味；三是伪平民里立场；而第四，小说不是传奇，中国人就想把小说当成传奇，非常热闹，但看完了也就完了，什么印象也没留下。而小说是那种真正的灵魂与心灵的奇迹，就像我所说的歌颂“平凡中的不平凡与不平中的平凡”，这才叫一种艺术。
　　像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通篇“我操”出现了17次，“肛门”、“阴毛”、“下体”这种词出现了40多次，我看了之后三天都吃不下饭，太肮脏了。所以干这样的批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一方面我的书架上有9000多册图书，那里边有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谢德林、克雷诺夫等一批世界级的大作家等待着我与他们的交流与对话，另一方面我又被迫发出我的呐喊。 其实我不是搞评论的，我是搞经济的，但我没办法，我是为思想者找市场，为市场找思想，我只能做这项垃圾中觅食的工作，而且这些作家有那么多的量，王安忆出了100多本书，贾平凹100多本，池莉几十本，你不把这些书看完你怎么去评论人家，但看了之后你又难受。这种情况下多难啊。而且你还要找到有力的武器与弹药，你用什么子弹、弹药去抨击他，你还要再读些书，用你的生命的体验与直觉，再加上你的思想理论去剖解它，这样你的批评才有力量。可惜中国当代这样的人太少了。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有学生站起来问：文坛和官场、商场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把它想象得太纯洁了。在物欲横流的大潮面前，你会不会有一种冷风刺骨的感觉？
　　有。我和这类人打交道多了，更觉得冷。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犯罪”，现在一些所谓的批评家，是一些阐释家或者代言家，在互相吹捧。就拿北京的情况来说，一个新人要想进入北京，你如果出一本书，给一个批评家300块钱，他理都不理；500块钱，他会给你写一句话；给1000块钱，他会翻一番，写一段话；给10000块钱的话，他会给你写三五千字的评论，发在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刊物上。这完全是一种名利交换。
　　我获悉了一些这样的内幕之后，觉得非常可怕。一个文人的良知与激情，导致我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坛发出一种呐喊，呼唤有共同志向的同道来一起参与。还有一些内幕，如某大学中文系的院长为了讨好某著名作家，聘请其担任中文系的教授；然后作家协会主席为了回报他，又聘请其当杂志的主编；就是这样的合谋。又比如刚刚落幕的某某文学奖，某位作家的一篇文章，根本就没有进入初评，却由这位著名人物深夜怀揣着直接进入中评。我当年以苍狼为笔名写过一篇《致鲁迅爷爷的一封公开信》，说一些评上奖的，横看竖看左看右看，怎么也不像咱们鲁家的人，没有那种批判的精神，却是些帮忙与帮闲的文人。
　　在写完池莉的评论之后，我写了《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致王安忆的一封公开信》。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方面引起一些正面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转载了这篇文章，还有2003年的中国文论选以我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书名。另一方面，也激起作家协会一大批人的反感，尤其是上海文坛的9位老人家，联合对我进行声讨，说贺雄飞根本不懂文学，他在玷污我们中国神圣的文学。因为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究竟谁在玷污我们中国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开美女文学之先河，是中国美女文学的教母。《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一所大学本科学美术的四年级学生，为圆她的外国梦，连着跟五六个外国人稀里胡涂地上床，为了勾引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脱光，用一种人体行为艺术的方式，在身上画了一朵盛开的玫瑰，搞得外国人都对她的身体很向往，然后阿三还说“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啊”。这是一种妓女与嫖客的逻辑，有什么文化可言啊，纯粹是一种媚俗与堕落。卫慧后来的《上海宝贝》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里边的王琦瑶，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一个摄影家给她拍照，上了《上海画报》的封面，后来在上海小姐的选美大赛中得了第三名，被国民党的一个中将看上，做了人家的二奶，成为“埃利”公寓丝的寓主，窗帘拉得黑乎乎的一天不出来，惟一的工作就是晚上陪人家睡觉，没有爱情也没有阳光，纯粹是一种欲望。后来那个国民党中将在一次战争中死掉了，这个王琦瑶就来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然后跟一群人打麻将，认识了两个人，就又跟人家上床。之后怀孕去医院生产的时候，那两个人没一个肯承认，还是以前给她照相的那个程先生还爱着她，关键时刻帮了她。但她没有一点感恩之情，这使程先生心灵上受到伤害，自杀了。除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性爱，还应有一种感恩之爱啊，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生活中的一点亮色，最苦难的时候可以维持人生。而王琦瑶却连一点感激都没有，你说她的生活中还有阳光吗？这之后王安忆本可以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母女相依为命活下来的感人故事。而王安忆却没写这段历史，“啪”跨过去直接进入90年代，王琦瑶“吾家有女初长成”，出落得像“出水芙蓉”，她妈虽然50多岁了，但是很有风度，母女俩经常争风吃醋，王琦瑶竟去勾引20多岁的年轻人，最后被掐死在床上。
　　王安忆这种写作就是把锁链当项链来歌颂的，没有一种真正的悲剧的精神。什么叫“悲剧的精神”？就是说人生的主色调是苦难，是苦难向幸福过渡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的主色调或起点是快乐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比快乐更快乐的呢？那么只能是苦难，面对这种心灵的苦难。有些作家选择了逃避，像池莉；有些选择了麻木或苟活，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与《活着》；第三种就是对黑暗的反抗，这种反抗真正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寻找人类存在与活着的理由，这样就造就了一种艺术，像《唐吉诃德》。 我经常对池莉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写了《有了快感你就喊》这部污七八糟的地摊文学的时候，你敢给你15岁的女儿看吗？如果你敢，就说明你的作品还有些价值，而你恰恰是不敢啊。”
　　所以说，我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就是基于这种状况，而被迫发出我的呐喊（掌声）。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坛的良性发展，2004年8月的时候，我又推出了《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书，这部书虽然没有《与魔鬼下棋》一书畅销，却在文学界反响极大，许多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和博士人手一册。这部书推出的第一个博士就是南京大学的王彬彬，他现在已是博导了，在这部书中他对金庸、王朔、残雪、余华和王蒙等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作了全面的批判；第二位出场的是中国社科院的王兆胜博士，他重点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散文进行了剖析；第三位出场的是北师大的才华横溢的赵勇博士，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骨灰盒里的秘密》，重点对冯小刚的贺岁片《手机》等，进行了全面解读；第四位出场的是华东师大的吴俊博士，他虽然对王安忆的作品略有微词，但对60年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却进行了全面分析；第五位出场的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傅瑾博士，他对评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话剧《切格瓦拉》进行了深刻的解读；第六位出场的是清华大学的肖鹰博士，他不仅对周杰伦的演唱进行了学术批判，还对当前中国诗歌界的缺失进行了分析（众笑）；第七位出场的是山东大学的黄发有博士，这位慈祥可爱的客家人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文学出版与小说的问题进行了解剖；第八位出场的是北大新锐女博士邵燕君，她对“卫慧复制棉棉现象”，以及“大家红河奖”的评选问题作了有力的揭露；第九位出场的则是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博士，他对作家明星化现象和市民小说的审美特征作了认真的阐释；最后出场的重头人物，则是《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的作者，有“文坛清道夫”之称的李建军博士，他对贾平凹的“消极写作”，阿来《尘埃落定》的病象，以及朱大可的“流氓批评”作了有力批评。通过我的叙述，大家对中国文坛的问题该有个初步的了解了吧？商人们做的是普通生意，我做的则是灵魂的生意，每一部书都要为读者负责。坚决拒绝那些既没有眼泪又不含钙的文字垃圾！
            　　（热烈的掌声）
《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的最后，我以亚伯拉罕为笔名发表了《新文学改良宣言》，现在给大家读一下：
            　　一
　　读罢《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让人更加清醒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陷入了怎样的境地。文学正在与时代、与历史脱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及核心价值脱节，与宽广的、开放的文化视野脱节，与真实、丰富的想象力和活跃而磅礴的创造力脱节，与文学本身的人性、诗性与神性脱节，与人类的崇高精神脱节，与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脱节，甚至与我们母语涵养了几千年的天良、天赋、天性脱节。那么，中国当代文学还剩下什么？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许是杞人忧天了，我以为太多的伪作家和伪文学批评家正在合力，以集体的无德性、无操守、无精神，由表及里地完成着对文学常识、文学精神、文学品格、文学伦理的瓦解、异化和颠覆。
　　当下，热热闹闹的“下半身写作”、“美眉写作”、“美男写作”、“我是流氓”写作、“窥私”写作、“我爱美元”写作、“渴望堕落”写作、“讴歌帝王”写作、“迷信暴力”写作无所不在，然而，却少有直指病穴的文学批评。太多的文学批评家成了文学阿谀家，成了文学真精神的杀手。
            　　文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文学的危机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标志着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此时此刻，十位博士以纯正的文学批评，直击中国文坛，犀利、理性、睿智和卓识远见的文字力透纸背。读之，我不能不心存感动，肃然起敬！
　　文学的真精神，是需要人格来担当的。
　　这里，十位博士志识与共的努力，正是一种义无返顾的担当。
            　　二
　　长期以来，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书的出版，有助于打破中国死水一潭的局面，以营造多元、鲜活、自由而生动的文坛新格局，并宣告一种真正文学批评群体的首次实力出击，以期引发更多的文学精神的担当与振作。
　　雅克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中写道：“艺术存在于灵魂之中，它是灵魂的某种完善??艺术是一种善，是一种实践智性的善——这种特定的智性的善同应完成的客体的创造有关。”巴赫金在《艺术与责任》一文中写道：“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责任中。”在《爱与意志》一书中，罗洛梅以思想家的敏锐和热忱，高屋建瓴地洞察到：20世纪作为人类文明的“过渡时代”，其主要价值危机就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因此，他大声疾呼：“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人们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变为狂热地着魔于性问题。而今天，人们已远不是缄口不谈性问题，事实上，如果真有火星人降临到地球的话，恐怕人们除了跟他们谈论性问题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别的交流话题了。”关于“为何写作”这一问题，萨特指出：只为自己写作是十分糟糕的，没有一种艺术可以以不为别人或没有别人参加创造的，它是观念和创造的综合。阅读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慷慨大度的契约。每个人相信他的对方，每个人依靠他的对方，对自己有多少要求，也向对方提出多少要求，从而达到相互的信任。因此，任何奴役作者的企图，都会危及作家自己的艺术。列托尔斯泰也说过：“评价一部艺术作品，不能够说：‘你还不懂哩！’假如别人不懂，那就说明这个艺术作品不好。因为艺术的任务就在于使不懂的东西变得大家都懂。”
　　上述引言，道出了中国文学存在的症结，对每一位写作者都有启迪。文明的品格应该是进步的，向上的，朝着真善美的方向。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功能性文明”，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方向。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应有高尚而神圣的情怀，着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使每一位读者早日摆脱野蛮、愚昧、庸俗和受奴役的状态。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一文中所言：“真正的哲学永远是斗争”。
　　其实，真正的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
　　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胡适先生针对中国文坛的状况，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指出了文学改良，须从下面八事入手：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针对当代中国文坛的现状，本人有意提出如下八条，呼唤新世纪的文学改良：
            　　一曰，须直面历史和现实。
            　　二曰，不照搬外国作家。
            　　三曰，须关注人类的苦难。
            　　四曰，不躲避崇高、不崇拜“流氓”。
            　　五曰，务去媚语假话。
            　　六曰，不玩文字游戏。
            　　七曰，不比恶俗、无耻。
            　　八曰，不结党营私。
　　文学乃国民灵魂之灯火，批评乃文学扶正祛邪之手段，故以上述八条与文坛同道共勉，以振文学刚健清新之精神，以挽中国文学萎靡不振之颓势。
            　　（热烈的掌声）
　　耽误各位同学的宝贵时间，这就是我在新世纪之初关于中国文坛被迫着发出的最后呐喊！
中国作家的失语与崛起
——在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演讲
山大文学院的朋友们：
你们好！春天来了，草也绿了，桃花也开了，我和黎鸣先生又开始了我们“思想文化两万五千里长征”新的征程，济南是我们所到全国的第18个城市，山大则是我们走到的第40所大学。是不是刚才黎先生演讲的话题过于沉重，为什么同学们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掌声太不热烈了，请为我们喝彩！
（热烈的掌声）
刚才在路上和黄发有教授闲聊，谈到山大在全国大学人文学科中排名第五，仅次于北大、北师大、复旦和南京大学，我觉得这正是一个机会。因为北大的人文精神正在一步步丢失：钱理群先生退休了；温儒敏乃一平庸之辈；陈平原夏晓虹夫妇是一对书呆子；乐黛云玩弄学术概念；严家炎本来就是一个“混子”；孔庆东乃堕落之辈；陈晓明是一万能赞扬家，毫无良知和个性，给几十个女作家写过评论；张颐武更是一个“跑江湖”的，打着北大教授的幌子，在北京文坛到处活动、到处发言，来得晚走得早，红包一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广征博引、学贯中西，但讲完后，你发现他没有讲出来一句有用的话，无非是一堆学术泡沫而已。张颐武或许是当今时代中国教授通病的代表，他也曾说过我的好话，我不愿得罪他，但个人的良知迫使我不得不说出真相。有人曾这样描述北京的文学理论界，说有一名大学教授一天参加了三次关于作家作品的讨论会，而且都作了精彩的发言。关于这三个作家研讨会的纪要同一天在三家报纸上见报，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教授对这三位作家的评论，除了名字换一下，其他一字不差。这正是对这些“万能赞扬家”的绝好讽刺啊！
（众大笑，掌声）
大学教授们经常在讲台上讲课，黎先生则是北京公认的“大演讲家”，而我乃一介书商，一个小小的本科生，为什么敢于斗胆到全国这么多所大学演讲呢？完全是有感于当代文坛的腐败（圈子化、黑社会化和庸俗化），被迫发出最后的呐喊。凭的是一腔热情、激情、理性和书柜中收藏的一万多册图书罢了。我的文学观大多不是来自于课堂，而是来自于我的生命体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感而发。
（热烈的掌声）
我到了山东大学，更是惶恐不安。一来这里是孔子的故乡；二来这里曾出现过一个非常伟大的知识分子，当全国人民都在批斗胡风时，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为胡风辩护，他就是山东大学的骄傲——吕莹先生，让我们为他喝彩！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山东人不应该被儒学文化所困，更不应该躲在孔子的声名之下睡觉，否则就愧对于这个时代。前一阶段，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些研讨会，有人提倡复古主义，有人提倡读经运动，有人鼓吹复兴中华文化，但大多数人流于形式、流于口号。我们在提出“中华文化”这个概念时，应该仔细想一想，究竟什么是中华文化？如何认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有四大病灶：一、中华文化缺乏异端思想，缺乏个人价值，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的严酷统治，每一代产生的思想家很早就被杀光了；二、中华文化是一种酱缸文化，这一缸把儒家、道家、佛家三家都酱了，缺乏一种核心价值，什么都说了，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三、中华文化有时是一种诡辩论，有时是一种神秘主义，缺乏一种科学的、系统的、逻辑的思辨和传承；四、中华文化是一种实用主义，临时抱佛脚式的烧香跪拜，缺乏一种信仰精神和普世价值。我曾经到过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名寺古庙，包括也到过孔庙，参加过纪念孔子诞辰2500多年的“世界思想家巅峰论坛”，我有个惊奇的发现：中国人把这些真正的思想家都当作“神”一样供起来，不是继承他们的精神，而是烧香拜谒，祈求保佑，把他们的思想风干。
（热烈的掌声）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专制主义。中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不是出于一种生命的需要或推动现代文明进步的使命感，绝大多数人都是想讨好当权者和统治者，要么是好为帝王师，藉以换取功名利禄；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休闲文化，但休闲背后蕴藏的却是残酷。所以，以我个人愚见，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继承，必须是批判的继承，必须是扬弃，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必须要面对现实和真问题，弘扬启蒙精神和普世价值观，倡导自由、民主、科学、市场经济、法制和人权等现代精神，空喊口号的结果，只能让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愚蠢！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当时有学生站起来，你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我们还有悠久的历史，还有四大发明，如何解释？）
我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至于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黎先生说，如果光从史书上看，中国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二十四史》中公认的是前四史好，前四史中又公认司马迁的《史记》最好。即使是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个克隆的文本，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基本是一部王侯将相的历史，按现在的话说，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官员全部进入史书了，尚缺乏一种独特的史观，缺乏对鲁班、毕升、孙思邈那些真正劳动人民个人价值的认可，非政治人物，除了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仲尼弟子等文化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而且这些人中也有一些“帝王师”。这样的书有何价值？既然是名著，有几个人读完它了？有何启迪？至于“四大发明”，现在也有人提出质疑，这一提法不过是英国人李约瑟为了讨好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助手鲁桂珍，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炮制的，结果却不胫而走。在指南针出现的同时，外国人已出现了航海用的“司南”；印刷术中真正令世界发生巨变的是“铅活字印刷”不是“活字印刷”，而“铅活字印刷”则是由德国人古腾贝格于15世纪发明的，被称为“第二个千年改变世界的人”；可能只有火药和造纸术是真正由中国人发明的。问题是，中国虽然发明了指南针，却不知道指南针为什么要指北或指南。虽然发明了火药，却不知道火药爆炸的物理和化学原理。虽然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却没能写出诸如《圣经》和《塔木德》那样的伟大作品，并让它们发扬光大。鲁迅先生说，读了中国的历史，只读出两个字“吃人”。所以，黎鸣先生终生的研究使命是，一定要搞清“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的终生研究使命是，一定要搞清楚“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聪明”。这些都是有趣而值得争论的话题，如有不同观点的人，我们可以私下辩论。至于关于“四大发明”的事，同学们可以翻阅两部书；一部书名叫“李约瑟文录”，另一部书名叫“鲁桂珍与李约瑟”，鲁桂珍是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荷尔蒙和激励者，正是她“引出了一个李约瑟”。鲁桂珍是李约瑟合作最久的亲密助手，最后在晚年双双结成伉俪。还有人认为中国人真正的“四大发明”是：科举制、督察制、特务制度和黑社会。
（笑声，热烈的掌声）
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今天的话题扯远了，本来是讲《中国作家的失语与崛起》，却讲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评判一个作家的基础，没有宏观的文化认识，何谈文学？
去年我在浙江大学演讲时，有一名学生送我一篇他写的文章，名为“我的人生观体系”。体系根本谈不上，太杂乱了，但这位同学却列出了影响他的500个作家，真是读了不少书啊，大学中像他这样的“读书种子”太少了，应该大力提倡。在这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读书啊！
影响这个同学的作家实在是太多了，戴尔·卡内基，北大教授王海明，作家张炜、周国平、狄更斯、王小平、孔子、鲁迅、孙中山、邓小平、拿破仑、罗曼·罗兰、路遥、余华、村上春树、摩罗、余秋雨、王蒙、李泽厚等人，确实也太杂了。他将这些人的格言都写在文章中，我给大家读一下：
王蒙：“当然，谈人生首先要谈人的维持生存，一切为维持生存而做的劳动、工作、奋斗都是正当的，是不应该回避和无视的。”
王晓明：“每个人都愿意吃得好，穿得好，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赵汀阳：“人文知识的基本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幸福问题。”
季羡林：“恕我大不敬，他们的哲学（指西方哲学）同吾辈凡人不搭界。”
周国平：“人得救不是靠哲学，而是靠本能。”  
天上流云东来西去带走谁的心。
东荡西荡的风孕育了谁的性情。
起伏向远的沙梁造就了谁的胸襟。
谁在一声虫鸣里醒来，一声狗吠中睡去。一片叶子落下谁的一生。一粒尘土飘起谁的一世。

2006-1-13 04:45 &#35;5
            
  
裸奔的公鸡 (青春已绝版，生活仍继续......)
北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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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2004-1-10
来自 梦园
UID 3627   状态 离线  浙大的这位同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不喜欢西方哲学，它一贯注重追求真理，而忽视人的感性生命。”因此，“在秋日暖暖的阳光下，与心爱的女友在青草地上深情地拥抱，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
这就是在上述这些所谓的当代知名学者影响下当代大学生的“最高理想”，而且这是认认真真读过500本书，并做了读书笔记的好学生。他们厌恶真理，最高的哲学就是“生存哲学”。
问题是，若我们心中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不知生命的意义何在，当痛苦的遭遇袭来时，我们又如何抵挡？只有清晰地知道“生命对你仍有所期待”，才能凭借个人意志和精神，驻守我们的精神防线，来决定自己要成为的人。英国伟大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在其代表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为野蛮人（贵族）、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和群氓（平民），严厉抨击了他们的自满、庸俗和拜金主义，倡导以美与智的文化——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通向天道和神的意旨，来对抗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与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缺乏自我批评、准则和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以期实现“文化、人性整体和谐、全面发展的完美”，从而确立国家的观念、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和民族的健全理智。在他的那部传世名著中，马修·阿诺德严肃地指出：文化的最高目标，即致力于人的完美，并使天下变得完美。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赋，人的完美就是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拥有财富的目的，并不是财富本身，如果不是文化清扫了我们头脑中的污垢，净化了我们的心灵，我们每个人便会变成唯利是图的中产阶级。“想想这些人，想想他们过的日子，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做派，他们的说话腔调。好生注意他们，看看他们读些什么书，让他们开心的是哪些东西，听听他们说的话，想想他们脑子里转的念头。如果拥有财富的条件就是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那么财富还值得去占有吗？”
这种声音不仅是对王蒙、王晓明、周国平等人倡导的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批判，也是对整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的批判。这就使文学发出了自身的声音，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健康力量。而中国的文人恰恰相反，本身的讲话空间就非常狭小，而他们还非要说一些废话、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真是太可悲了！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所幸的是，中国的作家中终于有一部人觉醒了，虽然他们的作品未能超越自己，但他们开始反省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现实和作家自身的使命。张炜、李锐、吴亮和老村等人，终于从一度失语中重新崛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2005年2月19日，乙酉年春节刚过，上海批评家吴亮给“文化茶园”的版主、上海作家陈村发去了一篇文章《顺手记》，专门批评发表在2005年第1期《上海文学》中发表的作家张炜的一篇文章《精神的背景》，立即在网上引起巨大的反响。2005年3月17日，《南方周末》以整版篇幅报道了这次争论。其间，山西老作家李锐也参与这一讨论，并在网上发表了严辞激烈的文章。
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是“精神平均化时期”、“沙化时期”和“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对中国的商业文化作出了有力的批评。吴亮则在自己的两篇文章《顺手记》和《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中，对张炜的观点提出挑战和质疑，并认为张炜的文章“装腔作势、概念混乱，陈词滥调”，是一篇“坏文章”，并认为张炜是“井底之蛙”，不具备谈论当今时代和全球化精神背景的能力。张炜则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反唇相讥：“市井之蛙是群鸣，井底之蛙是独鸣。说起能力、资格这个老话题，让我想起了梁漱溟，他曾经说过：‘我的中学不行，西学也不行。’但他愿意‘想问题’，并把这些想法‘原原本本’写下来。”记者又问， 你领受“井底之蛙”这个说辞吗？张炜答道：“这是一种大赞扬。想想看，如今还能安于做井底之蛙，发出井底之鸣，不是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事业和现象吗？这是我努力的方向。井底之蛙反而有了谈谈‘背景’的条件和可能，因为他与‘背景’产生了距离，他呆在了自己的井底世界，坐守自己的良知。至于小范围内鸣叫的‘私德’之音，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意义上的‘公德’，倒是观察的一个起点。要求一只井底之蛙每一次鸣叫都符合市井之蛙的音调不太可能。”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了旁观者李锐的兴趣。山西作家李锐在给朋友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张炜这篇文章过于简化，是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他忽略了这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时代对人的思想奴化和压抑，过于夸大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弊端，过于诗意化和道德化的对待历史，是张炜的一贯立场。正如一位湖南作家何立伟的戏言“忍看朋辈成主席”，正是中国文人在这个时代卑琐处境的最好处境。曾几何时，我们看着多少朋友为了主席、教授而争得你死我活，又在主席、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稳了奴才之后，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或者就干脆做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的满足。巨大的贫富差距，疯狂的环境破坏，城乡之间极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公有资源越来越不公平的划分，国有资产被国内外强豪们的随意掠夺，越来越紧张的社会关系，冲突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众抗议事件等等问题，每天都在我们身边蔓延，并愈演愈烈。我们山西闻名天下越治越乱的血腥煤矿，无不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如果把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出的话，就需要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所谓修辞立其诚。花三千多万盖了一座豪宅，然后再著书立说呼吁朴素的生活；简化了事实，选择了利害，然后才完成道德上的自我感动；这不仅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甚至连一个传统的儒者都不如。我之所以如此苛刻，说到底，张炜是一个值得苛求的作家。
对此争论，广东作家林贤治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精神的背景》一文，“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的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精神构成”。他还质疑所谓的“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何时开始，有无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1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是困境。讨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高谈阔论。
如果不是陈村等人有意策划这场争论，从而为《上海文学》和吴亮做广告的话，这场争论是非常有价值的，代表中国作家在沉默之后的爆发和崛起，以及严肃的历史使命感。按照国外的惯例，读者如果不了解哪个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和声音，就不会产生对作家的信任，也不会购买作家的书。绝对不会像中国的读者，稀里糊涂光凭一个书名就自动掏腰包。中国作家，能够在历史、现实和公共问题中发出自己声音的人太少了。说到底，作家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
按照犹太思想家鲍曼的观点，知识分子是一些“专门从事文化价值观创造的人”，他们具有对官僚政治进行批判的态度，并“应该在社会中获取支持”，从而赢得同政权体制辩论的胜利。鲍曼认为，主宰社会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正统信仰，它由党的行政机构和教育系统所传输；另一种就是大众文化。然而，有一种因素在抵抗着这两股促使社会趋于一致的力量，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和社会作用，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社会确立标准，致力于自由、平等和正义。如果按照鲍曼的观点，张炜批评的重点是大众文化，李锐批判的侧重点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负面作用，两人的观点是一件事物的两面。只有吴亮是一个多余的人，却成为这个事件的导火索，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谈论问题，有“人身攻击”和“哗众取宠”之感。无论如何，中国作家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是新世纪初年的一个好的开端。
（热烈的掌声）
2001年夏天的时候，本人推出了《皇帝与流氓》一书，该书选用了已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两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山东荣城某大宾馆的总经理非常喜欢该书，专门邀请本人到威海小住几日，本人第一次免费住总统套房，享受豪华的资本主义生活。期间，本人参观了当地名胜“天尽头”，据说许多领袖人物在参观完该风景不久后便下台或去世——秦始皇、胡耀邦、杨尚昆等人都去过“天尽头”。“天尽头”——天的尽头，天子的尽头，中国东边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
公元前210年初，秦始皇巡游至“天尽头”，看到东升的太阳，无比兴奋，指点江山，挥笔写下“天尽头”几个大字，意思是“本人威加四海，疆域辽阔，直到天之尽头”。丞相李斯会其意，立一石碑于此，借以纪念秦始皇统治的文治武功和江山永固。
同年十月，秦始皇在巡游途中驾崩。第二年，陈胜、吴广起义，几年后，刘邦杀项羽，一统天下。专制统治的丧钟敲响，秦的暴政终于消亡。